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读《赤壁赋》 赤壁之下 公元1082年，也就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初秋，苏子与客夜游赤壁，写下了名垂千古的美文前《赤壁赋》。千百年来，人们对这篇文章的解读赏析不胜枚举，有一些理解已经达成共识。比如说这篇赋中主客一体，借两者问答的形式反映了苏轼内心悲观消极和超脱豁达互为矛盾的两个方面；赋中以风、月、水贯穿全文，景、情、理交融一起，创造了一种既充满诗情画意、又包含着人生哲理的独特的艺术境界；全文句式整齐，音律和谐，形式活泼，意境清新，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和哲理诗…… 这篇作品也因其经典多年来被选入各种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很多教师在教的过程中因为“共识”的潜意识影响，也几乎形成了一个解读教授的固定模式：简单介绍完苏东坡和“乌台诗案”后，让学生朗读全文，接着按照段落顺序逐一讲解。第一段写作者夜游赤壁所见之景，紧扣景美、情乐来写；第二段和第三段写客人(实则苏子)之悲，悲从歌声、箫声、历史人物、个人境遇中来；第四段苏子从变与不变，取与不取两个角度劝慰客人走出悲观之境，第五段是“客喜而笑，洗盏更酌”。最后总结一下全文写作特点，这篇文章的讲解到此也就基本结束了。纵观全文，“客人悲什么”和之后“客人为何喜”无疑成为该篇文章理解的重点和难点。很多老师都能把握这一点，可问题的关键是——客人“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浓重悲情怎么最终在苏子的两番言语几番道理中就能豁然开朗起来呢？如果说客人就是苏子本人，那么苏子经历的人生风雨与自省超脱在这篇赋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很多老师在这两点的讲解上是非常不尽如人意的，停留在表面。本人作为一线新近高中语文教师，带着这些问题，一遍又一遍重读课文以及相关文献，以期得到自己的理解和解答。 先还是回溯到课文。赋的开篇首先呈现一派澄明之境，既有月明风清这样的良辰美景，又有“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样的赏心悦事，诗人暂得宁静，有种“浩浩乎”、“飘飘乎”、“羽化登仙”的幻觉，这里也不难看出作者内心深处道家思想的烙印。但为何偏偏“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因为“明月之诗、窈窕之章”正是《诗经？陈风？月出》中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佼人僚兮”即美人是好的，“劳心悄兮”即我心是苦的。这与第二段中“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所透露的情感是一致的。诗人在这里盼望“美人”，这个“美人”可能是远在京都的宋神宗，也有可能是作者青年时代渴望济世的政治理想。但“美人”远在天边，作者却在“乌台诗案”中被贬偏僻之地的黄州，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苦闷深深刻在诗人心底，无法挥之而去，纵有良辰美景，到底意难平，文章至此，表面上是写夜游之乐，实则已露悲苦之意。 紧接着客人“倚歌而和之”，“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竟能“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不得不说，“声如其人”，客人之悲此时已经至深至浓侵入骨髓。客人究竟有怎样的悲愁呢？之后第三段他以“三问”引人深思，这样的接连发问让人想起那个满腹委屈对着苍天不断诘问的屈原：一问“此非曹孟德之诗乎”，二问“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三问“而今安在哉”。这三问紧扣一个英雄人物而来——曹操。月明星稀游于赤壁之下，相同的景色让客人联想到曹操的诗和他这个人，当年在发动赤壁之战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曹操是何等的威风凛凛？但是“而今安在哉”？英雄身前气吞山河的气概和死后归于空荡的“荒芜”形成鲜明的对比，反衬出人世无常世事无常的人类永恒悲剧。英雄尚且如此，吾等“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的凡夫俗子更何以堪？只能“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了。“吾”与“子”的生命和长江的无穷无尽比起来，像蜉蝣一般须臾短暂；“吾”与“子”和英雄不可一世的伟岸比起来，更是“沧海一粟”，渺小的我们如果还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超脱自身的局限，同飞仙一般逍遥遨游天地间，随明月一起相伴而终，这样的愿望更是“不可骤得”，所以我们的悲伤只能在“遗响”中默默抒发了，尽管它“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但又能几何？这里客人之悲就由历史人物之悲过度到一己之悲，进而上升到世事无常、人生短暂、生命渺小、现实与理想相隔遥远的普世之悲上来。因此，这样的悲叹无疑是沉重浩淼的。 和诗人被贬黄州，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命运的多舛、生活的困苦以及人生的困惑联系起来，客人在赤壁之下的叩问和悲叹其实就是苏子在来到黄州后对生命、对人生的追问和慨叹。众所周知，苏轼21岁即中举，因其文才让同时代人钦佩不已。26岁初涉政坛，怀抱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43岁因乌台诗案锒铛入狱，之后被发配黄州，在那种莽荒之地耕作，写诗，炼丹，打坐，寄情山水。40多年的人生风云变幻，各种况味不足以为外人道也。然而只因他是苏轼，他是“东坡居士”，他既能“入乎其内”地深刻感受到人类无法逃避的忧患意识并把它表现出来，更能以他“出乎其外”智性豁达的本性开导自己。在课文的第四段也就是课文的难点部分，苏子以“水”与“月”作比，“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即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万年来它却还是那样无穷无尽；月半盈满，月初虚损，但千万年来，它却既无消损，又无增长，这就是“变”中有“不变”的道理。推而广之，若从“变”的角度看，则人如“蜉蝣”一般生命短暂，而天地万物又何尝不是每时每刻均在变化；若以“不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万物生生世世无穷无尽，而“我”（这里指人类大我）呢，亦同万物一样，也是“无尽”的。言外之意，每一个人如同天地间每一具体物体，都是极为短促的；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又同整个宇宙一样，将是永恒存在的。因此人“又何羡乎”长江的无穷无尽呢？这里诗人明显受到老庄相对思想的影响，但已经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如果一个人能用这种相对思想去看人类自身的短暂与永恒，那么他同样能用这样的思想去看待其他许多相对矛盾的事物，如得与失，荣与辱，进与退，不为与有为等等，这是一个人走向成熟豁达的标志，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抛开功名利禄得失荣辱，去追求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不仅如此，如果一个人还能知道什么该取，什么不取，那这个人就能真正超脱，像仙人一般自在无碍了。“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未取”——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走近自然，享受无穷无尽的自然之美之乐，那么我们就能耐得住人生的悲苦寂寞，超脱于尘世之上。如果一个人既懂得用相对的观点去看待万事万物开导自己，使自己豁达起来，与此同时又能静心享受自然带给人们的无边乐趣，那么人世还有什么纠结悲情不可以化解和超脱呢？ 不难看出，正是苏子以上的劝解让客人化悲而喜，“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也说明了客人这次是真正悟透了如何看待人世无常、生命短暂渺小的一己和人类悲苦了。但是纵观全篇，联系诗人生平，诗人难道仅仅只在赤壁之游中才看透这一切的吗？“乌台诗案”之后，诗人大难不死，一颗忠君爱国之心，一种奋厉用世之志，皆在瞬间“灰飞烟灭”。纵有经纶之才，全无用武之地，“读书三百卷无一用处”正是被贬之初诗人的真切感受。但正如知名学者周汝昌先生在谈及东坡曾曰：“东坡一生经历，人事种种，使之深悲；而其学识性质又使之达观乐道。”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借用西方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结构模式（“本我”代表所有驱力能量来源中的我，“自我”是社会中现实理性的我，“超我”则是道德理想中完美的我），苏子人格中的“本我”、“自我”、“超我”时刻在发生激烈的心灵碰撞。渴望建功立业坚韧从容的“本我”在失望困惑迷惘的“自我”冲撞下，渴望豁达平和，成就一个内外和谐的“超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些诗句正是苏东坡在黄州四年内心挣扎的痕迹。他在黄州时期所写的诗文有3百多篇，词，当在六十以内，虽数量不多，但这正是他黄州时期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这期间产生了许多代表作。如《卜算子》（缺月桂疏桐）、《念奴娇》（大江东去）、《满江红》（江汉西来）等等。他自己在《与陈季常书》中说：“日近亲阙甚多，篇篇皆奇。”最能反映苏轼已经从挫折中超脱出来的当数《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把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从高高云端跌落到黄州的东坡心里是有极度的痛苦的，他要制约、排遣。而他是文人士子，只能通过旷达的制约手段，加强充实自我的精神境界。果然，人在“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的情况下，忍逢斜阳相迎。“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的风风雨雨正如雨天朗日一样，交错出现实乃正常现象。想到这，聪明的苏子能不豁达超然么？ 这首《定风波》同样写于1082年，时间要早前《赤壁赋》几个月。然而从这首词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经过“本我”和“自我”碰撞后达到“超我”之境的东坡先生和豁达豪放的诗人形象。之后不久他在赤壁接连写下两赋一词，篇篇都是经典佳作，这和作者在黄州期间酸甜苦辣的人生历练和因此积蓄的心理能量不无关系。没有一次次“主客”之间心灵的追问和自我开导，不会有随缘自适越来越浑厚的赤子东坡，不会有文、诗、词、画中“欧苏”“苏黄”，“苏辛”“宋四家”的并举。而他身处逆境而力求解脱的精神，在前《赤壁赋》中无疑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份心灵之思，成全了前《赤壁赋》精神、情感的高度和厚度。在赤壁的风、月、水的浸润下，诗人的情感力量找到爆发的突破口，自我超脱意识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回眸全文，我们不难发现，《赤壁赋》全篇结构清晰， 情景理、个人际遇与诗人之悟浑然一体，有一种不可凑泊丽质天成的自然整体美。抱着这样的解读，再来看课文的教学设计，会发现如果按照常用的固定模式来解读教授前《赤壁赋》，会是多么生硬僵直支离破碎。我想科学的教学思路应该是让学生先了解苏东坡其人其事，如可以让学生先读读余秋雨的《东坡突围》抑或观看央视有关东坡的《百家讲坛》，尤其是苏东坡在黄州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获得对苏东坡的整体印象。再来走进文本，让学生联系苏东坡的人生遭遇，对照文本思考全赋诗人情感变化的自然脉搏，体会景情理结合的精妙绝伦。从整体着手，放手让学生充分的理解、交流、讨论，让学生真正理解被贬黄州苏东坡内心的深重悲情，以及他寻求超脱和旷达的理性思辨。之后再把他在黄州其他的代表词作连缀起来系统的让学生解读赏析，这样他们离苏东坡的心灵会更近。课下围绕“假如你像苏子一样也遭到了人生的风雨打击，你会怎样开导自己”这个相关的话题展开练笔，写一篇读《赤壁赋》有感的习作，这样学生对千古名篇前《赤壁赋》的解读就不会似懂非懂浮光掠影了，而苏东坡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的思想情操也一定会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前赤壁赋》主题辨 朱季远 主题是作者经过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以及对题材的处理和提炼而得出的思想结晶。从读者角度看，正确无误地把握作品的主题是正确理解作品、乃至正确认识作者的重要手段。苏轼的《前赤壁赋》主题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尤以“表现作者身处逆境，却能忘却一时得失，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徐中玉、齐森华主编，《大学语文·前赤壁赋》，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影响为最大。这种“随遇而安"说，曲解了《前赤壁赋》所要表达的主题。 《前赤壁赋》彰显主题的主要材料有三：“歌‘明月’之诗，诵‘窈窕’之章”；“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主客问答。
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官黄州，因此他既怨恨诬陷他的人，又盼望他能被宋神宗重新启用，所以他借“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来抒发自己的报国之思。这种报国之思应该说是苏轼在贬官黄州期间的主要思想。苏轼在《与李公择书》中写道：“我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遇事有可遵主择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在《与滕达道书》中写道：“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在《答李琮书》中苏轼不仅提出了平叛方略，而且在信尾对李琮说：“此非公职事，然孜孜寻访如此，以见忠诚体国，知无不为之义也。轼岂可以罪废不当言而止乎？” 志存忠义是需要有思想基础的。苏轼贬官黄州期间对自己忠义思想的表述，除了自己从小饱读诗书，深受儒家忠义思想的熏陶外，还得益于宋神宗对他的赏识。我们略查《宋史·苏轼传》就可看出至少有三处可为明证。“御史李定……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未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圭、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苏轼重被启用后一直官至翰林学士，一次宣仁太后问他何能官至翰林学士，苏轼不解，宣仁太后曰：“此先帝（宋神宗）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心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我们从上述三则材料中可看出：爱才、用才是宋神宗对苏轼的一贯方针。这也是苏轼在《前赤壁赋》中高歌”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来倾诉自己报国之思的原因。 苏轼歌罢“望美人兮天一方”后，就对客人吹箫进行了一番描写，从而引出主客问答的内容。
在山水背景无法消愁而又最终在不经意间引出自己的忧思哀绪之后，“客”的一席揪心言论就扑面而来。客人的言论中提到两位英雄人物——曹操、周瑜。苏轼在同时期作品《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提到周瑜，可见其对周瑜少年得志，有所作为是多么倾心与仰慕。这是我们读《前赤壁赋》不应轻易放过的地方。因为对周、曹这些英雄人物的仰慕与下文写自己悲从中来是互为因果的，往往越执著、越仰慕，才会越是念念不忘、耿耿于怀。同时我们从这种仰慕中还可以看到被贬黄州，身处人生逆境中的苏轼胸中的那颗不甘沉沦，要奋发向上，建立人生宏伟大业的心。虽然“而今安在哉”一句引出了“哀吾生之须臾”，但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吾生”并不仅仅指苏轼自己，而是指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无穷，吾生须臾而宇宙永恒，这是谁都必须面对的事实，同样也是谁都无法克服的矛盾。面对这样的事实和矛盾，人只有把这种遗憾托之于千载悲风了。 然而苏轼之为苏轼，不光是他能“入乎其内”地深刻感受人类无法逃避的忧患意识，把它表现出来，更在于他具有“出乎其外”的过人的超然的一面。 客人倾诉完苦恼之后，苏轼以主人回答的形式，紧扣水和月展开了富于哲理的议论。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万年来它却还是那样无穷无尽；月半盈，月初虚，但千万年来，它却既无消损，又无增长。这就是“变”中有“不变”。反过来说，从“变”的角度看，人和万物一样，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若从不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与我都是无穷无尽的。“物与我皆无尽也”中的“我”，既是“小我”，也是“大我”。“大我”指人类。作为个体而言，每一个人如同天地间的一个具体物体的生命一样都是极为短暂的，但同时又是永恒的。因为在这特定的历史时刻，你我都是活生生的人；由于我们的存在而感知，亨受到了天地万物的存在与乐趣，这岂不是抓住了现实便抓住了永恒吗？因而结论是“而又何羡乎”，这就明确地告诉客人“哀吾身之须臾”不仅不必要，而且完全是杞人之忧，自寻烦脑，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无穷”，那么“哀吾生之须臾”不仅不能成为“哀”的原因，相反，更应该成为珍惜生命的理由。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能“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才倍感“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一句话，才会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热爱和理解生活。由上述分析可见，苏轼的世界观并非完全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是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个生命的意义用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中的话来说就是：“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以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 苏轼被贬到黄州以后，尽管还以儒家的忠义自励，胸存浩然之气，但其思想中渗入了佛道思想，外儒内佛。这种外儒内佛的体现就是以儒家积极入世之精神，融合佛家乐观旷达之襟怀，入世而超世，执著人生，又善处人生，能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伟业，无论穷达都在精神领域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和思想自由。这种外儒内佛的人生态度在《前赤壁赋》中的主客问答内容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从《前赤壁赋》使用的主要材料反映的思想内容上看，《前赤壁赋》基本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由“诵‘明月’之诗”到“望美人兮天一方”，这一部分主要是表现苏轼在逆境中仍思忠君报国；后半部分是由箫声而主客问答而“客嘻而笑”，这部分主要体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逆境中仍热爱生活，这需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对苏轼来说，这种坚定信念的核心是作者贯穿一生的忠义思想。所以这两部分的关系是前因后果关系，因而我们可把《前赤壁赋》的主题思想归纳为：抒发了作者身处逆境仍不忘忠君报国，以及由此而激发的热爱生活的积极向上的旷达情怀。 重读苏轼的前后《赤壁赋》
一、变化的结构和不同的创作心态 文赋作为宋朝出现的一种新文体，事实上是多种文体的“嫁接物”。它大体以散文语言为主，在体式上部分借鉴汉大赋的主客问答的结构和押韵格式，以及六朝抒情小赋的骈偶句式。与赋体相比，它更为散化；与散文相比，它又改变了惯常以议论、说理、叙事为体式的特点，而借用了诗歌的“意境”来传情达意。在其中，整散结合的语言，设为主客的结构，情感浓挚的意境，是文赋三种最主要的文体特点。这三大文体特点由前辈欧阳修在《秋声赋》中定型，苏轼的《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追随其后又出以变化，使“从心所欲”与“不逾矩”完美结合。这在前赋中表现尤为明显。因此，向来谈论苏轼文赋者多重视前赋而忽略后赋，或以前赋涵盖后赋，从未把它们当作在思想上相呼应、在境界上相对照、在结构上有区别的“连体双婴”，因而难以识别二赋结构的同中之异对了解苏轼的创作心态有何妙用。事实上，前赋起伏有致的情意变化与主客之间畅恣的问答，后赋情意的隐曲性与主客之间问答的浅表性，已经暗示了作者写作两赋时不同的思想状况和创作心态。在解说这一点之前，具体比较一下两赋的主客关系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是他们的关系产生两赋有差别的结构，而松紧异趣的创作心态就因结构的差别而显示。 两赋的主客关系如下： 第一，前赋的主客之间，感情的旨趣更和谐。此赋首言“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主客同船共游、同饮共乐、同调歌吹，极朋友相和相知之情。末有“客喜而笑，洗盏更酌……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的描写，这里更是渲染出经过一番思想交流之后，朋友之间更深一层的情意和谐。而后赋虽也设为主客，主客之间也以宴饮游乐始：“二客从余过黄泥之坂……行歌相答……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但二客却不能像前客一样与苏子始终同趣，当苏子游赤壁断岸时，“二客不能从”，显示了主客之间情致之异，和作者的孤寒之情。至于末尾部分的“须臾客去，余亦就睡”的意兴萧索正和前赋末尾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前赋的主客之间，思想的交流更深入，主客情感上的和谐并未成为思想交流的障碍，反而成了其交流的基础。主客先后坦言对个人存在的不同感受和思考，在了解沟通之后主人才翻进一层，以带有禅意的哲思开导客人思想的淤塞。当然，如果我们还记得苏轼作于同一时期的《念奴娇》（大江东去）一词，就会明白，客方的人生如梦、个人渺小思想其实也是苏子心中盘桓不去的阴影。所以，主客问答的内容又分别代表了苏轼思想中对立互抑的两个侧面。主之答客，不仅替客破闷，而且自通关节。而在后赋中，主客的感情交流既停止在一个浅表的层次，思想之间更形不成碰撞或互慰。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主客除了在开头寻找酒菜以消良夜时兴趣相近略有问答外，在文章的其它部分特别是在苏子借景抒情的重要段落，主客之间并没有形成问答交流，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借一只突兀的孤鹤意象来寄其情怀。文章的末尾部分虽采用主客问答体，然此客非彼客，他是与“二客”风马牛不相及的梦中道士，也就是曾在前赋中与苏子甚相得的道士之魂。而且他与主人之间的问答也是引而不发，他只以一句“赤壁之游乐乎”挑动苏子的心弦，使之发出袅袅的余音。这不仅在文赋的结构上实属变体，即使仅从形象而言，也已不纯，它反映了后赋主客关系的松散性。这是两赋主客关系的主要区别。 这种主客关系的紧密与松散之别，与情思起伏幅度的大小共同决定了两赋或以动荡见奇、或以平进示幽的不同结构。而结构的差异则表明了作者在写作两赋时，松弛与紧张两种不同的创作心态。前赋结构在张弛有度、首尾圆合中表现出的完美性，是苏轼才情没有受到精神压抑的自由松弛心态的体现。惟有在这样的心态中，创作才会出现不可重复的高潮，技巧才会融化到不见痕迹的境界，使思想与感情表达如那只滑翔在不辨水天、无尽空明之境的小舟，全然感觉不到局限羁绊，全然不见安排与勉强。前赋的感情与思想表达之所以令人感受到行云流水般的舒畅自然，从而被视为文赋一体不可再现的杰作，关键就在于它是善思的苏轼在松弛自由的创作心态中完成的精神遨游。“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是自由飞动的境象，客之悲哀、主之宽解是自由宣发的内情，或歌或忧、或悲或笑，是自由无忌的生活态度。它们都是从松弛的苏轼心中自由奔赴到他的笔下的。 然而自由的心态不易获得，它受到外境内情的各种制约。缺乏境界相同而相得的朋友，缺乏令感觉滋润的美景，缺乏内在情怀的畅通无阻──或者说因为前缘、因为思考所必经，内在的情绪节奏刚好处在一个低点，都不能使创作完成于松弛自由的心态之中。与自由松弛相对应的是紧张，全然的紧张根本不能使人创作出完整的作品，而部分的紧张则无碍。后赋就完成在部分的紧张这一创作心态之下。所以它的整体情思是含蓄的、内倾的，在结局处也没有打开，没有表现出前赋那样如波涛般起伏的情思节奏。对文赋这种文体来说它不免属于异数。这种紧张的心态不仅在内情上显现，也在它的外境上显现。“断岸千尺”所喻示的自然的挤压感，“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形成的瘦硬与紧张感，孤鹤横江、掠舟而过形成的意象突兀感，别借一道士以完成主客问答所造成的断裂感，将道士梦影与孤鹤对接所造成的着意感，以及明知是与道士梦中问答、醒后却要“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勉强感，都说明了作者作此赋时心态不够自然而处于某种紧张状态。当然，比较紧张的心态虽造成了其情思表达的不够跌宕自如，且露出着意安排的痕迹，但它在审美经验上却别造一境，使散文具有了抒情诗意味深长的效果。 二、水与月──松弛自由的精神象喻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面对赤壁的山水风月、主客的扁舟渔唱等可入诗境的各种物象，着重描写了水、月两种优美的意象。水是七月长江之水，月乃八月中秋之月。其时之水“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其时之月“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水状茫茫无际而雍容舒展，月色浓华可人而与水相照。水若无际，月若无际。不辨何处是水，何处是月，只觉得置身于一片无挂无碍的“空明”之中。万千毛孔，俱为舒展；百端俗虑，一齐抛撇。于是才引发了“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极度自由之感。这是散文自《庄子》以后久违了的精神逍遥游的再现。“冯虚”即游于“空明”也，它将水月的色性融为一体，比谢庄的《月赋》、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能得水月相交之神髓。因为谢庄借月写相思之情，月在天外；张若虚见水月兴人生之感，月在心外。而苏轼则将水月之美用心去感觉去揉合了──这才能找到“空明”一词来形容水月相融之境，和它给予人心的无比熨贴和自由感。而“浩浩乎”、“飘飘乎”直陈襟怀恣畅之感，已是顺乎水月之美的导引，自然产生的了。“冯虚御风”、“羽化而登仙”皆是借用道家典籍所记真人、成仙之事表明内心极度自由、不虑世情之境。它们意味着，如此不见水月、只觉空明之境不仅是作者摆脱俗情的诱因，也是其精神臻于空明后外在的象喻。由此空明见彼空明。空明的境界是一种万虑都歇的无欲无机之境，而水月则是一种能滤洗人的烦忧、使人进入自由思考的有意味的物象。平日兴趣落于人伦的孔子之见流水而感慨时间与存在，性格潇洒无羁的李白之因明月而人静起乡情，最能表明水月的这种精神导向性。佛教禅宗认为它是一种思想的象喻。“一月能映千江水，千江水月一月摄。”释子借一月与千江之月的关系喻言自性（佛性）与他性（一切性）、有和无、变和常的辨证关系，在世界的差别之中更注重无差别的觉悟。因此，水月之象也是佛徒参禅证道的入门处。宋代禅思想深入人心，理学济以禅思，诗学济以禅喻，士大夫们大都将禅思作为思想的增容剂，苏轼也不例外。在此空明静观之夜，苏子见水月而起幽情，在静观中超越得失人我的思想局限，由道入禅，合道与禅，仰观宇宙、俯察自身，反思自身与宇宙的本性，进入哲学本体思考之境。他和释子一样，也借水月为喻，在仿佛永不消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水月中，感觉到永恒同样潜伏在自己的体内：“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样，即使明知一切都在微小的时段中发生变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也因为自己具有与天地宇宙一致的“变中寓有不变”的本性而欣喜，为自身融入自然、获得自然性而满足。思想在自由之境穿行而获得的这种禅思如佛光自照，令他在一瞬间释滤了长期以来囤积的压抑和苦闷，精神与肉体一起放松在这空明的禅境中。沐浴着无尽的清风明月，主与客一起摆脱了，自由了，安然酣眠在水月奇境之中，仿佛连梦也不来骚扰一下。 三、山与鹤──孤怀苦闷的情感对应 在《后赤壁赋》中，水依然在，月依然在。月色十分清朗，正可谓“月白风清”，因为这冬夜的月轮竟可照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令人在“顾而乐之，行歌相答”之后，仍觉得不能畅意，而发出“如此良夜何”的叹息；水势犹可放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然而此际月色已在作者心外──“山高月小”。那“断岸千尺”的险峻之山耸立在苏子面前，成为他感觉的中心，而月亮则高高地孤悬在空中，成了疏离的自然物。水呢？水也失去了七月江水丰满无涯的风采，在“江流有声”中改变了前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的境界。它的的确确是“往”了，以至都露出了水下的巨石来──“水落石出”。如此之水再也不能引发作者的禅思妙想了。而石头，那坚硬、峭立、永远也不能与人相融的石头瘦棱棱地突现在江边、岸上，与高耸的山体一起压迫着作者的视觉，它们的包围引发了他精神上的紧张。难怪苏轼当此荒寒之境，要发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感慨，意识到了他所曾忽略的变化的伟力。 水月诱发了苏轼的情绪，使他先因月色清美而生再游赤壁的兴致，又因逝水无情而对自然的变化不居产生惆怅之情。但若是人情和谐，惆怅应可以淡化，情绪将再臻高潮。无奈其时的客人已非前时，他们虽在消此良夜的兴趣上与苏子浅合，但对自然的情味却不如苏子浓厚。他们与他之间，既没有同登山崖的兴致，又无思想的真正碰撞。这样，由自然之变所兴的愁情就愈积愈重了，酿成了无可倾发的孤独苦闷。而消退之水高远之月，也就不再是对应他当下情怀的中心意象。壁立万仞的高山（与岸边累累的巨石）和突兀飞来的孤鹤，就成了新情怀的对应之象。他那“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即登山而上直至“攀栖鹊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驻顶回望的动作，既反映了其暂离人间的潜意识，又表明了他跃出苦闷包围的心态。而他那种令“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恣情长啸，更是以我御物即召唤主体能量以化解苦闷的象征。然而高岸气寒，无伴寂寞，啸声也不足以舒解心中物不相融、人不相知的忧恐与悲哀。当其下山之时，已是游兴都消，苦闷未解，处于跟前番游赤壁相对照的心情当中。 山石高峻怪异，既是对立、压迫着他的自然力量，又象征了他积郁难消的苦闷之情。杜甫就曾以终南山象征其忧愁之重──“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苏子的赤壁高岸也有相似的比喻效果。鹤呢？鹤则是这一苦闷孤独情感化育出的意象。歇于松柏、不作稻粮谋的鹤在苏轼的心中，就像在其他隐逸者的意中一样，本是高蹈于世外者的象征。苏轼曾作《放鹤亭记》，以放鹤招鹤、与鹤共处来宣发内心弃世的幽情，鹤的意象尤其为他所钟爱。此际在苏子最感孤独时，忽然有一东来孤鹤振翅横江而掠过小舟西去。这只在暗夜独飞独鸣的鹤是孤独的，弃世而自举的，它可以慰藉同样感受状态中的苏子之心。因此与客不交一言的苏子对它注意极深。而且它不仅是苏子此际情怀的象征，也是七月之夜的道士形象所化。苏轼以“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的觉悟问前来入梦的道士，表明作者在这只孤鹤身上寄予了自己的怀念故友之情。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苏子思想中的一方面，苏子一孤鹤一道士的联结，暗示着苏轼在精神上已归向高踏于世外的逸士隐者。“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结尾处写自己梦醒后开门寻找，夜色茫茫，不见孤鹤，也并无道士。一笔双绾，余味深长。将苦闷与希望揉合在诗化境界中。山（石）形与鹤象，使苏轼因自然的变化和人事的不谐所生的精神不适感，和在孤独中向往自由的念头找到对应了。 《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创作时间相隔不过三个月，写作时的语气还连接着，但作者创造的境界却处于对照中，思想情感也处于两般境地或者不如说处于矛盾之中。何以会如此呢？关键在于“佛性”不敌“一切性”，前赋中永恒不变的“道”不足以回答现实中时时变化、处处差别的存在所包含的复杂“问题”。苏轼在观念上的“打通”是抽象的，并不能使他面对千变万化的现象漠然无情。观念永不能代替实感，抽象总是遗漏丰富的细节，而细节往往与情感相连。这是每一个富有生活经验的伟大作家都不能回避的矛盾。苏轼之观水逝而惆怅，知道永恒为虚言；对俗客而生悲，怀想世外之高人。其理之通塞，其情之悲喜，其境之或明或暗，或空明或幽峭，正表明了其思想中那神秘的感情诱发者，也观坐在哲思与人生的裂缝中。 刘颖异
宋元丰五年，岁在壬戌，即公元纪年1082年，农历7月16的晚上，苏轼和杨道士几人驾着一叶轻舟，带着几坛自酿的水酒，趁着月色阑珊之际，行至黄州赤壁之下。远处是他布衣躬耕的村舍，更遥远的地方是官场喧嚣的京城。 半生流转的苏东坡在这样的境遇之中所作的《前赤壁赋》，其文正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赋中之作鲜有能出其右者。
而为文之道常如为人，抛却对技艺辞藻的探究，1082年秋天苏东坡心境之飘摇，在这篇千古名赋中如影随形——寓宦海沉浮凄凉之情于月出东山遗世独立之景，寄人生起落惨淡之叹于物换星移千古风云之变。其中最为言之确凿也常为人揣摩研读的一句是答问段落中的苏子所言：“……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瞻前而顾后，1082年前后的苏轼正是在一个“变”与“不变”的困局中徘徊。或千古风云之变，或喜乐忧愁之变，或人生境遇之变；他在诸多自己无能为力的变化中，取江上之清风，得山间之明月，躬耕田野自号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变与不变之间充满了他关于出世或入世的矛盾，也折射出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在他内心猛烈的交锋，最后余下的或者只是一壶清酒，笑对人生。 一、人生境遇之变——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 在被贬黄州之前二十载的官场生涯之中，苏轼部分地实现了他“兼济天下”的传统理想，为官则体恤百姓，逢灾则赈济一方，虽有万般无奈，但求造福苍生。 北宋元丰二年（1079）七月，身为湖州太守的苏轼因写诗寓物托讽新法（乌台诗案），被御史台弹劾被捕入狱，经过多方营救，神宗传旨从轻发落，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编外）黄州团练副使（八品官），黄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当年进士头名的苏轼如今以一个八品官的低微职位谪居黄州。 在写给王巩的信中苏轼说道：“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自娱耳。”苏轼为官二十多年，少有积蓄钱财：“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与章子厚书》），如今靠一份实物配给聊以糊口，只有自己动手才可衣食无忧。元丰四年（1081）二月始，他带领全家老小躬耕东坡，早出晚归，一家人勤勤恳恳地过起了农家日子。 1082年的苏轼与“天下”似乎并无太多瓜葛了，唯一可见的是一个长江边小镇的八品顶戴和他在城东耕种的一块赖以糊口的薄地。每日在城东耕田的苏轼从此自号“东坡”，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没有此时无官自清的苏东坡，便不会有千古流传的赤壁赋。 《前赤壁赋》开篇即以一番景物的变幻为起始，从清风缓缓而来，水波不兴的江面开始，突然以一叶小舟而独立于万顷之茫然间，虽有冯虚御风之快，但终结于“遗世独立”之感。比之大约十年之前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所作《江城子》，已经全不见了“千骑卷平冈”的豪迈。 眼前所观，心之所见，即口中所言。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在1082年苏轼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兼济天下”，还是“遗世独立”、“独善其身”？ 二、出世入世之争——“固一世之雄”或“渺沧海之一粟” 当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或殉道，即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理想，如屈原自沉汨罗江；或抱怨，即在诗中抒发穷困愁苦，怀才不遇的怨气。陶渊明的诗多有贫病愁苦之叹，以及对仕途郁郁不得志的抱怨；以李白的豪放也不免颓废，“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杜甫关心国计民生，但抱负不能施展，多有失意的悲愁之吟，“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陈子昂“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
早年东坡对入世的执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知遇之恩的影响。熙宁四年（1072年）东破携眷离京后，度过了他一生当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其间，他做诗甚多，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所感尽情歌唱出来。正是：“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东坡兄弟二人曾在颍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其中有句为：“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上句很有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味；而下句则道出了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是因为感怀君恩，更是为了报偿君恩。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一句“何时忘却营营”，是半生仕途的无奈和疲累；一句“江海寄馀生”，是灵魂深处的召唤和希冀。年轻时是“贪恋君恩退未能”，时下却是“欲归江湖归不得”。万丈红尘，吾谁与归？思之不得的时候，东坡开始转向佛教的研习，希望藉此来平复内心难以言说的苦闷。于是，才有了那一首千古绝唱：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三、外儒内道之风——“望美人一方”与“挟飞仙遨游” 纵观整个封建思想史的发展，诸子的式微和孔学的独大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面貌。而儒家思想在宋朝的发展可以说达到一个保守主义的顶峰。韩愈以后的宋代理学家突出强调儒家经典的伦理部分，于是有了《四书》，同时宋明理学已经不再拘于汉学的考据，而强调对儒家典籍的重新解读，甚至是过度解读，因而有了《朱子语类》。可以说，北宋是中国士人思想嬗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儒学开始由“学”变“教”。儒家思想不再仅仅是催人奋进的入世之说，也是教人安于现状，恪守礼教的立命之说。因此，宋代的士人阶层，整体上是压制佛老的。读书人的精神世界骤然收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窒息。 而苏轼可以看成是一个时代的异数。他年青时候所住的地方就是眉州，离佛教胜地峨眉山不远，离眉山大佛更近。他小的时候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综观东坡的一生，他前期涉及佛教的诗文，往往流露出不堪世事压迫以求解脱的心情。而到后期，则能以透脱的教理来认识世界，看待苦海中的人生，作飒然出离之想。他利用佛教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思索，深刻的反省，培养出一种超然洒脱，与世无争的襟怀，求得心理上的平静安宁。这种观念与儒家的入世思想相互为用，既矛盾又统一，使他处于危难之间不惧不馁，不悲不忧，而机遇来临之时又能坚持其以仁政治国的崇高理想，奋斗不已。苏辙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说东坡谪居琼州时，“日啖薯芋而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喜和陶诗，笔力纵横，挥洒自如，“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没有消极颓废，而是乐观向上。可见其得力于佛学修养之深。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核肴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苏辙为苏轼所作墓志铭，道出了苏轼一生的精髓，可谓乃兄知音也：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在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中，有这样两句话恰到好处地诠释了东坡的品性： 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