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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著名学者、书法家杨守敬所著《激素飞清阁评碑记、评帖记》（以下简称《评碑帖记》），是《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和《激素飞清阁评帖记》（以下分别简称《评碑记》和《评帖记》）两篇的合集。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有着传奇命运和重要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的《评碑帖记》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有责任为它找回历史的座标。 一 《评碑帖记》命运多舛，先是未能及时刊行于世，后于光绪六年(1880年)书稿遗失。中举之后，杨守敬进京参加会试，游学京师。虽会试未果，而多结友朋。受潘存等人的影响，对金石文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搜求考证金石之余，开始进行书法史和书法批评的研究，于同治六、七年间（1867-1868年）著成《评碑帖记》。其时，杨守敬还不到三十岁，而且在京城无名无份，不过是一个来自偏远地区（宜都）的进京赶考者而已。他人微言轻，又无资金，虽与潘存、邓承修交谊甚厚，而潘、邓二人在政界和学术界的地位有限，无力推介和资助，故该书未及时出版实属无奈。更糟糕的是，十二年后杨氏赴日本公干，《评碑帖记》的书稿在日本友人中传失。杨守敬对此念念不忘，1907年在《壬癸金石跋》的序言中说：“……成《评碑帖记》四册。庚辰携之东渡日本，竟并失之。” [1]（P991）1911年在《学书迩言·自序》里又说：“余三十年前，有《评碑记》二卷、《评帖记》二卷，庚辰，东渡日本失之。”[1]（P475）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数十年后，《评碑帖记》的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遗落在日本的残本不知为何人所拾，交由日本谈书会校印发行（未记出版年月），之后又有三省堂昭和三十二年（1957年）刊印本、昭和三十七年（1962年）再版本以及油印本和手抄本问世。台湾有一位署名“竹久”的老先生，则依三省堂本手抄《评碑记》交付学海书局出版（无《评帖记》）。大陆方面，杨氏仙逝之后，其孙杨先梅在整理家藏图籍时找到了《评碑帖记》的手书底稿，将手稿捐献给政府。[2]（P119-120）应当说，《评碑帖记》的失而复得是不幸中的万幸。 《评碑帖记》的大陆手稿本与日本刊印本均残缺不全。前者缺周秦至后魏的碑评一百三十二种，后者则缺卷首《碑目记》及唐开元十一年（723年）至唐大历二年（767年）的碑评五十种，且未论及颜真卿、李阳冰等大家。《评碑帖记》的手稿现藏湖北省博物馆。《评碑记》一册，高二十八点七厘米，宽十八点一厘米，共五十八页，行书，印有绿色双边框，版心上下鱼尾之间有“印章”、“芸禄堂”五个篆字，首页序言题为《激素飞清阁碑目记》，正文按时代顺序评述碑刻一百六十余种，始自北魏正光四年（523年）《高贞碑》，终于唐大历二年（767年）的《峿台铭》。《评帖记》二册，高二十三点五厘米，宽十四厘米，以楷书书于红扁方格纸上。第一册二十四页，版心下方有“吴茂泰斋”四字，正文以时代人名为序，评述自魏至隋名帖四十九种；第二册二十九页，版心下方有“永龄斋”三字，专评《兰亭序》、《十七帖》等四十三种名帖及其刻本、临本之异同和优劣。日本各种版本大体出自谈书会刊印本，内容没有什么不同：《评碑记》分三卷，第一卷起自周秦《石鼓文》、止于汉代《附汉残碑》，第二卷起自魏《公卿上尊号奏》、止于隋《附启法寺碑》，第三卷起自《孔子庙堂碑》、止于《镇军大将军吴文残碑》，计碑目二百三十三种；《评帖记》的帖目与编排，则完全与手稿本相同，惟不分卷。[1]（P521） 基于上述大陆手稿本与日本刊印本之异同，陈上岷先生以两种版本互校，整理成《激素飞清阁评碑记、评帖记》，199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7年又被收入谢承仁先生主编的《杨守敬集》第八册。经陈上岷先生校订整理之后的《评碑帖记》，共计评述碑帖三百八十四种，其中《评碑记》评碑二百八十八种，《评帖记》评帖九十六种。[1]（P523）从杨守敬撰写成书到陈上岷校订出版，时隔一百二十二年，其间跌宕起伏，悲喜交加，可谓百年沧桑，命运传奇。 二 百年的沉寂也是百年的沉淀。《评碑帖记》的理论价值并未随着时间一起消逝，相反，拉开时空距离之后愈发变得清晰起来。 首先，作为杨守敬的处女作，《评碑帖记》是研究杨氏早期学术活动的关键文献。作为晚清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杨守敬一生醉心学术，可考的杨著多达八十余种，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学、版本目录学、金石文字学、书法学，堪称学问通博、著述等身。其中，惟有《评碑帖记》能够相对全面地反映杨氏三十岁之前的学术兴趣、治学方法和研究成果。尽管杨守敬成就最高的是舆地学、专注最早的是金石文字学，但他却是在书法学领域挖到学术上的“第一桶金”。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在那个时期的学术，可以说，他是用金石文字学的资料和方法做了书法研究的事情并率先出了成果。《激素飞清阁碑目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时馆于崇文城南之平乐园，距琉璃厂往返约十里。每薄暮，馆事毕，步而往。漏三四下，街衢之间，爝火尽息，阒无行人，余方挟数纸踽踽而归。或灯为风灭，则望影疾趋，不惧亦不倦。归后犹复挑灯伸纸，摩挲数次乃寝。如是者年余，囊金馆谷，为之罄尽，所谓极穷屯而不悔也。”[1]（P527）寥寥数语，形象地记录了青年杨守敬在京师搜求碑帖、反复摩挲的情形，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学术的真爱和治学的精勤，真“不惧”、“不倦”而“不悔”也。 其次，《评碑帖记》是首部合之以碑帖概念为类、以金石资料为基、以书史脉络为经、以作品评鉴为纬的书学研究专著，有效地提升了书法批评的理论品质、拓展了书法史论的视野和空间。清代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始有北碑、南帖在理论上的分疆。杨守敬迅速吸收这一最新理论成果，依凭他在金石资料上的高度占有以及书法理论和实践上的扎实功底，分碑、帖两个大类以书法史为主线采用条列的形式对周秦至隋唐三百八十四种碑帖进行评鉴，著成《评碑帖记》，开书法批评之新风。同时，它一改前人关于史论的概括论辩和抽象诠释，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解读对大约一千五百年间书法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为后来建立科学的书法史作了必要的准备。由于它在按照书法史的脉络逐一评鉴碑帖时，常常联系到不同时代的作品进行分析比较，指出用笔、结体、风格继承和演变的情况，遂把“点”（具体作品）、“线”（发展时序上或形式特征上或艺术风格上相关联的一组作品）、“面”（某一时代或某一类型的书法艺术发展概貌）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使微观的单件作品评鉴走出了孤立、封闭的小天地，而且使宏观的书法史研究也变得更加丰满和自信了。 再次，《评碑帖记》将金石文字学考据之法引入书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金石文字学是杨守敬穷其一生研究的学问，由此确立的重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也贯穿了他所有的研究领域。具体反映到他的书学研究上，则是以考据之法有力地突破了传统书论直觉感悟式的研究方法。为了丰富第一手资料，他甚至不顾舟车劳顿到各地访碑亲拓。《评碑帖记》中的文字，多是他亲炙众多碑帖及其各种版本，详为考证、细加比较之后才下的结论，并且时有即兴发挥，谈一些他对重要理论问题的新看法。譬如他为“唯中锋论”之辩：“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非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似甚辨，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论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伏、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有诸法之妙乎？”[1]（P558）其实证之书论，将书法艺术探讨与学术考据结合起来，华实相辅，有理有据，平实而具体，有效地克服了传统书论大而化之、虚无玄远的弊端，真正透彻地“解”开了很多理论上的“疙瘩”，更加令人信服。 最重要的是《评碑帖记》逆时风首倡“碑帖融合”的书学思想，堪称时代巨献。清代碑学中兴，既有帖学式微的前提条件，也有大量文物碑志出土作为物质基础，更有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理论鼓吹，扬碑抑帖、尊魏卑唐，碑学取代帖学成为书法艺术的主流。《评碑记·自序》云：“宋元以来，书家林立，惟行草差可观，而真书云绝，无论篆隶。良由精于简札，略于碑版。故特著此篇，以矫其弊。”[1]（P529）可见，杨守敬敏锐地捕捉了时代气息，并且立即展开了行动。难能可贵的是，他虽赞成以碑学力矫时弊，却又不赞成彻底放弃帖学。他在《评帖记·序》中说：“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刍灵耳。见刍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已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耶? 故集帖之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1]（P585）杨氏不厚此薄彼，无论碑帖，唯取其“精”，明确主张碑帖融合，比刘熙载1873年著《艺概·书概》提出相似的观点还要早五年。较之康有为等人的偏激，他显得更为理性，充满朴素的辩证精神。用徐无闻先生的话讲，《评碑帖记》“兼有康氏维新之意，而无康氏偏颇之失。”[1]（P524）也就是说，它既把握了时代性，又保持了科学性。在晚清书坛呈碑学一边倒的大势之下，杨守敬没有随波逐流，并敢于提出科学的理论创见，真是有胆有识，其“品高”、“学富”于此可见一斑。不难想象，《评碑帖记》如能及时刊行于世，势必会为激进的晚清书坛起到必要的镇静和导向作用，如此，则近代书法史或有被改写的可能。 三 《评碑帖记》是一部颇具现实意义的书学理论著作，它的光辉，既投射于现实，又通过现实得以反映。我们至少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对其作现实的观照。 一是《评碑帖记》的“资料性”使之能够为后世学书者起到类似于“工具书”的作用。如前所述，《评碑帖记》收集的碑帖比较全面，也比较系统，基本囊括了自周秦至隋唐具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并按照碑、帖的分类和书史的脉络胪列。近百年来，虽然又新出了一些古代书迹，但《评碑帖记》所论的碑帖仍然是基本的书法史料。它不仅对每件作品从艺术的视角评其风格、考其源流，而且将作品的全称、书体、作者、创作时间、原石状况、各种传世版本及其比较、与相关作品的对照以及即兴而作的理论发挥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都尽可能罗致笔下，为书法后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限于篇幅，兹录一则，示其风采： 《隋皇甫诞碑》/于志宁撰，欧阳询正书/无年月，当在贞观初/陕西长安 王元美谓较《醴泉铭》尤险劲，意在抑彼伸此。余谓其不及《醴泉铭》处，正以纯用险劲，无其清俊之度，要亦古今剧迹也。余见张嶰山（岳崧）所藏北宋拓本，锋颕毕露，海内当无数本。后归茂名吾家蓉浦（颐），蓉浦又转以赠其师景刘泉。是碑嘉靖间中断，其下截则国初始缺者也。首一行监字，乾隆间始缺，于是购是碑者，以有监字为旧拓，帖估遂另刻以补之，然真鉴者自能辨也。关中裴氏有重刻本，几欲乱真。又有李氏本，谓之线断本，则据已断本重摹，不及裴氏。余翻刻者不胜纪。 大抵旧拓较新拓皆肥，而旧拓亦有肥瘦之辨：其为国初拓者甚肥，多淡墨；明拓本墨甚重，亦稍瘦，而笔画之两边尚未有泐痕，宋拓本又肥矣。所以然者，大凡碑石搨多则肥，肥则笔画之间必有泐痕，帖估以砺石磨之，则泐痕少而字瘦矣。又久之而又肥，又磨，故纤细至于如近拓也。凡在西安碑林之石，无不受此灾者。特记于此，以告后之鉴赏家，无徒守肥瘦之说也。[1]（P565） 此外，《评碑帖记》中作者立论之前的（金石）资料占有和撰书之时的文本设计（论书之外还特意交待作品的相关信息）所体现出来的“资料意识”，对我们今天从事书法理论研究也不无启示。 二是《评碑帖记》的“思想性”使之能够在如何对待书法传统、如何进行书法创作上起到引导作用。“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书法传统的继承也要有自己的主见。《评碑帖记》将作品分为碑、帖两类，即体现出杨守敬对阮元北碑南帖论的继承，他认为碑、帖的分类是可取的，但他同时也认为北碑和南帖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他在《孙秋生》、《始平公》等五种造像后面的评论文字中写道：“阮文达谓唐以前分南北二派，划然不相谋。余谓如此等南朝诚罕见，若《郑道昭》等之疏宕奇伟，与《瘗鹤铭》相似，《根法师》等之姿态艳丽，与《萧憺碑》相似，即献之《恒山铭》数字，见《绛帖》，亦与诸碑不甚远。至于各有面目，则古今皆然，不独南北朝也。”[1]（P556）这种客观的态度，体现出真正的学者风范。当代书家未必都看过杨守敬的《评碑帖记》，但该书中许多“思想”与书法创作的“现实”却实实在在地关联在一起。就拿《评碑帖记》所倡导的“碑帖融合”书学思想来说，既体现在杨守敬自己的书法创作当中，也与整个二十世纪及其前后的书法创作相呼应。杨氏书法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镕碑铸帖、刚柔相济，兼有“碑”的金石气与“帖”的书卷气，这很容易从他的作品中读到。二十世纪及其前后的书法创作，有走纯碑学之路的，也有走纯帖学之路的，但碑帖融合是一个大趋势（就连理论上扛碑学大旗的康有为在创作上也是走碑帖融合之路），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书家，大多是走的这条路子。[3]（P64-65）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曾经单纯写碑或写帖并在重大展览中入展、获奖的作者，已不满足于过去的创作状态，开始吸取对立面的因素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洪厚甜先生说得好：“单纯的走帖学或者单纯的走碑学，都是自己给自己无意之间竖立了一道墙，让自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4]（P73）是的，书法艺术好比一面镜子，当阮元将它摔成两半之后，那道印痕我们很难视而不见，但它终究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两面，所以我们必须跨越那道所谓的“鸿沟”。 三是《评碑帖记》的“文化辐射性”使之在中日书法文化交流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前面我们提到，杨守敬赴日本公干时带去的《评碑帖记》书稿在日本友人中传失。杨氏甚至回忆不起具体是在什么地点借与何人传失，可见当时传阅此书稿的日本人绝不在少数。另据《雪柯日记》等文献记载，有日本书坛祭酒之尊的日下部鸣鹤及另外两位书坛旗手严谷一六、松田雪柯均拜倒在杨氏门下学书，其他与杨氏常相往来探讨书艺者大多也是日本有名的书法家。按常理，日下部等人应当看过《评碑帖记》的书稿，退一万步说他们即使没有看过此书，杨氏与之谈书论艺时所讲的也主要是《评碑帖记》的内容。因为杨氏一生在书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仅有《评碑帖记》、《楷法溯源》和《学书迩言》，《学书迩言》乃晚年所作，赴日之前《楷法溯源》虽已刊行，不过是一部楷书字典，并无多少思想内涵，惟有《评碑帖记》既有翔实的资料也有系统的论述，辅之以杨氏同时带去日本的大量金石拓片，可以起到类似教案的作用。换言之，杨守敬与日本书家交流时，所论碑帖和书学思想，大致不出《评碑帖记》的范围。日下部等人在日本书坛弟子无数，《评碑帖记》的内容在日本肯定会得到极为广泛的传播。由此可知，杨守敬因成功引导日本书道发生有类政治上“明治维新”的变革被日本人尊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且历百年而不衰，《评碑帖记》功莫大焉。该书稿虽然在传阅中遗失了，但数十年之后又重见天日，日本谈书会和三省堂屡次刊行并有多种油印本和手抄本传世，足见迟至二十世纪中叶杨守敬及其《评碑帖记》在日本仍有极大的影响力。之后，该书日本刊印本波及到台湾和大陆，大陆校订出版《评碑帖记》时也得到了益子英明、杉村邦彦等日本友人的帮助，《评碑帖记》在续写中日友谊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评碑帖记》特色鲜明，持论公允，鉴赏精当，广度与深度兼备，堪称力作。它错失了本该属于它的时代，既是它和作者的遗憾，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而言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究其传奇命运、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评碑帖记》理应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罗海东系三峡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三峡大学书法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书协学术委员、宜昌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宜昌市青年书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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