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步将临玉斧来 收藏玉斧 因了松雪道人赵孟頫(fǔ)曾遗歙砚十二字铭文“世路难，人心异，惟石交，不相弃。”而偏爱其才学；虽后世对其身世所处尴尬境地多有非议，想不在其位不闻其境，故不对集贤大学士(赵孟頫)过多谈论。本期收藏，仍借其“日照黄金宝殿开，雕栏玉砌拥层台；一时侍御回身立，天步将临玉斧来”为开篇之首。了解“天步将临玉斧来”中的“玉斧”给今日的收藏世界带来怎样的注释。 “天步将临玉斧来”中的玉斧，显然是显示皇权尊贵与威严的皇帝出场道具。玉斧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层面列属于“福”文化的范畴，无论是“壶”“蝙蝠”“玉斧”都是“福”的谐音，具有祝福的内涵。“斧”“福”之演变仍如我们在《万籁此俱寂 无论是存世的还是深埋泥土里的“玉斧”，在各地均有出现。但是收藏市场里出现频率较多且名气较大的，仍以红山文化时期遗存的各类玉质玉斧最为常见。这是我们今天主要了解的对象。 我国先民曾经创造了众多灿烂的文明。遗憾的是，由于文字的产生大大滞后于文明的进程，所以这些早期文明的历史并没有记载下来。即使从残存的传说和神话里捕捉到星星点点的信息，也已经发生了变形，往往不能反映出人类文明进步的真实情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源问题就被中外考古专家质疑，甚至遭到了尖锐的批评。为此，多少志士仁人踏遍神州，历尽千辛万苦，探索求证。 直到距今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的出现，才令我们的民族文明得到无可争议的史实。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南部地区。我们的先民在那里除了给我们留下了房屋遗址、积石冢(zhǒng)、女神庙、陶器外，更为我们留下大量精美玉器作为附证。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崇尚玉的民族，有着极其悠久的玉文化史。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至少在红山文化后期，我国北方已出现了以“祭坛、神庙、积石冢”和成套玉礼器为标志的文明古国，特别是玉器的出现和发展，是我国历史上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这是介于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以高度发达的玉文化为标志的时代。 红山玉器形状之奇特，出乎了人们的相像。 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我国文明史上所特有的“玉器时代”。 斧型器的出现，早在石器时代就以石质首开先河。先人根据生产生活的需要，打磨制作普遍使用。以至于成了顺手抄起的抗敌武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就已经开始注意到那些美丽又柔软的玉石。具有实用性的玉斧、玉铲、玉刀、玉戈等生产工具和武器就这样在发现中问世了。玉环、玉镯、玉璜、玉玦等装饰品也同时出现。这将华夏民族与玉的渊源以及文明程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 先民在其生活的西辽河流域附近采集到了当地精美岫玉、透闪石和角闪石等地方玉种，并制成了大量玉器(包括玉斧)。红山文化时期的玉斧是一种扁平的梯形器，下端有刃。通常情况下，如果在斧的上端开孔，人们会习惯称之为“铲”；如果在斧的中间开孔，人们则习惯称之为“钺”(yuè)(钺刃部宽大)。红山玉斧，有其自身的特点。玉斧表面大多素洁无纹，器型大小不均(体积都不太大)，适合悬挂把玩；大多无孔或偶见一孔或双孔，造型周壁浑圆，坡形厚重古朴。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神秘的玉斧经常出现在红山文化诸遗址男性墓葬中。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文物界和收藏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专家们发现：“精心磨制的玉斧，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多出现在氏族酋长、部落联盟首领或巫师的墓葬中。如此看来，玉斧不具有劳动工具的作用，是一种奢侈品，是权利的象征物。由此推断，我们的先祖所处的红山文化时期，部落的首领往往由男性长者担任，这些长者手持的拐杖逐渐演变成象征权利的权杖。斧，这种最具男性劳动标志的工具，用玉精心雕琢后被装饰在权杖上，成为红山文化时期最高等级的礼器之一。 根据这种推断，考古人员随后在对新遗址的挖掘中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随葬的玉斧尾部残留着支离破碎的鹿角或兽骨。带着这个惊人的发现，考古学者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其玉斧尾部是用鹿角或兽骨装饰的斧托，角骨托中部圆空贯穿，是用来插木棒或角骨棒用的。这种在当时装饰豪华的权杖，更显示了执杖者的威风和尊贵的地位，也更加验证了玉斧作为权利象征物的说法。” 这种说法和现代我们所熟知的“日照黄金宝殿开，雕栏玉砌拥层台；一时侍御回身立，天步将临玉斧来”不谋而合，使得历史的传承环环相扣。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红山玉斧，从最初的原始石质工具发展成为玉制礼器，载着多少茫茫远古讯息，历经了多少尘世沧桑，这是我们所不知的，更是令我们所敬畏的。收藏的价值和意义也在于此。 藏友告诉我，在蒙古东南部草原，一阵风沙暴雨过后的沙土摊上，还会有人幸运的捡到大小不一的玉质石斧。引起了不知多少红山文化爱好者和研究人员的莫大向往，也使得收藏红山玉斧的队伍逐年增加。
浅绿色碧玉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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