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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寻找“林业白求恩”芬茨尔的行迹

 zilixy 2016-05-24

通讯:寻找“林业白求恩”芬茨尔的行迹

编辑:王枫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5年05月14日http://www./Item.aspx?id=157801
 
  暮春四月,清明过后不久,宝鸡市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林业、新闻行业的一行八人,怀着深深地敬意,到眉县寻找芬茨尔当年的行迹。
  
  现在知道芬茨尔的人已经很少了,只有民国时期的档案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档案中、陕西的地方志书中记载着他的事迹。林业方面的学者和学习林业的大学学子们知道,芬茨尔是中国现代林业的奠基人,被誉为“林业白求恩”、“教坛洋后稷”。
  
  芬茨尔全名叫戈特利布·芬茨尔,1896年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热爱学习,先后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攻读,1926年获得森林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共同学习的中国留德学生的影响下,芬茨尔怀着神秘感,把目光投向了万里之外的古老中国。他辞去了国内待遇优厚的工作和父母的挽留,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中国,受聘于刚刚创办不足两年的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担任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并兼任白云山第一模范试验场主任,1928年又兼任广东省森林局副局长。在他的努力下,相继开辟了广东东江、西江、北江、南路各处林场和生产苗圃,为当地林业的开发和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芬茨尔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林业技术知识带进尚不知林业为何物的粤中地区,他在社会动乱、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潜心培养林业学子,深入山区搞森林调查、设计,为广东林业建设作出大量基础性工作。
  
  1930年秋天,由于父亲去世,芬茨尔回国奔丧,照顾年迈悲伤多病的母亲。回国两年多,芬茨尔无时不在想念中国,他觉得自己的事业在中国,而万里之外的中国朋友也在想念他。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陕西五年大旱,史称“民国十八年年馑”,旱灾之后,蝗灾、狼害、瘟疫又接踵而来,使关中平原“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灾前全省1300多万人口,灾荒中死亡300百余万人,流离失所、逃荒要饭者600多万人!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奉命回陕领导赈灾。于老先生祖籍陕西,对于陕西有很深的感情,并深知发展教育的重要。民国初年,他在陕西担任靖国军总司令时,在与袁世凯的爪牙斗争的间隙,就在渭北筹建了不少学校。他在赈济灾民的同时,从长远发展考虑,提出“开发西北”、“兴农兴学”的主张,他认为:“赈灾亟当从事开垦,讲究农业。若设农林学校培养人才,可籍学术机关与地方人士合作,以学校为造林及垦荒之中心,再求民族之生路,全国家之命脉,庶几可得。”
 
  基于这一认识,于右任联合杨虎城等人提出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的建议。1932年秋,国民政府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并任命于右任、杨虎城等十五人为筹备委员。同年12月,他们把该机构更名为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公推于右任等三人为常务委员。于老先生在筹备之初把目光投向中外物色教育人才,就首先就想到回国奔丧的芬茨尔,向他发出邀请函电。
 
  收到函电,芬茨尔辞别年迈多病的母亲,1933年春天即赶赴中国,受聘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授、林场厂长,后来又被任命为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国民政府高级顾问。
 
  从1933年春天到中国,到1936年8月14日去世,芬茨尔这次到中国前后只工作、生活了一千多天。这些日子他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关资料介绍:1933年,陕西关中一带刚经过大灾,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民困未苏。为了使老百姓尽快渡过灾荒,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芬茨尔呈文省政府,提出“植树治土,休养生息”的主张,得到政府支持,并委任他负责察勘林场。在考察中,他发现眉县齐家寨以南的太白山麓一带树木稀少,而土壤肥美,就建议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森林组在此筹建林场。遂购置场部及苗圃地419亩,“其造林地之测量,曾特加留意,地图之轮廓系根据沿渭之飞机测量图而制成,已测之林地,分为林区,每区又分为林班,每林班造林之经过与结果,列表登记”。为提供不同海拔林地用苗造林,分别在海拔1400米的金沙沟和海拔600米的磨石沟设立苗圃,从植苗造林试验中认识到“二年生之树苗,已证明多数成活”,“山坡造林,以苗圃内所育树苗,实为最经济的方法,至于干燥地方,尚需应用曾经移植之苗木”。他多次到眉县林场,上山下滩察看育苗造林成果,亲自记载、收集资料,发现问题及时指导。
 
  1934年春,芬茨尔先生又主持在咸阳周陵筹建林场,购场部及苗圃用地820亩,用作渭河滩地造林试验的林地8000亩,用作黄土高原造林林地约2000亩。当年春在渭河滩地用杨柳插条造林,因土壤碱性“异常之高”而失败,遂认识到“以白榆、椿树、中槐及楸树等造林,已完全有效,并已证明此类树木之抗碱性,均比杨柳较高”。林场设立土壤化验室,用于本场造林地及沿黄、渭造林地土壤的机械、化学分析,配有气象仪器观测温、湿度及降水、蒸发、日照等,建有温室用于主要树种在不同林地土壤的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试验。
 
  芬茨尔被聘为陕西省政府顾问后,曾考察泾渭流域土壤生物。他在深入考察后提出,“山岭区域和沿渭之冲积地(滩地),尤其秦岭,实为造林之天然基础”。
 
  1934年夏,芬茨尔考察秦岭南北坡及汉中盆地,对这些地区的森林生长带和树木种类论述道:“由出渭河谷六七百公尺海拔高之山麓,直至三千公尺之高峰,仍留在森林之孑遗。一千公尺高之地带,则为天然阔叶混交林,其中以栎属的、栎、槲、栓皮栎等及榆科的朴、榉、榆等属植物为主要者。混交林之上直至海拔高一千五百公尺之处,干坡之上则见槲林,大半为栓皮栎及槲栎等类,其在背阳山坡之上及壑涧之中者,则为油松、华山松、白皮松、槲、枫、椴、核桃及桤木等,与较低带之树木比较,则为主要者。由一千五百公尺达二千公尺,松树加多,且有冷杉之发现。至桦、柳、杨等,与较低地带之树木相较,则为主要者。再由二千公尺至三千公尺,则为较平山顶,森林生长于险峻多石之较矮山坡,有冷杉、华山松、桦、杨等混交林。落叶松林发现于三千四百公尺之处,仅在最高山顶上生长”。这种对秦岭森林带垂直分布的叙述,在我国林业界为首创。
  
  1935年春,芬茨尔曾至关山林区考察,对于陇县森林植被特别注意,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此县境内肥沃之黄土遮被山丘,人烟稀少,所呈景象,实可重建森林,白皮松、油松、桧柏、侧柏等,均有生长之可能”。
  
  1935年5月,芬茨尔先生从潼关出发,出合阳,经韩城至禹门口,考察了黄河滩地地形地貌,提出了植树造林以控制流沙、保护堤岸的观点。此行考察后,陕西省林务局“决定设立平民林场,造林地(黄河滩地)计较高沙地五万亩,旧河床地八万亩”。当年冬,胶济铁路局给陕西省赠送刺槐种子20公斤,开始较大量地引种,先在沙区种植,后来发展成为黄土高原的主要造林树种。
  
  1936年2月,芬茨尔的《秦岭天然林之育护及沿黄沿渭滩地之培植》,公开出版,文中在结论部分提出“林政为现时所必须者,然质以现时之经济及行政情况,又觉难以实施。惟森林毁废,迫在目前,木材需要,日甚一日,又安能再有所待?”表达了一个林业科学家对当时林业保护的认识和忧患。
  
  1936年夏,芬茨尔先生又在《关山森林政策之刍议》一文中,提出关山林业建设的目的,建议省政府设立由省林务局管理的关山林场,建立苗圃,保护经营公有林,防止砍伐与火烧。他提出的育护关山天然林的方法,对陕西其他天然林区都可起到借鉴作用。后来陕西省关山林区管理处的成立就是按他所拟的重在保护、兼行造林和试行私有林管理的方针进行的。”
 
  客观地讲,上边记载的还只是芬茨尔工作量的一部分。而且芬茨尔的这些工作是在什么背景下做的呢?
 
  三十年代初的陕西,历经数百年罕见的灾荒、战乱,百业凋零、人口锐减,灾民嗷嗷待哺。所喜杨虎城将军率部摆脱中原大战,返回陕西,立志经营陕西,发展西北。然而当时交通不便,唯一的陇海铁路1934年底才修到西安;计划修建的西兰、西汉公路才刚动工;地处武功县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周围全部是雨天泥泞不堪、晴天灰尘飞扬的乡间土路,加之西府山区狼虫肆虐、土匪出没。但是芬茨尔到任之后,不辞劳苦,带着学生四处考察,足迹遍及三秦。凡是陕西境内的原始森林和宜林之地,他都了如指掌,并向时任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提出“建设西北,当以林业为要务”的建议,主张在大灾之后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家园,同时植树造林,保林护林,恢复旱灾、蝗灾之后的自然生态。在他的提议组织下,政府相继在西安城北的草滩、周至楼观台、眉县槐芽、营头、严家滩、陇县关山等地利用渭河沿岸和秦岭北麓的荒地建立了十个林场,一边引种试验,一边培育苗木。他还按照于右任、杨虎城发展西北的方略,到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考察,并首次把森林航测相片判读方法引入林区测量当中。回到学校、林场,他殚精竭虑,奋笔著述。先后著有《中国森林问题》、《西北造林论》、《甘宁青三省林业大计》、《陕西各苗圃设置及直接造林之方案》、《陕西林务实施办法》等十八种著作。对人工育苗、造林、保护天然林、林业行政组织、林业法规、水土保持等方面都有精到论述。芬茨尔的著作都是根据各地情形精密拟定,并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林业科学技术与中国林业现实相结合,对陕西乃至中国的现代林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笔珍贵的财富至今被学界称为“中国林学之瑰宝”。
 
  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教学。他的办法是带领学生在实践中学,结合实际学。为中国林业的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能动手干的人才。他还把其中表现突出者推荐到国外留学深造。
 
  然而,芬茨尔在繁忙的工作中还要承受着极大的心理负担,这种负担来自他的祖国。1933年,希特勒夺权成功,担任德国总理,随后又成为元首,从此纳粹横行霸道,德国迅速走向反共、反犹的血腥法西斯专制主义。要求国内外百姓一律表态支持其独裁专政,芬茨尔对此深恶痛绝。1935年前后,他收到德国驻华大使馆转来纳粹所发动的“民意调查”表,要他填写是否拥护“领袖”(希特勒)。他毫不迟疑地加以“否”定而且寄回大使馆。随后他就接到纳粹寄来的警告信,并且宣布没收了他在家乡的财产,使他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了。随后,希特勒政府还多次命令其大使馆将芬茨尔引渡回国。芬茨尔得到消息后,向中国当局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是中国人!”在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和教授齐敬鑫等人的帮助下,芬茨尔很快取得了中国国籍。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等人得到消息后,也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专门照会德国大使馆,对芬茨尔进行保护,使他专心于自己的事业。
 
  沉重的乡愁和繁重的工作使芬茨尔积劳成疾。据《陕西省志·人物志》记载:“1936年夏,芬兹尔为筹办关山林场,冒盛夏酷暑前往陇县,返回西安时,感觉精神不爽。然就在此时,他上报的《陕西省林务局民国二十五年度扩充计划》被核准实施。身为林务局副局长的芬兹尔遂打起精神抱病筹备。但由于昼夜操劳,以致患上严重的失眠症,终日头痛难忍。省府主席邵力子劝他赴青岛休养,他执拗不从,后经多次催促,方决定于8月14日前往青岛。不料,13日下午病情加剧,由省林务局德籍视察员罗特陪同,入西安广仁医院治疗,经多方抢救无效,于翌日凌晨三时去世,年仅40岁。”
芬茨尔去世后,陕西省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并把它安葬在西安莲湖公园内。
 
  斯人已去而风范长存!芬茨尔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八十年了,然而中国人没有忘记他,陕西人更没有忘记他!1989年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郭琦先生主编的《陕西五千年》一书,对芬茨尔的精神事迹给予充分记述,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凌区以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志书都记载着他的事迹。1995年七月,宝鸡市林业系统组织专家赴德国就其援助的中国西部造林项目考察洽谈,林业专家罗文杰等人专程到芬茨尔的故乡巴伐利亚、到他学习过的慕尼黑大学缅怀他。查找他早期生活、学习的资料。
 
  如今,当芬茨尔去世即将八十周年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位国际友人,为了让更多的后来人了解他的精神事迹,宝鸡市原市长李均先生提议选址为其塑像、建馆。在眉县营头林场,我们穿过茂密的森林,踩着一尺多厚的落叶,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难攀登,终于登上海拔两千多米的山顶,只见一大片高大的橡树林望不到边,主干直径大都在60多公分。树下还能找到用铁丝编织的牛笼嘴一样的东西。罗文杰告诉我们,这片林子就是芬茨尔八十多年前组织人工栽植的,当时为了防止老鼠等动物伤害小树苗,用这种牛笼嘴扣在每棵树苗上。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到这里考察,山顶上还有芬茨尔当年组织人工造林时居住的三间房子,可是我们找了很久,却没有找到。
 
  在眉县南山脚下的齐家寨,我们寻找芬茨尔当年创建的林场总部和他组织修建的通向林区的二十多公里石渣路,却找不到任何踪迹。当地上年纪的老人还记得那个林场、记得那条路叫“洋人路”,由于重修公路,早就被毁弃成为农田,现在一眼望去,全是挂满猕猴桃藤蔓的整齐的水泥架子。
 
  在陕甘交界处的关山林场,我曾经登上山顶,寻找芬茨尔的行迹,只见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覆盖着苍茫的关山,成为拦截泥沙,使黄河变清的绿色屏障。
 
  我曾到眉县槐芽林场寻找芬茨尔的遗存,这片四千多亩的沙滩地,在芬茨尔的努力下成为林场,现在已经成为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和中国西部兰花基地,像一颗绿色明珠镶嵌在渭水之滨。繁育中心集苗木花卉生产、科研、销售及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为一体,拥有一万平米的自动控制温室和和高科技组培楼以及自动喷灌系统。如今这里作为“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和“全国特色种苗基地”、 “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国家级引智示范基地”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实习基地,每天吸引着国内外学者、游客和国家领导人参观游览。
 
  在寻找芬茨尔行迹的过程中,我常常想,芬茨尔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也没有任何名利企图。他只是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他以认真严格的治学态度和忘我的工作精神,致力于自己的工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陕西恶劣的环境中,在自己的祖国和亲人遭受法西斯纳粹匪徒蹂躏的情况下,在异国他乡为人类做出了常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成就,他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诠释了一个纯粹的学者应有的骨气,堪称学人的典范!
  
  滚滚渭水、巍巍秦岭、莽莽关山,到处都有这位国际友人的行迹。
 
  芬茨尔,永远活在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刘鉴 写于2015年5月10日)


芬茨尔:扎根陕西的林业白求恩

http://www./m/detail/34337368.html?from=p

  芬茨尔是中国现代林业的奠基人,被誉为“林业白求恩”、“教坛洋后稷”。


  于右任先生在筹备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之初就首先想到回国奔丧的芬茨尔,向他发出邀请函电。收到函电,芬茨尔1933年春天即赶赴中国,受聘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授、林场场长,后来又被任命为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在他的提议组织下,政府相继在西安城北的草滩、周至楼观台,眉县槐芽、营头、严家滩,陇县关山等地利用渭河沿岸和秦岭北麓的荒地建立了十个林场。并首次把森林航测相片判读方法引入林区测量当中。芬茨尔的著作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林业科学技术与中国林业现实相结合,对陕西乃至中国的现代林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笔珍贵的财富至今被学界称为“中国林学之瑰宝”。



对芬茨尔当年所植的锐齿栎进行测量


  □ 刘鉴


  现在知道芬茨尔的人已经很少了,只有民国时期的档案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档案中、陕西的地方志书中记载着他的事迹。林业方面的学者和学习林业的大学学子们知道,芬茨尔是中国现代林业的奠基人,被誉为“林业白求恩”、“教坛洋后稷”。


  芬茨尔全名叫戈特利布·芬茨尔,1896年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热爱学习,先后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攻读,1926年获得森林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共同学习的中国留德学生的影响下,芬茨尔怀着神秘感,把目光投向了万里之外的古老中国。他辞去了国内工作,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中国,被聘为刚刚创办不足两年的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担任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并兼任白云山第一模范试验场主任。1928年又兼任广东省森林局副局长。在他的努力下,相继开辟了广东东江、西江、北江、南路各处林场和生产苗圃。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林业技术知识带进只知砍伐,尚不知林业为何物的粤中地区。


  1930年秋天,由于父亲去世,芬茨尔回国奔丧,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回国两年多,芬茨尔无时不在想念中国,他觉得自己的事业在中国。而万里之外的中国朋友也在想念他。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陕西五年大旱,史称民国十八年年馑。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奉命回陕领导赈灾。在赈灾的同时,于右任提出“开发西北”、“兴农兴学”的主张,联合杨虎城等人提出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的建议。1932年秋,国民政府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并任命于右任、杨虎城等十五人为筹备委员。同年12月,他们把该机构更名为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公推于右任等三人为常务委员。于老先生在筹备之初就首先想到回国奔丧的芬茨尔,向他发出邀请函电。


  收到函电,芬茨尔1933年春天即赶赴中国,受聘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授、林场场长,后来又被任命为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国民政府高级顾问。


  从1933年春天到中国,到1936年8月14日去世,芬茨尔这次到中国前后只工作、生活了1000多天。这些日子他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关资料介绍:1933年,陕西关中一带刚经过大灾,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民困未苏。为了使老百姓尽快渡过灾荒,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芬茨尔呈文省政府,提出“植树治土,休养生息”的主张,得到政府支持,并委任他负责察勘林场。在考察中,他发现眉县齐家寨以南的太白山麓一带树木稀少,而土壤肥美,就建议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森林组在此筹建林场。遂购置场部及苗圃地419亩,“其造林地之测量,曾特加留意,地图之轮廓系根据沿渭之飞机测量图而制成,已测之林地,分为林区,每区又分为林班,每林班造林之经过与结果,列表登记”。


  1934年春,芬茨尔先生又主持在咸阳周陵筹建林场,购场部及苗圃用地820亩,用作渭河滩地造林试验的林地8000亩,用作黄土高原造林林地约2000亩。当年春在渭河滩地用杨柳插条造林,因土壤碱性“异常之高”而失败,遂认识到“以白榆、椿树、中槐及楸树等造林,已完全有效,并已证明此类树木之抗碱性,均比杨柳较高”。


  芬茨尔被聘为陕西省政府顾问后,曾考察泾渭流域土壤生物。他在深入考察后提出,“山岭区域和沿渭之冲积地(滩地),尤其秦岭,实为造林之天然基础”。


  1934年夏,芬茨尔考察秦岭南北坡及汉中盆地,对这些地区的森林生长带和树木种类作了论述。这种对秦岭森林带垂直分布的叙述,在我国林业界为首创。1935年春,芬茨尔曾至关山林区考察,对于陇县森林植被特别注意,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此县境内肥沃之黄土遮被山丘,人烟稀少,所呈景象,实可重建森林,白皮松、油松、桧柏、侧柏等,均有生长之可能”。1935年5月,芬茨尔先生从潼关出发,出合阳,经韩城至禹门口,考察了黄河滩地地形地貌,提出了植树造林以控制流沙、保护堤岸的观点。此行考察后,陕西省林务局“决定设立平民林场,造林地(黄河滩地)计较高沙地五万亩,旧河床地八万亩”。当年冬,胶济铁路局给陕西省赠送刺槐种子20公斤,开始较大量地引种,先在沙区种植,后来发展成为黄土高原的主要造林树种。


  1936年2月,芬茨尔的《秦岭天然林之育护及沿黄沿渭滩地之培植》,公开出版,文中在结论部分提出“林政为现时所必须者,然质以现时之经济及行政情况,又觉难以实施。惟森林毁废,迫在目前,木材需要,日甚一日,又安能再有所待?”表明了一个林业科学家对当时林业保护的认识和忧患。


  1936年夏,芬茨尔先生又在《关山森林政策之刍议》一文中,提出关山林业建设的目的,建议省政府设立由省林务局管理的关山林场,建立苗圃,保护经营公有林,防止砍伐与火烧。他提出的育护关山天然林的方法,对陕西其他天然林区都可起到借鉴作用。后来陕西省关山林区管理处的成立就是按他所拟的重在保护、兼行造林和试行私有林管理的方针进行的。



  客观地讲,以上记载的还只是芬茨尔工作量的一部分。而且芬茨尔的这些工作是在什么背景下做的呢?


  三十年代初的陕西,历经数百年罕见的灾荒、战乱,百业凋零、人口锐减,灾民生活十分困难。所喜杨虎城将军率部摆脱中原大战,返回陕西,立志经营陕西,发展西北。然而当时交通不便,唯一的陇海铁路1934年底才修到西安;计划修建的西兰、西汉公路才刚动工;地处武功县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周围全部是雨天泥泞不堪、晴天灰尘飞扬的乡间土路,加之西府山区狼虫肆虐、土匪出没。但是芬茨尔到任之后,不辞劳苦,带着学生四处考察,足迹遍及三秦。凡是陕西境内的原始森林和宜林之地,他都了如指掌,并向时任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提出“建设西北,当以林业为要务”的建议,主张在大灾之后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家园,同时植树造林,保林护林,恢复旱灾、蝗灾之后的自然生态。在他的提议组织下,政府相继在西安城北的草滩、周至楼观台,眉县槐芽、营头、严家滩,陇县关山等地利用渭河沿岸和秦岭北麓的荒地建立了十个林场,一边引种试验,一边培育苗木。他还按照于右任、杨虎城发展西北的方略,到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考察,并首次把森林航测相片判读方法引入林区测量当中。回到学校、林场,他殚精竭虑,奋笔著述。先后著有《中国森林问题》、《西北造林论》、《甘宁青三省林业大计》、《陕西各苗圃设置及直接造林之方案》、《陕西林务实施办法》等十八种著作。对人工育苗、造林、保护天然林、林业行政组织、林业法规、水土保持等方面都有精到论述。芬茨尔的著作都是根据各地情形精密拟定,并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林业科学技术与中国林业现实相结合,对陕西乃至中国的现代林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笔珍贵的财富至今被学界称为“中国林学之瑰宝”。


  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教学。他的办法是带领学生在实践中学,结合实际学。为中国林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能动手干的人才。他还把其中表现突出者推荐到国外留学深造。


  然而,芬茨尔在繁忙的工作中还要承受着极大的心理负担,这种负担来自他的祖国。1933年,希特勒夺权成功,担任德国总理,随后又成为元首,从此纳粹横行霸道,德国迅速走向反共、反犹的血腥法西斯专制主义。要求国内外百姓一律表态支持其独裁专政,芬茨尔对此深恶痛绝。1935年前后,他收到德国驻华大使馆转来纳粹所发的“民意调查”表,要他填写是否拥护“领袖”(希特勒)。他毫不迟疑地加以“否”定而且寄回大使馆。随后他就接到纳粹寄来的警告信,并且宣布没收了他在家乡的财产,使他成为无家可归的人。随后,希特勒政府还多次命令其大使馆将芬茨尔引渡回国。芬茨尔得到消息后,向中国当局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是中国人!”在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和教授齐敬鑫等人的帮助下,芬茨尔很快取得了中国国籍。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等人得到消息后,也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专门照会德国大使馆,对芬茨尔进行保护,使他专心于自己的事业。


  沉重的乡愁和繁重的工作使芬茨尔积劳成疾。据《陕西省志·人物志》记载:“1936年夏,芬茨尔为筹办关山林场,冒盛夏酷暑前往陇县,返回西安时,感觉精神不爽。然就在此时,他上报的《陕西省林务局民国二十五年度扩充计划》被核准实施。身为林务局副局长的芬茨尔遂打起精神抱病筹备。但由于昼夜操劳,以致患上严重的失眠症,终日头痛难忍。省府主席邵力子劝他赴青岛休养,他执拗不从,后经多次催促,方决定于8月14日前往青岛。不料,13日下午病情加剧,由省林务局德籍视察员罗特陪同,入西安广仁医院治疗,经多方抢救无效,于翌日凌晨三时去世,年仅40岁。”


  芬茨尔去世后,陕西省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并把它安葬在西安莲湖公园内。



  斯人已去而风范长存!芬茨尔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八十年了,然而中国人没有忘记他,陕西人更没有忘记他!为了纪念这位国际友人,为了让更多的后来人了解他的精神事迹,宝鸡市原市长李均先生提议选址为其塑像、建馆。


  在眉县营头林场,我们穿过茂密的森林,踩着一尺多厚的落叶,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难攀登,终于登上海拔两千多米的山顶,只见一大片高大的橡树林望不到边,主干直径大都在60多厘米。树下还能找到用铁丝编织的牛笼嘴一样的东西。罗文杰告诉我们,这片林子就是芬茨尔八十多年前组织人工栽植的,当时为了防止老鼠等动物伤害小树苗,用这种牛笼嘴扣在每棵树苗上。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到这里考察,山顶上还有芬茨尔当年组织人工造林时居住的三间房子,可是我们找了很久,却没有找到。


  在眉县南山脚下的齐家寨,我们寻找芬茨尔当年创建的林场总部和他组织修建的通向林区的二十多公里石渣路,却找不到任何踪迹。当地上年纪的老人还记得那个林场、记得那条路叫“洋人路”,由于重修公路,早就被毁弃成为农田,现在一眼望去,全是挂满猕猴桃藤蔓的整齐的水泥架子。


  在陕甘交界处的关山林场,我曾经登上山顶,寻找芬茨尔的行迹,只见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覆盖着苍茫的关山,成为拦截泥沙,使黄河变清的绿色屏障。


  我曾到眉县槐芽林场寻找芬茨尔的遗存,这片四千多亩的沙滩地,在芬茨尔的努力下成为林场,现在已经成为陕西省苗木繁育中心和中国西部兰花基地,像一颗绿色明珠镶嵌在渭水之滨。


  在寻找芬茨尔行迹的过程中,我常常想,芬茨尔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他只是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他以认真严格的治学态度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陕西恶劣的环境中,在自己的祖国和亲人遭受法西斯纳粹匪徒蹂躏的情况下,在异国他乡为人类做出了常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成就,他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诠释了一个纯粹的学者应有的骨气,堪称学人的典范!


  滚滚渭水、巍巍秦岭、莽莽关山,到处都有这位国际友人的行迹。芬茨尔,永远活在在中国山山水水中!


  (作者系陕西广播电视台原住宝鸡记者站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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