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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陆元敏的办公室里见到他的时候，他不久即将退休。到他办公室附近的一个茶坊里聊了聊，聊完后，带着对他的某种了解，再回到他的办公室时，我发现，在那个公务员的办公桌上，他一定谈不上喜欢，但或许是忍受了几十年。 对抗一个无尽消磨人的工作岗位，他用自己感觉舒适的方式进行消解。 在往返办公室和家的路上，他多年持续拍照，那是某种化解，让一个曾想着一辈子画画、拉小提琴的人，去抚慰自己无可奈何的现实处境。 他内向谦逊，克制且坦诚，我想，拍照之于他，是否文字之于卡夫卡？是否类同一辈子作为公务员的卡夫卡，用文字对生命进行的救赎呢？但似乎，陆元敏对自己更宽容些，他没有卡夫卡那么地纠结，在拍照上，他让自己觉得好玩，享受纯粹的快乐。 文/傅尔得
台湾摄影师阮义忠，1993年为《摄影家》杂志编辑“中国摄影”专号的时候，第一个联络的大陆摄影师，就是陆元敏。 陆元敏将镜头，对准了家门口的小狗，窗外的电线杆，普通的上海人家，市民弄堂，都市角落的细微表情，某年某月某天的路上的行人、小狗、路边的废弃塑胶模特、枯井……那些成为上海人记忆中最稀松平常的一幕幕。 陆元敏用过500多个乐凯黑白胶卷，这些去掉了纷繁芜杂的色彩的黑白底片，只求将上海沉淀，只求将正随着经济和国际化的加速进程而逐渐消失的上海，进行定格。 他的照片，是时间的一部分，是上海人不可缺失的集体记忆。 “过去想的是，这些照片只是我自己的日记，后来却变成了我所生活的城市的日记”。 他只是恰好在那里，按下快门，却将上海人的记忆都冲洗了出来。 直接不等于容易，陆元敏得到欣赏，且受到外界的关注，并不是随随便便和莫名其妙就如此。 “从1976年开始，我就开始拍，直到1990年，我才明白要拍什么”。 14年曲折的前奏，才铺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陆元敏的都市摄影之路。 “曾经，我把好奇心用错了地方”。陆元敏和许多玩艺术，玩创作的摄影师一样，曾经深深地沉迷过硬件的技巧，比如立体摄影、暗房等等。在长达14年对技术的迷恋之后，他才明白：对于艺术创作来讲，技巧是没有生命的。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立体摄影”。所谓立体摄影，是表现景物三维空间的一种摄影方法，如果你看过电影《飞屋环游记》，里面的老爷爷老太太在家里戴着眼镜看的，就是这一种；如果你在电影院看过3D版的《阿凡达》，就会对立体影像有切身的体会。“有人对立体摄影是不屑一顾的，这只是一种技术，但我当时迷恋了很久”。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立体摄影的照片和相机，国内都买不到，朋友送给了陆元敏一套30年代出的美国各地的风光立体片，还有看照片的眼镜，“拍出来是两张并排在一起的照片，看起来一摸一样，只是模仿左眼和右眼的视域，而呈现出细微的不同，要带上特制的眼镜，才能看到立体的”。 他对技术的迷恋，也小有成就，“照片我能用两个照相机拍出来，但是眼镜怎做？后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很多镜片来反复尝试，最后做成了一幅框架眼镜。”谈到自己的钻研成果，他将脖子伸了伸，笑眯眯地说，“书是平面的，一般人在书上看不到立体的效果，我后来就练就了这种本事：不用眼镜就能将两张照片重叠在一起了”。 除了好奇心用错了地方，他还有过失败的模仿。 虽然陆元敏从不给自己规定拍摄题材，但是选择“生活中的上海”作为自己的拍摄题材，其实是源于一次模仿。 “那是一次失败的模仿”。 说完，他的眼珠向上看了看，似乎是在回忆，然后又笑起来。 他的模仿对象，是法国摄影师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 “曾经，他来上海做过展览。他把生活中的巴黎，拍得非常幽默，我很感动，也想拍生活中的上海。” 陆元敏开始把自己的视野，从亲戚朋友的留影，拓宽到生活中的上海。 但是，他却选错了镜头。 “我选择了一个135mm的长镜头，当时认为拍这样的照片要躲在很远的地方，才安全”。陆元敏是内向的，至今他仍然如此。当时，因为胶片感光度低，加上内向心虚，即便离得远，他也很少端稳长镜头，“照片都是虚的，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来”。 “后来，我又走了一个极端，用了广角镜头，这一下子提高了我的审美，当时比较喜欢广角的冲击力，而且，我可以凑到人家几乎不会注意的距离，一下子自信心提高很多”。 他用焦距的技术转变，来调试面对人群的转变。但他就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好在他不勉强自己，“如果拍的时候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我就放弃了，我放弃的概率很高；我的失败率也很高，拍过很多失败的照片，外界都没有看到”。 他不神话自己，也不掩饰自己，坦然呈现自己的“胆小”和“失败”。 好在，他找到如何给自己松绑的方法，“我也曾一直迷惑，怎样才能拍出好照片来？后来，觉得没必要拍出好照片，就一下子轻松了。” 他信奉兴趣，不将努力和坚持挂在嘴边，用应天由命的姿态，来面对自己所受到的关注，“就算努力，也不一定会成功，该给你就是你的。我现在是幸运的，毕竟有人注意到我的片子，为我做一些展览，出一些画册”。 “我只拍自己熟悉的、感觉自如的东西”。 在上下班的路上，在家和办公室的两点一线之间拍照，成了他工作之余最放松的事情，“真正喜欢很重要，保持一颗好奇心也很重要。开始拍照之后，人生变得有趣很多，这上下班路上，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
2009年3月，陆元敏第一次提笔为自己的展览写文字。在色影无忌网站的影展自序上，他写道，“总要有人用影像来见证曾经的时光，而且这个人是照片拍得好的人”。对“照片拍的好的人”，他的定义是“如果认为一件事情是最好玩的，而且是全心全意地喜欢，就一定会做得好”。 陆元敏的照片，不管你是否欣赏，他自己似乎从来没有满意过，这倒不是因为他自我要求高，而正是因为，他对自己根本就没有要求。 不管是受到外界的广泛赞誉，还是偶尔听到的刺耳的批评，他都不喜欢。 “其实，我既不想听人家的赞扬，但也不想听人家的批评，我是一个自信心不强的人，听到批评就会很敏感，对自己的不足，自己比谁都清楚”。 “自己的东西，只是外界觉得不错，我自己从来没有满意过，我一直都是很心虚的”。说完，他腼腆地笑笑，摇摇头，摇摇手，这过程中，他把“很心虚”这三个字，反复说了好几遍。 陆元敏是一个抗拒现代技术的人，最近，他才开始使用手机。他也几乎不用电脑，目前他用电脑的最大程度，就是用“DELET”键将不要的照片删除。 也是因为抗拒技术，使他一不留神赶了一趟年时髦。 LOMO相机，伴随着它摒弃了曝光参数、焦点虚实、主陪体关系、传统构图等传统的参照，其带有与欲与传统划清界限的反叛精神，得到了年轻人的广泛青睐。 “我一直想要一个简单的照相机，因为我几乎只用一个光圈一个焦距，LOMO刚好把相机的复杂功能都去掉了。拍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LOMO”。 《生活》杂志2010年的第一期，用了整整8个版面，来介绍陆元敏的LOMO作品。早在2006年，他的LOMO作品展，就开始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他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 他开始用LOMO相机的原因，非常单纯：“用LOMO是因为，一个朋友建了一个LOMO的网站，让我给他的网站提供东西，就给了我一个LOMO相机”。他不是一个潮流的追随者，也不是姿态的标榜者，“我的LOMO是老派的，焦距准，片子很实”。 他只是简简单单，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拍照，没想那么多。不管是LOMO相机也好，传统相机也好，可能正是因为他黑白的影调，不规则的颗粒感，使每一张影像，似乎后面都有一个似有似无、或大或小的故事，将观者拉入他们自己编织的故事里。 上海的两位摄影评论家，都对陆元敏进行了解读。林路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写到，“陆元敏的画面中，快乐多于忧伤，憧憬多于怀旧”；顾铮在他所著的《城市表情》一书里说，“陆元敏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使得经过他的视线抚摸过的任何“道具”都笼罩上一层梦境般的朦胧而略带感伤的轻纱”。 “没想那么多，摄影单纯是为了享受快乐，不快乐我就不拍了”，他只是把摄影当成一种享受，照片究竟是快乐还是伤感，不在他的预谋之内。 虽然简单是他的哲学，但你不能理解为他没有艺术才分。 “年轻时，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当连环画画家，那时候想，如果有机会在电影制片厂画动画，每天应该像在天堂那样快乐。有时候又想，如果在交响乐队拉小提琴或大提琴，每天又可以拉琴又可以听交响乐，也是很不错的事情”。 陆元敏将已经过去的昨天，正在消失的今天，以后不再会有的、永远不再有的生活片段，进行刻录。当大上海的快速发展，快速碾碎一代人的记忆时，他的影像，会像老电影般，展示昨日已逝，明天逐渐模糊，且未来不再有的上海。 对于想找寻真诚的上海风骨及过往的人来讲，陆元敏的照片将是多么大的抚慰。
刊载于《像素》杂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傅尔得
自由撰稿人，写碎稿也写专栏，对一切未知的未发生的事情抱持强烈的好奇心。相信美好的一天，可以从做一份元气早餐开始。
作为一个大龄女青年，在一个不三不四的年纪，生活像一艘即将撞上冰山又掉不了头的大船，仍要拒绝二手生活，拒绝被姿态俘虏，在等死前的绝地反击，就是来一场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冯唐解决心理问题，许知远定义时代，我解救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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