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77年前的今天，1938年8月1日，我国著名光学专家蒋筑英诞生。 蒋筑英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电视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有多重要？答案不言而喻。 电视也被世人公认为20世纪影响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快速发展，电视经历了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从模拟电视到数字电视的变革。即使到了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在传递信息、传播文化、大众娱乐等方面，电视的地位依然不可替代。 然而，现在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荧光屏上的人面依然呈猪肝色，红旗是紫红色。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是当时我国电视台的彩色电视彩色复原技术不过关。而攻破这一技术难关，实现历史性突破的是一位已经离开我们整整30年的中年科学家。 他就是蒋筑英。这位中国光学事业的杰出科技者，为中国的光学事业奋斗了20多年，献出了年仅43岁的生命。聂荣臻元帅称赞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我的事业在东北 1962年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湖边踯躅徘徊，他遇到难题了吗？ 是的，他正在为自己未来的道路选择进行着激烈的内心斗争。 一边是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的母亲，希望他回杭州或上海工作，以便照应家庭；一边是他从未去过的地方，祖国的东北--长春，中国光学事业的重要基地。母亲的呼唤和祖国的需要，何去何从？他犹豫了，目光凝望着微波荡漾的湖水，思绪飞回了从前…… 1938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他的父母为了躲避战争，举家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杭州，颠沛流离到了贵阳，也正是这一年，他降生了。 在他16岁那年，父亲因政治历史问题被错判入狱。全家的经济来源断了，他和5个弟妹的生活只能靠母亲在家糊火柴盒的微薄收入维系。 社会给他的有苦酒，也有蜂蜜。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是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 大学期间10个寒暑假，有8个他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 想到这，他突然想起母亲的话：“你要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是啊，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他长舒口气，毅然做出了抉择：去东北。 他考取了长春光机所所长王大衍的研究生，迈出了攀登光学高峰的第一步。这个大学生就是蒋筑英。 60年代初，国外在光学传递函数的研究方面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而在我国仍是一张白纸。导师王大衍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一课题。 这项科研，是开创性的工作，在我国前无古人，今人谁也没做过，困难重重。很多人在困难面前却步，蒋筑英却常说：“科研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餐，搞四年才发现放射性元素镭。我们还搞不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 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蒋筑英和伙伴们一起，终于在1965年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参观了这套装置后，深为惊异：“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搞出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蒋筑英听了微微一笑，他心中想：我们要比外国人干得更好。而此时的蒋筑英还不满30岁。 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10篇学术论文报告。国内只要一提到光学传递函数，人们无不想到蒋筑英的名字。 科学道路上的“铺路石” 蒋筑英家住长春唯一的风景区南湖附近。他有两个孩子，但是却从未带孩子到南湖玩过。孩子们多次求爸爸，却总被他一再推迟，因为他实在太忙了。他将他的时间都交给了科学研究。他总想着以后补偿，然而，他的生命却是那么的短暂。 蒋筑英总是每天5点起床，一直忙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 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这就是他的“备忘录”，里面记着一件件别人求助于他的事情，每件他都有问必答，从不耽搁。 他懂得英、俄、德、法、日5门外语，可以博览洋书，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用另纸译出，如果写得不干净，又工工整整地誊清，送去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参考。 他还是“义务资料员”，主动去帮助所里图书馆编书目，帮助情报室编《光学设计与检验》索引资料。全书7000多篇资料，他一页一页审改，精心编排。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方便大家查阅，甚至自己掌握的最原始、最珍贵的科研资料也随时献给他人。 他把知识献给他人，也把荣誉让给他人。所里有一名同志根据蒋筑英提出的想法完成了一个研究课题后，和他合写了一篇论文。这篇填补空白的科学论文诞生后，他想要把蒋筑英的名字署在自己的名字前面，蒋筑英不依，坚持要把自己名字署在后面。这位同事为不让蒋筑英知道，在论文上把蒋筑英的名字署在前面后就交付打印。蒋筑英也不让他知道，赶在论文打印前到打字室，把论文上两人的署名调换了个位置。 有人劝他：“依你的基础和才华，何不趁年轻时多写几篇论文！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为别人服务上，太可惜了！”蒋筑英笑着说：“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一个科学工作者怎么能对生产实际问题袖手旁观呢？” 不仅如此，在住房、工资和职称面前，蒋筑英一如既往先人后己。蒋筑英一家三口多年住在一间小平房里，条件很差。1980年底，所里按资历和贡献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妻子知道后高兴的一夜没合眼，他却找领导说：“我不要三间一套的，给我两居室就可以了。”其实当时女儿的个子已经超过了妈妈。最后在所领导的一再说服、动员下，才搬进了顶层的一套房子。 蒋筑英可能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和丈夫，但是在同事们的眼中，他是无私奉献、公而忘私的楷模。他时刻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他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浇开了一朵朵科技的新花：编写了我国第一个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所里的老同志说：“蒋筑英是‘永动机’”，他却把自己比作“铺路石”。 身在国外心系祖国 改革开放后，蒋筑英曾两次出国。第一次是在1979年，所里派他到德国进修，半年时间，他省吃俭用，结余下来的钱相当于他几年工资收入的总和。一位朋友劝他给家里买台彩电，而他却花了50元买了台旧黑白电视，大部分钱给研究所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19台电子计算器和不少光学器材，剩下的钱全部交给了研究所。 1979年底，蒋筑英从德国给研究所领导寄了一封信，这封信让领导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到底是怎样的一封信呢？ 原来，在蒋筑英出国之前，所里准备提升他的技术职称，要他做提职报告，但他再三推让，一直未写。出国了，他仍放心不下，特地写下这封特殊的申请寄回国内，恳求不要提升他。他就是这样，在名利面前，首先想到的总是组织、想到同志，哪怕是在万里之外的异乡。 1981年，蒋筑英第二次出国，到英国和德国去验收所里要进口的机器。他飞抵伦敦时，迎接他的同志看他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箱子，准备叫辆出租汽车。蒋筑英拒绝了，提着箱子去挤公共汽车。到了驻地，那同志叫上他买菜做饭。他说：“不用啦，已有菜了！”说着取出一大包榨菜。这是他在北京上飞机前买的。经过第一次出国，他积累了经验。这次，他决心从自己口里抠出更多的钱来，再给所里增添些器材。 蒋筑英的心，就是这样：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想着祖国，想着科研，从不忘记对祖国、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 十几年的等待只为了那份《入党志愿书》 每个人都有自己终生难忘的日子，蒋筑英也是。1982年5月14日，这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话，把一份入党志愿书送到了他的手上。望着手中的《入党志愿书》，蒋筑英的眼里闪动着幸福的泪花，这一天他终于盼来了！十几年了，他已记不清写过多少份入党申请书了。由于受到父亲冤案的影响，一直未能如愿。 最近一次写入党申请书是在他第一次出国临行前的一天。 夜很深了，孩子们早已睡熟，妻子在给他准备行装，蒋筑英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想的不是对异国风光的憧憬，也不是对离别妻子儿女的挂牵。他对妻子说：“国家还相当困难，出国名额有限，谁不想有这样的机会？组织上偏偏给了我……党对我的要求不只这些。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工作者，光是业务拔尖还远远不够……”说完，蒋筑英摊开稿纸，写下了又一封入党申请书。 这一夜，他家窗户的灯光一直亮着，亮到凌晨。 拿着《入党志愿书》，蒋筑英回到家里，将这个喜讯告诉家人。妻子亲自为他斟满了一杯酒，望着他那熟悉的消瘦面庞，酸甜苦辣涌上心头……14年了，几千个共同的岁月，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丈夫对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党的事业坚贞不二的心。 1982年6月12日，组织上派他到成都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临行前，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写下了他的信仰和誓言：“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我愿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 而这份《入党志愿书》却成了他的绝笔。 在成都工作期间，蒋筑英因为劳累过度，加之患有多种疾病：肿瘤压迫导致胆管狭窄，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急性肺水肿。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于6月15日下午5时3分终止了呼吸，年仅43岁。 噩耗传到北京，导师王大衍悲感交集，紧握双拳敲击自己的太阳穴，老泪纵横，连声叹道：“从何谈起，从何谈起啊！中国科学院刚决定把光机所的领导重担加给他时，他却离去了……” 蒋筑英的离去，象一颗耀眼的新星陨落，但他为中国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永远不会消逝！ 人物百科 蒋筑英，浙江省杭州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1962年，考取著名光学家、长春光机所所长王大珩的研究生，后一直在该所从事光学传递函数研究工作。 蒋筑英是我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蒋筑英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蒋筑英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他是一个在光学传递函数的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他还特别注意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帮助长春和外地不少光学仪器工厂解决了许多生产上的困难。 蒋筑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掌握英、德、法、俄、日5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作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1982年6月，蒋筑英到外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在成都逝世。 他去世后，聂荣臻、方毅、胡乔木等领导同志先后发表文章，呼吁各级部门要彻底肃清“左”的影响，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生活上切实关心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科普中国出品，8月1日综合东北新闻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报道） [责任编辑:佟路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