亚洲之心吐鲁番 中国国家旅游杂志

在“亚洲”这个概念还没形成的时候，亚洲的中心地带就因为遥远、神秘而备受四方关注，这个传统在很多年里都没有改变。严格说来，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点在新疆乌鲁木齐郊外的一个点上，可是，我更愿意将紧邻的一个地点看做亚洲的中心，因为它更像一个跳动不息的心脏——它在每一个时代的历史，都倒映出亚洲腹地的命运，它的名字叫作：吐鲁番。

交河，在河之洲的命运

交河故城是许多诗人的一个梦，即使他们从未到达过这里。交河城的兴与衰，是来自历史的偶然，还是来自既定的命运？

“黄昏饮马傍交河”

我要去吐鲁番。一心想到黄昏时分将置身交河城附近，为“黄昏饮马傍交河”心怀激动时，一条绵延的山脉突然出现于飞机舷窗外，不期而遇的巨大喜悦让我有些不知所措——那是天山，无需借助任何指点，博格达峰就在眼前，庄严毕现。

行前，我对一位友人谈起，要去看吐鲁番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刚从国外度假回来的他流露一丝嫉妒，说道：“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有个网名，叫作麴文泰。”麴文泰是高昌国主，与汉唐风流相比，名不见经传。能通麴氏者，眼光必不凡。我说，许多游客到交河、到高昌，发现都是一堆土，没什么可看。他答：“凡人哪知色相有无。”

对有的人来说，交河高昌不仅仅是一堆土。我翻一些唐诗，发现不如说这里是一个梦：天山、交河、高昌，这些词汇一次一次出现在诗歌中。浓重的阳光砸在这片地上，夏天的空气会晒得变了形，可是有几个诗人真的来挨过砸呢？有人写“交河梁已毕，燕山旌欲飞”，一看就是没有来过。只有岑参常常能证明自己在此处，他看到戈壁上“一川碎石大如斗”，、他写下交河城“九月尚流汗”，他写冬天“风掣红旗冻不翻”，他也见过天山的雪与月。“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的李颀来过吗？我猜是没有。

许多人只能在一场诗歌的梦中描述自己的边塞梦。因为，这个地方曾经如此遥远，几不可及。

如果眼前有一幅中国地形图，我可以不用抬手不报坐标就能指出吐鲁番的位置：一片橙黄色的新疆里，唯一一小团绿色，就是吐鲁番。吐鲁番海拔太低了，有的地方甚至是负数，在平均海拔1000米-2000米的第二阶梯的新疆反而卓尔不群。可是古人既没有地图更没有地形图，在他们眼中，吐鲁番在哪里，是什么？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吐鲁番在以前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车师、高昌，高昌又分为汉人高昌和回鹘高昌，吐鲁番是后来的名字。可是，无论车师还是高昌，它们不叙述自己的历史。所有对这里的叙述，来自于《汉书》、《晋书》、《魏书》、《新旧唐书》、《宋史》、《元史》……各朝史书中类似于《西域传》的章节里，八成会找到这个地方的故事。这些全不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在说话，而是来自中土的观察者与记录者，他们带着自己的观点在说话。这还不是全部，甚至还有来自中亚的观察者，他们在自己的穆斯林史籍中管这里叫“九姓乌古斯”或“九姓回鹘”。

这让人想起欧洲的一个古老学科，东方学。人们总是对遥远、陌生、难以了解的东西产生好奇心，如果再加上一点利益推动，这个东西就太值得研究了，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东方是光怪陆离的，它可能和真正的东方完全是两个东西，但是没关系，它满足了欧洲人的趣味、才智或耐心，所以才专门出现一个关于东方的学科。唐人写诗也差不多，他们的边塞诗需要“交河城”这个意象，一写就拎出“交河”这个词，尽管他们可能不知道交河城是圆的还是方的。

交河城既不是圆的也不是方的，它大概超越了所有诗人的虚构能力。

第一次见到交河故城的照片时，我承认被震撼了一下：它不是平地上端坐的一个城，而像漂流在大海中的巨型航空母舰。中原的古城大多遵循了比较标准的古代规划思路，加上一点因地制宜，或者再遇到什么突发政治事件，就形成了一个城的大致样貌，无非是一圈城墙，围成方的圆的半圆的或是城叠城。交河如此奇特，以它考察古老时代想象力的话，只有《圣经》中的挪亚方舟可以用来形容它。

西域上空的乌云

从吐鲁番市区到交河故城，只有几十分钟的车程，我还是选择在黎明时刻到交河去。1月份的吐鲁番，没有风的干扰，只有冷，这冷就披上了一层温和的伪装，显得不那么冷。越来越近，我心生种种介意，介意它是个景区，介意它会卖门票，介意那么多人买票就可以看到它……想来想去，大概是介意它此刻居然还在这花花世界上存在着，被围观着。老是来交河畔的岑参肯定没我这么做作，李颀就不一定了。

站在城下时，看不到城的样子，只能仰望到对面20多米高的垂直土层——交河城在它上面。两条很近的河流在这里交汇，很少下雨，所以两条河几乎不变道，耐心地啃噬自己流经的土地，切割出一个独立高耸的河心洲。如果你是一棵八千岁的树，大概能看到一点河流啃噬与河洲出世的过程，可是现在这个过程只能依靠想象了——当河心洲被生活在公元前的车师人发现时，这个天然堡垒已经形成了，它太适合居住与防御，就成了车师人的一个都城。

不是旅游季节，天也没有亮透，而我到得那么早，连售票者都不在，可以独拥交河城。一个缓缓的斜坡，将我送上这艘巨舰。

在张骞走出玉门关以前，这片巨大的土地对汉代的许多人来说是没有概念的，因为几乎没有人见过。写《山海经》、《穆天子传》的人曾讲到昆仑山和西王母，可他们同时讲了那么多似是而非的神话，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王母瑶池，读《山海经》的人能认真相信吗？有个叫赫尔曼的外国人就曾考证，那时的“昆仑”指的不是山，而是部落的名字，也不在如今的新疆境内，而在鄂尔多斯的北缘。不管他的考证是不是有力，古代人对西方的懵懂倒是可见一斑，也许作者们是懂的，只是我们不懂作者罢了。交河城早就存在在中原人不知的这土地上，只有张骞走了一圈之后，它才出现在中原人的概念中。同时出现的是一个更大的词汇：西域。交河就是最早的西域三十六囯之一，车师前国的都城。

当时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环了一圈小国家，车师在北缘，据考证属于铁勒人种，这一线上还有著名的焉耆和龟兹，南缘最著名的是楼兰。张骞不但带回了西域的概念，还不小心发现，在更远的中亚有中国的商品，这商品来自一个未知的国家：身毒，就是今天的印度，他顺带发现了身毒与中国西南有道路相同。他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汉代人大开眼界，因此得了个“博望侯”的称号，只是，张骞为什么要走这一大圈？

走上巨舰的斜坡仅仅是个斜坡，过去这窄坡上应该有个土城门，现在坍塌没有了。这是交河城的南门。考古的人会说，南门过去有两层，一内一外，他们的术语叫“瓮城”，瓮城是一种典型的防御结构。从选址开始，一层一层煞费苦心的防御，车师人的防备心很重。

来自北方的一片乌云笼住西域上空，张骞和车师人之举都出于对这片乌云的戒备，乌云有一个令许多人闻之色变的名字，那就是：匈奴。张骞想联合西域的大月氏来打击匈奴，所以西行；车师人身居匈奴穿越天山南下的必经之路上，必须防备。

迷宫的终极命运

斜坡之上便见得开阔，周围的建筑都是远近高低的土色残垣。清晨天光亮透而未透，月渐渐淡在青蓝的天边，温度忽然一沉，瞬间有彻骨之冷。我已站在车师人的防备之城中。

残垣丝毫没有规律，有的高耸，两三层上开一方窗，下面的门在另外的方向；有的看似低矮，进去之后发现真正的厅堂卧室布局在下面展开。这些房间都没有房顶，据说房顶是木质，所以不存。至今还有遮蔽功能的是一些宽敞的土洞，或更复杂的地下结构。车师人在向上和向下两个向度上建造了这座城：向上用夯土筑墙，向下掏挖生土为室。几百年的时间里，后续的许多新建筑都继续向下开发，向更深更广的地下去求取居处。河之洲在车师人的时间中变成了梦幻一样的迷宫。考古学家有时也会弄不明白，他们曾以为一个洞是驻兵用的，后来又觉得那是礼佛用的。还有更多的房间不知道是做什么用，只能大略分出官署区和居民区。

凭直觉，居民区最容易辨认出来——那里不开阔，两侧高墙间是逼仄弯曲的小巷道，只能看到头上一线天，或许还会迷失在转弯处。很多代人曾经走在这小巷里，有孩子跑过，有女人担着水经过，有老人的眼睛抚摸过每个角落，有他们的脚步声、笑声、说话声或哭泣声响起过，只是如今寂然无声。

周围几个绿洲国家，焉耆、鄯善都曾专门设个有意思的官职，“击车师都尉”，是专门和车师打仗的将领，说明车师曾经实力强盛。但绿洲国家的强盛抵不过草原大帝国，匈奴的出现让车师成为受挟制的国家——车师的位置正好处在匈奴出入西域腹心地区的要道上，并且是一个粮仓。而张骞所代表的汉朝文明也看到了西域国小兵寡，对这里跃跃欲试，交河城则正好在进入西域的交通要道上。车师人命中注定的另一个敌人是来自东方的农业大帝国。

两大帝国在这里打了五场战争，交河城被围是战争中的常态。车师受挟其间，忽而归汉，忽而归匈奴，又因摇摆而得咎，疲惫不堪。为了战争供给，擅长种地的汉人开始在交河城外屯田，后来匈奴内乱，汉终于得到最终胜利。

迷宫中无序的道路汇聚成一条干道，引流归海一般，指向开阔地带。道路尽头立着一个庭院废墟，我在航拍照片上见过它，整个交河城最显眼的建筑。所有挤挤挨挨的断壁残垣，都是为了衬托城尽头的这个庭院。它是一个佛寺。

一尊看不见的大佛，坐在佛寺的中央庭院里，倚靠着背后一座塑满小佛的方形佛塔。我只能看到残破的佛塔正前方有一个微微凹陷处，那是大佛倚靠的位置。此刻，阳光像很多年前一样流淌在交河城上，坐在清晨阳光中的那尊不存在的佛像一定看到过车师人浮世苍凉的命运。我想在佛像前坐一坐，看看他看到过的活着的交河城，可我看到的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交河城外，两条河流对面，左边是穆斯林的村庄，家家葡萄晾房在晨雾中隐现，右边是穆斯林的墓地，没有墓碑的土色墓葬延展在山坡上。

胜者早已注定？

走在吐鲁番郊外的公路上，就是走在戈壁滩上。偶尔有低矮的灌木丛，骆驼刺和梭梭灰扑扑地趴在地上，看不到高大挺拔的树木。接近天山山口处竖着许多巨人式的风车，在火焰山附近的滩上偶尔有磕头机的影子，它们都是工业时代的标志。戈壁上还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结构：每隔二三十米，出现一个环状土丘，一个一个看过去，从北到南连成一排。高空俯视的话，很像一排排月球坑。那是坎儿井。

坎儿井是个很天才的发明，将天山雪水形成的地下潜流，人为引入吐鲁番盆地，成为灌溉用水。吐鲁番的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蒸发量却有3000毫米，如果不采用坎儿井，仅仅依靠雪水融化形成的地表径流，它们会在半途被阻挡或蒸发干净，无法抵达人们需要的地方。挖坎儿井不复杂，但很辛苦：沿着需要引水的方向，隔一段距离就挖一个垂直井，人下到井底，凿开暗渠，连成一个贯通的水路。

关于这个天才发明，人们想来想去，也没确定是什么时候、谁发明了它。有人说这个技术来自中亚，有人说是吐鲁番人自己发明的，有人说出现得很早，有人说清末才出现。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吐鲁番这个盆地来说，坎儿井是农业地域的一个象征。

天山南北是游牧区，这个概念在许多人脑子里根深蒂固。可这个想法会有一个漏洞：这一带的游牧区与蒙古草原游牧区很不同。在古代，西域的生态环境要比蒙古好很多，不必长途跋涉就能找到优良的牧草。这里还有绿洲适合定居，农耕和游牧的族群犬牙交错，慢慢变成居国和行国，不像蒙古草原那样完全属于游牧部族、更容易形成一个移动如风的游牧大帝国。一个个绿洲国家更像小型城市，受到地理与生态环境的限制，很难向外拓展。但它们在交通路线上一站一站连起来，就形成了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

匈奴帝国与秦汉帝国在一个广阔的战线上角力数百年，各有进退。在本地势力弱小的绿洲沿线，来自黄河流域的汉族文明更适合这里的生产方式，更能在这里站住脚。比车师更早的时候，吐鲁番一带的农业就已经发展起来，所以，车师被在这里屯田的汉王朝攻下，不是偶然事件，更像一种终极命运。

可是，如果沿着这个逻辑顺利发展，就不会直到唐人写诗还在感慨“西出阳关无故人”了。另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对于黄河流域来说，西域的位置太远了。在车师打败匈奴后，汉王朝在西域设了安西都护府，交河城也有了“戊己校尉”，这些机构和官职，都只能算监管，而不是真正全面接管，一旦中央政府实力不济或改朝换代，西域的所有官职就全部失了效用。唐代的西域史也没逃开这个逻辑，唐人就在边塞诗中铺展汉代战争的雄壮与悲切，“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除了多吃几个塞外的葡萄，我们又得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写汉代，其实是在写自己。

同样难逃命运的，是身在其中的车师国，只不过当它下一次改头换面出现的时候，名字叫作：高昌。

【链接1】吐鲁番大地最早的乐园

早在3300年前，姑师人(后改称车师)是雄踞吐鲁番大地的主人，他们已经进入文明时期，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并拥有自己的都城，他们以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王国为中心，包括周边的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地跨天山南北，影响远及西域内外。

根据汉古文献记载，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叫做“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改变了古代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在吐鲁番出土的木器文物中，发现了大量的钻木取火用具，遍布阿拉沟、鱼儿沟发掘的每一座墓中，展示了车师人是中国大地 “钻木取火”的先行者。

在火焰山腹地的苏贝希，发现了多处车师人墓地，墓穴中的男人，多为英勇善战的勇士，他们身材魁伟，体魄健壮，头戴毡盔，腰系皮质箭箙，在保存完好的箭箙中，盛装着多支利箭，箭头因功能不同分为铁、角、木三种；腰带上佩有锋利的小铁刀和随身带的磨刀石，他们个个都是以马代步的骑士，而且骑术高明。有马鞍没有马镫，仍然驰骋在天山腹地和苏贝希内外。

这一时期，纺织技术已经大行其道。毛纺织物，是车师人主要的服装材料，也是每个车师家庭中主妇们必须完成的重要手工制品。她们使用的纺轮十分简单，但捻纺出来的毛线却相当细匀，手织的毛布织面平整，不仅有平纹、斜纹、而且还采用了“通经断纬”的技法，在单色毛织物上织入红、棕、黄等彩色毛纱，造型美观大方的条纹、三角纹，巧夺天工。

苏贝希遗址发现一间制陶的手工作坊，证明车师人的制陶业可能已达到专业化程度。陶器是吐鲁番先民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它们造型特殊别致，彩绘个性鲜明，陶质为夹砂红陶，烧制火候适中。器形以单耳器为主，少量无耳器，多为圆底器，其次平底器，个别为寰足器。这些陶器主要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皿，器类有釜、罐、杯、壶、豆、盘、钵、碗、三足盘和双联罐等。陶器上有吐鲁番特有的三角形、漩纹、垂幛纹、菱形纹、网格纹等，部分陶器造型极具特色，如鄯善洋海二号墓出土的两件带柄陶器，柄端塑成动物头形，一件为野羊头像，另一件塑成公绵羊头像，形象生动逼真。

在苏贝希墓葬中还出土了12件形体十分特殊的陶杯，双耳直壁杯、斜腰耳杯、口沿立耳杯、这一类陶器是苏贝希文化标志性的产品，为其它考古文化所未见。

木器也广泛使用于车师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其出土数量比陶器多，反映了木材在青铜时代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木器的制作方法，一般用圆木截成坯料，再经过砍、削、挖、刮、刻、弯曲、拉直、打磨，修整制成需要的器形。车师人常在木器上雕刻各种动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画面。如洋海墓地出土的双耳木桶，口沿上有两个对称立耳，耳上穿孔，通体饰彩，上下口饰连续三角纹，中间两排动物，雕刻出轮廓后涂黑彩，上面一排两匹狼一只野山羊，下面一排三只野山羊，又如洋海墓地出土的椭圆形木桶，有对应的两年彩绳小孔。上下沿饰三角纹，红、黄、黑色彩，寓意为两只狼为抢夺两只野山羊而拼死搏斗，画面生动逼真，狼和羊栩栩如生，其他如洋海墓出土的刺猬形木盒和木橖，无不为难得的雕刻艺术佳和考古文化精品。在木盆底部雕刻的动物形象，还有马、虎、狗、 梅花鹿、骆驼、野猪、飞鸟等。从木器造型的复杂程度和雕刻图案丰富多彩来看，当时的木器加工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可能已拥有了特色镟木工艺。

马鞍是精于狩猎的车师人最先拥有的马具，苏贝希一号墓地出土的一件马鞍，富含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它是用厚皮垫缝合而成，整个鞍面上用皮条缝出成排的扣花，鞍桥两端各缀四副8件磨光成桃形和S形带孔骨扣，上面有细皮带穿出，马鞍腰间仅有一根皮带固定鞍身，中部有一细皮带系于马的前胸，两鞍片宽中间缝一皮扣，用于连接后酋，鞍下有毡鞯，用白色薄毡裁成。鞍上无镫，也未见代替了镫的皮带圈，让人惊讶的是苏贝希的马鞍与苏联阿尔泰马泽雷克墓地出土的马鞍形状、结构完全一致，甚至连皮鞍填以鹿毛这一细节也一样。车师人虽然深居山间地，绿洲小村，但隔不断他们与广大外部世界的交流与联系，他们称得上是前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在偏僻山间谷地的车师人墓葬中都多次发现相当数量的海贝，这些东至南海东海，印度洋、波斯湾才能找到的海贝，成了车师人十分宝贵的珍爱之物，当作了追求时尚的衣饰和颈饰，它们的出现并非偶然，说明小小的苏贝希山村并不封闭，它路通天下，车师人并不保守，他们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与海外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与海贝一起，在车师墓葬中，还有一种铜镜，铜镜直径10厘米，下方往往有手持把手，让人奇怪的是这种铜镜的造型，居然与希腊铜镜造型有相通之处，这说明，驰马天山的车师人，他们的外联范围已经达到了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再联系到费尔干纳盆地乌孜别克斯坦带有希腊风格的铜罐，可能也是这条东西方文明交流上的文化遗存。吐鲁番盆地地处亚欧大陆交通要道，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车师人，就在为这条东西方文明交流道路开拓上作出自己的历史贡献。

【链接2】走进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以西约13公里的亚尔乡，它建筑在亚尔乃孜沟两条河交汇处的黄土台上，约30米高，长1650米，两端窄，中间最宽处约300米，呈柳叶形。这里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车师前国都城，在公元前2世纪由车师人开创和建造，是该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在南北朝和唐朝达到鼎盛，9至14世纪由于连年战火，交河城逐渐衰落。元末察合台时期，吐鲁番一带连年战火，交河城毁损严重，终于被弃。吐鲁番的干旱少雨，使故城保存得非常完整。

交河城的总面积47万平方米，现在仍然存在的建筑遗迹有36万平方米。全城象一个层层设防的大堡垒，人站在城外，像处在深沟之中，无法窥知城垣内情况，而在城内，则可居高临下，控制内外动向，城中布防也极为严密。

交河城的布局大体分为三部份，一条长约350米，宽约10米的南北大道，把居住区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大道的北端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并以它为中心构成北部寺院区。城北还建有一组壮观的塔群，可能是安葬历代高僧的的塔林。东南方，有一座宏伟的地下宅院，顶上有11米见方的天井，天井东面南道，设有四重门栅，天井地面，有一条宽3米，高2米的地道，长60米，与南北大道相通，据推测，可能是安西都护府的住所。城的西部有许多手工作坊。大道两侧是高厚的土垣，垣后是被纵横交错的短巷分割的“坊”，临街不开门。“坊”内有居住遗址和纺织、酿酒、制鞋等手工作坊。东侧有军营，其余为民居。

交河城仅有东门和南门两座城门。由于城建在30米高的悬崖上，不用筑城垣，城门也不是正式建筑。南门，是古代运送军需粮草、大军出入的主要通道，地势险要，有“一人守隘，万夫莫向”的山崖。东门立在30米高的峭壁上，主要是城内居民汲引河水的门户。

高昌，西出阳关之后

一个西域国家，却拥有各种各样汉文化的东西，看起来反而显得新奇。汉姓高昌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汉人思念故土的历史，此外，他们还拥有一位光彩夺目的国王。

进入彩色有声时代

吐鲁番博物馆里坐着个镇墓兽，人面兽身，人面是高鼻深目的样子，身材像个狮子，修长流畅，面露凶光。我看着它暗暗觉得，他乡遇故人的感觉还是很好的。上次见这样的镇墓兽是在洛阳博物馆，它出现在丝路终端洛阳的意义大约是丝绸之路的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等。从洛阳到吐鲁番，眼前的恶煞让两个遥遥的地点有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呼应。这一回，其实不是“他乡”，面孔像中亚人的镇墓兽已经不是客人，而是地主。

离开交河的历史，进入高昌时代，就像一下子从电影的黑白默片进入彩色有声时代。吐鲁番博物馆里各种各样的壁画、文书、陶俑、用具，眼花缭乱，争相涌到我面前，挤挤挨挨地给我讲高昌。史书里的《西域传》也究竟单薄了一些，高昌终于迫不及待自己开口讲历史了。不过，这次自述，也是出于一次被观察与被发现。

伯希和，斯坦因，斯文·赫定，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的好奇心促使自己来到亚洲腹地探险，他们是探险家、东方学家、东方学家的学生、地理学家……在东方，新疆所在的亚洲中心区域又是最生疏最神秘之地，是探险者天然的乐园，是他们重新发现了这里。其中的某些人使劫掠敦煌文书的事件在吐鲁番重演，吐鲁番的各种高昌文书、壁画才爆发到世人眼前。

我曾在一个石窟看到，一幅佛本生图已经被切割，但还没来得及揭走，带着刀痕永远留在石窟里，切割的刀法，与同一窟里已经出现在国外博物馆的壁画切割痕迹一模一样。当然，破坏有许多种，还有佛像被挖了眼睛，这大概来自一场更久远的宗教运动，或是一场新近的政治运动。所有的毁坏与变动，都是大海退去后裸露在沙滩上的印痕，时间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摩尼文、粟特文、回鹘文、突厥文、蒙文……博物馆有个展厅像是各国文字展，它们大多是佛经，也有摩尼教、景教、祆教、伊斯兰教的经典文献。这里本就是个文化交汇点，各国文字应该不如汉文看着稀奇，可是，偏偏这里见的最多的是汉文。

各种汉字文书十分热闹，像个杂货铺——除了佛经，公文有下诏的、收税的、军政文牒；私人文书有借贷的、租赁买卖的、雇佣的，甚至还有遗嘱……文书里的高昌国，从官职、军制，到秀才、孝廉的选举，都和内陆一模一样，一个姓郑的11岁小男孩写的家庭作业，是工工整整地抄《论语》。

一个西域国家，写作业要抄《论语》，看起来难以置信。有整整一个时代，高昌的主体居民都是汉人，他们大多是屯田军人的后裔，或是从河西走廊一带移民过来的人。高昌故城离交河故城50多公里。这里本是汉人军队屯田的地方，车师前国在5世纪真正灭亡于北凉人之手，高昌就成为政治中心，交河城渐渐开始衰落。后来柔然灭了北凉，扶持汉人为高昌王，高昌从此成为一个王国。

许多文书的形状都很怪，半圆的、细长的、弯曲的，还有些形容不出来的形状。它们不像佛经作为经典藏在石窟洞里，而是另有用处——它们先前是文书，后来废弃了，被大家捡取，做了些鞋样子、帽里子、泥偶骨架什么的，埋葬在墓里，考古学家又把丧葬用品杂货铺复原成了文书杂货铺。还有人用这个过程推算，那些官府文书，从开具到废弃，大约要保有15年，然后就作废扔掉，被人捡走……

壁画上的国王

一个圆脸膛的维吾尔族小伙子拿着一串钥匙，站在石窟门口等我。洞窟不大，是长方形的，窟门上方特意凿出一个进光口，涌进来的晨光指向洞窟深处的一幅画，释迦牟尼涅槃，十六国王子举哀。两壁没有毁坏处，佛像与菩萨像艳然如初。站在窟内，仿佛见万千声音，万千色彩，转而又寂然无声无色。

我看得惊呆，看得贪婪，举起相机，想要拍一张照片。“不能拍照！”小伙子立即冲进来，汉语生硬，涨红着脸，要检查相机。他极坚持，直到确认没有照片了，才作罢。然后站在我身旁等。我转而掏出本子和笔，开始写字。他居然又不放心，伸头看我写什么，仿佛写字也会偷走他的宝贝。

连看了几个洞窟，他都近距离盯着，防止我妄动。最后出来，我向他微笑行礼，说，你做得真好，这些东西幸好有你认真保护。他脸又涨红着笑了笑，走了几步，似乎觉得亏欠于我，重新取出一把钥匙，要打开一个额外的窟给我看。

窟里昏暗一些，我稍微适应一下光线，才看出，四周的壁画已经毁坏得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放大的彩色照片挂在墙上——许多壁画早年被外国探险者攫取到国外，安置在博物馆、美术馆中，如今只能在它们的故地看照片了。我一点一点看这些照片上的画。小伙怕我不知重点，轻轻扯一下我的袖口，指了指其中一幅：“看，国王。”那是一个高昌国王，作为佛教供养人，用毕恭毕敬的姿态出现在壁画上。

我看到的，是火焰山下木头沟里的柏孜克里克石窟，高昌国的皇家寺院。壁画上是一位回鹘高昌王。高昌经历了4个汉姓王朝，时间最久的是麴氏，柏孜克里克石窟一开始就是麴氏家族建的。即使朝代轮换，礼佛传统没有变。

佛学本来庞大深奥，足以与儒家相抗衡，曾有外国学者说，佛教传入中国，虽偶有繁华，但终不顺利，是与儒家思想已经根深蒂固有关。在绿洲国家中，这个障碍几乎不存在，它反而成了一种精神维系，使绿洲上的小国家有了更紧密和统一的联系。西域的佛学中心在龟兹，就是今天的库车，那里出了一位风华绝代的译经者鸠摩罗什，甚至曾有讲经者提到鸠摩罗什翻译的经时，忍不住提醒听众，他的译文太优美，读经人切不可让优美的文字覆盖了佛经的奥义。高昌史上也出了许多佛学追随者，有一位血肉丰满让人一见难忘，就是高昌王麴文泰。

我去看高昌故城。八百年高昌，而麴文泰住在这里，他让这个城活了。

去高昌的路上，一定会在一座红色的山前走长长的一段路，从山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幸好是冬天，我可以沿着路从从容容看它，而不怕被灼到眼睛：火焰山。还有一个人也走过这条路，看到过它，他走的道路成就了麴文泰的光彩，他是玄奘。

空旷之城

高昌城我去了两次，玄奘只去了一次。

一个姑娘开着游览观光车，带我在高昌城走了一遭，但我还不满足。玄奘想再回到高昌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而我不知下一次何年才会来到这里。有些非常奢侈的东西，当擦肩时，一定要认出来，因为相遇的机会只有一次。趁没离开吐鲁番，我要再来一回。

这个庞大的城郭坐在一片极其开阔的地面上，当它活着时，比交河城要宏伟得多。一圈夯土城墙几乎是完整的，至今仍有十几米高。有人考证说，它们原本能达到20米高。

玄奘原本没想来到高昌，打算经过伊吾，然后走北面的可汗浮图，可是，高昌王麴文泰听说他到了伊吾，执意请他连夜赶来。所以，他第一次踏入这座城时，是在一个匆匆忙忙的深夜。如果他像我这样清晨到达，他会对这个城市有熟悉的感觉——整座高昌城，彼时是按照唐代的里坊制度所建，城的形状、街区分布，都与长安城很接近。

他抵达时，看到的是灯火辉煌，麴文泰一夜未眠，与妻子儿女一起读着佛经等他，当玄奘叩响城门时，国主亲自出宫迎接，欢喜备至。

我踏入的，是空无一人的巨大废墟。没有城门，只有城墙残破的豁口。远处有一个夯土建筑，我已辨不出形状，只能看到一堵残破的墙、墙上门的形状。与交河不同，这里居民式的小型建筑，几乎全部没有了，空旷的地上遗存下来的，都是建筑中的巨制，即使一堵墙，也如同宫墙一般雄伟。

一辆摩托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响了好久，才在我身后几十米的地方停下。是位维族老人，他认真端详了一下，确认我拿的是照相机，对我喊话：“只能照相，不能摄像！”就骑上车，放心地消失在城墙之外。废墟又恢复了寂静。

残壁下有几支纷乱的羽毛，羽毛的主人却不知何在。穿过残壁，又是一片平旷，地上偶尔见一团一团的梭梭草，在冬日里把颜色都抽干，与周围的土色融在一起。有的梭梭下，围了一圈土洞，挖洞的主人也没有踪影，不知是鼠还是兔。我捡到一截弯曲的圆柱形陶器，灰扑扑的，大约是一个陶罐的把手，不知何年月碎落在这里，依旧没有主人，我又把它放回原地。

一个骷髅头坐在一丛梭梭草的旁边，我看到它时，它也看到了我。我摇摇头，实在认不出它，我不知它是骆驼、马、还是驴。看起来更像骆驼。我拎起它，放到一个更适合拍照的位置，这个时候，看到它有一排上颌牙齿。我很想问问它是谁，在这里多久了。它又默然。拍完照，我把它请回了原来坐着的位置。

高昌国主麴文泰一定有一颗很难满足的心，走到另一片废墟巨制时，我忽然想。这里大概就是麴文泰的宫城。层层叠叠的巨型台基、残壁、镶嵌在残壁上的房间，更像罗马人的废墟。中土的传统建筑以木为主，哪怕是宫殿，都很难留存下来被人看到，但高昌的夯土建筑却能留下一个隐约的轮廓，看起来分外雄壮与复杂。一个天生寂静的灵魂其实不太需要向外求道，无论是物质，还是佛法；一个普通人的灵魂，物质充盈时，也会有满足，甚至沉溺其中；如果还不满足，就继续沿着欲望或爱好的道路走下去，所以国君们有的去征服领土，有的成了艺术家，有的去求长寿。而麴文泰已经拥有的够多，又游历多地，广闻博见，仍然有所求，这该是个多么不知满足的人！能满足他的，大概只有去求法，去求内心的寂静与快乐，去求一个“满足”。

他对玄奘日日以礼相待。他明知玄奘要西行，还是决意将之留住，成为一国的导师。可是，他留不住一个心意既决的行者。玄奘的求法之心，比他更甚，法既未得，不可中停。麴文泰软硬兼施，玄奘以绝食相抵。国王败下阵来。

我终于走到了一个大寺，仿佛走到了高昌之行的终点。寺中央也只有一个残破的方形佛塔，安立在本应存在的大佛像后面，此外只是一个空空院落。麴文泰答应放玄奘西行，他与玄奘结为了兄弟。小说《西游记》中，玄奘“御弟”身份的原型，其实不是来自李世民，而是来自麴文泰。在他为玄奘准备行装的一个月里，玄奘每天为高昌的僧人宣讲《仁王般若经》，就在这个院落中。在这里，麴文泰每日亲自跪下，让玄奘踩着自己的身体，升座讲法。他对玄奘只提了一个要求：西行回来时，再回到高昌一次。玄奘怎能不应呢？

不能实现的诺言

麴文泰为玄奘准备了25个人，30匹马，来回20年的衣服与盘费。他写了24封信，交给沿途将要经过的24个国家，请求协助。他又为当时的草原之主突厥叶护可汗专门写信，请求他护送玄奘处境。如果没有麴文泰，玄奘之行几乎难以为继。16年后，玄奘原路返回，给中土带回了佛学的两大根本体系之一，唯识学，在中国创立了法相唯识宗。

可是，玄奘完成不了自己信守的诺言。高昌国，无论是国家还是国君，都已经消失在世上，玄奘回不来了。

作为一个夹在草原帝国突厥与中原唐王朝之间的小国家，高昌的命运与车师几乎一模一样。麴文泰必须两面称臣，才能谋得国家安宁，可是一旦两大国开始对立，麴氏王朝不可能自保。突厥与唐王朝终起冲突，曾经依附突厥的高昌再难安宁。公元640年，麴氏高昌国被唐伐灭，麴文泰在国灭前身亡。

只是这一次，一个汉人小国被一个汉人大国攻打，高昌的居民们居然是欢迎的。《唐书》

里写道，在山雨欲来之时，高昌城里在传唱一个童谣，他们唱：“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不是国主麴文泰残暴，才惹得大家期盼国灭，而是他们太想念回归。日月照霜雪，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西域人。

高昌有一个阿斯塔那古墓群，在出土的墓葬壁画中，一眼望去，那仕女的装扮、身形完完全全是唐朝式的，连画法都一致。用我的朋友“麴文泰”的话来说，“那里就是汉人的飞地嘛”。可是，史书上原本不这么看。在《梁书》、《周书》、《隋书》的《高昌传》中，都提到过，高昌人的服饰很怪异，穿胡服，甚至留小辫，是异族服饰。高昌久居边地，人们换一种装扮很自然，如果是其他民族，根本不会在意中土人的眼光，但高昌人在乎。唐统一后，高昌人居然自发掀起改换服饰的风潮，与唐统一，不知这是出于时尚之风，还是内心中渴望的一致。

阿斯塔那有一个官员的墓葬，画了一个六扇屏式的壁画，画上没有人，是江南的河水、水草、鸳鸯、鸭子，还有一群一群的小燕子。他来自江南，但他回不去了。

高昌故城里，麴文泰住过的宫城遗址后面，有厚重高大的城墙。墙外有两个绿色的塔尖，站在整个高昌故城里，那是唯一能看到的外面的物体——它们是清真寺门口的唤拜塔，也是另外一个时代的标志。高昌汉人没想到的是，被唐攻灭后，来的是回鹘人。

【链接3】高昌兴衰史

高昌故城遗址坐落在吐鲁番市东面约40公里的哈拉和卓乡所在地附近，北距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沟口（胜金口）约6.5公里，东距鄯善县城约55公里。

高昌城奠基于公元前1世纪，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汉、魏、晋历代均派有戊己校尉在此城，管理屯田，故又被称为“戊己校尉城”。公元327年，前凉张骏在此“置高昌郡，立田地县”。继而又先后为河西走廊的前秦、后凉、西凉、北凉所管辖。442年，北凉残余势力在沮渠无讳率领下“西逾流沙”，在此建立了流亡政权。450年，沮渠安周攻破交河城，灭车师前国，吐鲁番盆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遂由交河城完全转移到高昌城。460年，柔然人杀北凉王安周，以阚伯周为高昌王。此后张、马、麴氏在高昌相继称王，其中以麴氏高昌统治时间最长，达140余年（499-640）。

640年，唐吏部尚书侯君集带兵统一了高昌，在此置西州，下辖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由侯君集所得高昌国户籍档案统计，当时有人口三万七千。8世纪末以后吐蕃人曾一度占据了高昌。9世纪中叶以后，漠北草原回鹘汗国衰亡后，西迁的部分余众攻下高昌，在此建立了回鹘高昌国。

1209年，高昌回鹘臣附蒙古，成吉思汗赐回鹘高昌王为自己的第五子，并下嫁公主。13世纪以后，天山以北广大地区的西北蒙古游牧贵族以海都、都哇为首发动叛乱，坚持“仍旧要生活在草原上，不能到城市地区去”，曾多次南下侵犯臣属于元朝的回鹘高昌国，这场战火延续40余年之久，高昌城在战乱中被毁。

高昌故城平面呈不规则的正方形，布局可以分为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总面积约200公顷。外城墙基厚12米，高11.5米，周长约5公里；夯土筑成，夯层厚8—12厘米，间杂少量的土坯，有清楚的夹棍眼；外围有保存完好凸出的马面。南面有3个城门，其余三面各有两个城门。西面北边的城门保存最好，有曲折的瓮城。内城在外城中间，城墙全为夯土城，西、南两面保存较好，其建筑年代较外城为早。宫城在最北面，外城的北墙就是宫城的北墙，内城的北墙是宫城的南墙。

【链接4】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位于吐鲁番市东45公里，火焰山下木头沟西岸的悬崖上。始凿于南北朝后期，经历了唐、五代、宋、元长达7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这里一直是高昌地区的佛教中心，回鹘高昌是石窟群最繁华的时期。共有洞窟83个，现存57个。其中有壁画的40多个，总面积1200平方米，是吐鲁番现存石窟中洞窟最多，壁画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第17、18两窟，为公元6-7世纪南北朝后期开凿的。第16号窟凿于中唐。第20号窟壁画，绘制有回鹘高昌王和王后的图象。第33窟后壁，有一幅表现佛涅槃后众弟子默立举哀的致意图。第38窟，是反映古代摩尼教生活情景的洞窟。第51号窟，建于回鹘高昌时期。第69窟，是第20号窟的窟中之窟。第82、83号窟，是公元10-11世纪高昌回鹘王国强大时期，专为佛寺高僧修建的小型纪念窟。公元13世纪末，高昌王室东迁甘肃永昌，加之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后，佛教渐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随之衰落。

【链接5】吐鲁番文书

吐鲁番文书主要为古代吐鲁番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的原始资料。19世纪末，在敦煌文书被劫掠的同时，吐鲁番文书也先后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的克列门茨、奥尔登堡、斯坦因、格伦伟德尔、勒科克、橘瑞超等人的掠夺。他们除掠去大量艺术珍品外，也窃去不少文书、墓志。当时在该地做官的王树楠亦搜集到若干文书及碑刻、墓志。由于当时出土数量及完整程度远逊于敦煌，更由于长期秘不示人，除个别文书作为书法艺术品发表外，罕为世人所知。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在外国的研究著作中陆续披露出来。

自1959年起，新疆考古工作者以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墓葬区为重点，进行十余次大规模发掘和清理，获得大量的汉文文书。此外，在英沙古城、安家乐古城、伯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中，也有少量发现。

吐鲁番文书就其性质，可粗略分为公私文书、古籍、佛道等教经卷四大类﹕公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帐，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数量更多；私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各类疏(衣物疏、功德疏之类)、契券(租佃、借贷、雇佣、质赁、买卖等)、遗嘱、辞、启、信牍等；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判集等；宗教类有佛教经论，道教符箓、醮辞、经文，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书和属于高昌郡时期的文书。就目前所知，大部分均在国内，其中以北凉时期为多。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行之于内陆的地方行政区划以及设官分职，军事编制，秀才、孝廉的选举，同样在高昌郡实行。赋役制度如北凉的计赀制度、各类徭役的征发，以及水利灌溉的重视与管理等方面，文书中也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文书表明，唐代本地区文化有了空前发展，以《千字文》为启蒙读物；儒家经典中有《礼记》、《孝经》、隶古定《尚书》等，而以郑玄注《论语》的写本最多；所出《判集》大致为供考试和官吏诵习的拟判；此外，尚有具注历日、针经、药方、医书、本草等残篇。宗教类中，唐抄本佛经多是法华、金刚、般若等大乘经典。由于唐王朝的提倡，道教得到发展，出现《五土解》、醮辞等经咒文。至唐大历十三年(778)后，汉文文书渐趋罕见。此后所见，多为回鹘文文书。

古代民族文字出土少于汉文文书。粟特文文书有勒柯克掠去的《大般涅盘经》，以及景教、摩尼教经典残卷、突厥文文献《受难记》。古代民族文字中，回鹘文文书为最多，除大量译自汉文、藏文和库车─焉耆文的佛经外，还有公文、契券等。德国所出《柏林所藏吐鲁番文献》多卷本中，绝大多数是回鹘文文书。还有属于回鹘字蒙文译本的《亚历山大传奇》，对研究当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