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羊的起源和发展
动物分类学中一般意义上的家羊只有盘羊属的绵羊和山羊属的山羊这两个种。绵羊可能由盘羊驯化而成，其雄羊以角大而成螺旋形为特征；山羊则由野山羊驯化而成，角为细长的三棱形、呈镰刀状弯曲。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被驯化的绵羊和山羊是在伊朗西南部的扎格罗斯及周边地区，时间为距今1万年前。
根据动物考古学家的研究，在距今约5600～5000年前，中国最早的家养绵羊出现在甘肃和青海一带，然后逐步由黄河上游地区向东传播。在20世纪70年代，考古研究人员在甘肃省天水市师赵村遗址的5号墓（距今约5600～5300年）中发现随葬羊的下颌骨，在青海省民和县核桃庄马家窑文化墓葬（距今约5300～5000年）里发现随葬完整的羊骨架。当时并没有对这些绵羊骨骼进行研究，现在动物考古学家依据考古学的现象推测它们属于家畜，但还不能确定属于绵羊还是山羊。
在距今约4500～4000年间，在豫西晋南地区的山西省襄汾市陶寺、河南省登封县王城岗和河南省禹州市瓦店等多个遗址的龙山文化层里，发现了该地区最早的绵羊骨骼。再往后，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遗址里也发现了当地最早的绵羊骨骼。到商代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址里则普遍出土羊骨。从历时性的角度观察，绵羊在甘青地区的出现、发展及沿着黄河流域向东扩散的过程是十分清晰的。依据中国绵羊的突然出现及由西向东的传播过程、体型上的大致相同、基因特征的证据、成熟的饲养方式等，动物考古学家认为这类动物很可能是古人通过文化交流，将最早在西亚地区被驯化的绵羊传入中国的。
羊不仅能为人类提供多种畜产品，还为草食性动物，不会与猪、狗等传统家畜争夺食物。因此，家羊的出现，代表人类开始以草食性动物来开发新的生计资源，表明畜牧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现在，中国境内绵羊的品种有31种，山羊有43种。这种品种的多样化是各个地区人们的不同需求、饲养技术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羊年揭秘：中国最早饲养的是山羊还是绵羊？
北京2015年2月16日电。尽管中国人对于农历羊年的羊是指山羊还是绵羊看法不一，考古学家肯定的是，目前在中国发现最早的家羊是绵羊，而中国人养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说，距今约5600至5000年前，中国最早的家养绵羊出现在甘肃和青海一带，然后逐步由黄河上游地区向东传播。而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山羊发现于距今约3700年前的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这位动物考古学家说，绵羊可能由盘羊驯化而成，其雄羊以角大而成螺旋形为特征；山羊则由野山羊驯化而成，角为细长的三棱形、呈镰刀状弯曲。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被驯化的绵羊和山羊在伊朗，时间为1万年前。
袁靖介绍，中国的家养动物分为土生土长的和通过文化交流引进的。根据现有的认识，中国最早的家养动物是狗，由狼驯化而来，距今1万年；其后是猪，从野猪驯化而成，距今约9000年。“在以后长达数千年时间里，似乎我们的祖先没有继续驯化其他动物。”袁靖说。他形容在时隔3000多年后，中国最早的家羊出现得很突然。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甘肃天水市师赵村遗址(距今约5600至5300年)发现随葬羊的下颌骨，在青海民和县核桃庄马家窑文化墓葬(距今约5300至5000年)发现随葬完整的羊骨架。然而当时的研究人员没有保留羊骨，仅对羊骨做了文字记录。但此后考古学家在山西、河南、山东多处4000多年前的遗址中发现的羊骨均鉴定为绵羊。据此，考古学家推测在甘肃、青海地区出土的羊也应是绵羊。袁靖说，对这些遗址出土的绵羊骨做DNA分析显示，它们与最早出现于西亚地区的绵羊的基因有密切关系。“这说明绵羊最早在西亚被驯化后传入中国，而连接东西方的所谓‘丝绸之路’早在汉代之前就早已开通。”
此外，考古也证明了羊在中国饮食中的重要地位。在山东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有一幅鱼羊图，左侧为一条平放的鱼，右侧为一只带有螺旋形大角的绵羊头。把鱼和羊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鲜”字。可见在古代人的心目中，羊肉的美味确实不同寻常。在陕西省西安市唐代大明宫遗址附近的一个灰坑中，出土了不少动物遗存，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羊骨。而唐代之前的宫殿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遗存以猪为主。“可见至少从唐代开始，羊肉成了宫廷中受欢迎的肉类。对羊肉的喜爱延续到了宋代。”袁靖说。
古人养羊不仅为了吃肉、喝奶，羊毛织品在人类挡风御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何时开始剪羊毛的呢？考古学家在整理山西襄汾市陶寺遗址(距今约4000年)出土的动物遗存时，发现其中羊骨的数量较多，而且老羊居多，这显然不是为了吃肉和喝奶。这种现象在3900年前的河南省郑州市新砦遗址以及3700年前的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也有发现。而在2400年前新疆八里坤县石人子沟遗址还发现了一端有锯齿、一面磨光的可能与加工羊毛有关的骨器。“我们推测，至少4000年前，陶寺遗址的先民就掌握了剪羊毛的技术。”袁靖说。
羊的驯化之路
文汇报编者案：“羊的驯化之路”一文是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我国重要家养动植物在人工选择下进化的遗传及基因组机制”这一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王文教授等人撰写的科普文章。承中科院上海生化细胞所郭礼和教授推荐，并征得王文教授同意转载于此。值得一提的是此文还有一个背景是，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门近期再次要求承担“973项目”的课题组在项目验收考核时要同时提交科普文章，这篇佳作可以说在“科研项目科普化”方面也带了一个头。
正文：今年是我国传统的羊年（农历乙未年）。说到羊这种动物，我们都不陌生。不过，如果从起源、进化和基因的角度来看的话，关于羊的知识可能会让你耳目一新。对人类来说，羊是一种很重要的家畜，比如羊和羊皮，在我国古代贸易中就有着重要的地位。春秋时代秦国的著名宰相百里奚，从前就是用5张羊皮换回来的；西汉时期，贤人卜式在养羊致富后，愿捐出一半家财，支援对匈奴的征伐。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都说明“羊”还是比较贵重的。从结构上看，汉字的“羊”字其实是个象形字，它高度概括了羊的形状：一“点”一“撇”是它的两只大角，“王”是它毛绒绒的身子，垂下来的“|”则是它的那条大尾巴。那么，就让我们按照这个顺序，分别从羊角、羊肉、羊尾巴来聊聊这种可爱的动物吧。
一、羊角：还不如没有。家羊分为两种，即山羊和绵羊。在1万多年前，人类的农业文明开始从西南亚兴起时，当地的野山羊（Capraaegagrus）和野绵羊（Ovisorientalis）分别被驯化，然后随着人类的迁徙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就是山羊和绵羊的起源。从动物分类学上看，西南亚的野山羊和野绵羊分别属于牛科的山羊属和绵羊属，从化石记录和基因分子钟计算可知，在进化之路上，两者约在400万年前即已“分道扬镳”(分歧）。从外观上看，它们最大的差别就是头顶的那对角：如果是尖刀状弯角，就是山羊；如果是螺旋状弯角，就是绵羊。
羊角的大小像孔雀尾巴一样，受到从性遗传的控制，是重要的雄性第二性征，所以公羊的角要比母羊的角粗大得多。羊角由骨质的心和表皮角质鞘组成，会终身生长，有记载的最大雄性野绵羊角重达35千克。在发情期间，雄羊争偶激烈，甚至在山的另一侧也能听到雄羊巨角撞击时发出的巨大声响。角越大，越能吸引更多配偶，在与其他公羊的竞争中也更容易获胜。照此说，在野生状态下，经过长期的性选择，公羊角应该变得越来越大。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在生殖和生存之间，还存在着某些取舍。英国研究人员就发现，在圣科达岛上，长着大角的野生公羊在生殖方面很成功，但同时也有很多公羊的角却非常小。原来，大角的公羊能吸引到更多配偶，而小角公羊则更长寿。特别是当控制角大小的基因RXFP2处于杂合状态时，公羊就既有大角又长寿，从而具有了杂合优势。这样一来，在整个群体中，控制角大小的基因就不得不维持一定的多态性，从而使得羊群中一直存在角大小不同的公羊。这项研究已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
在家养状态下，羊角的大小和有无，基本取决于人类的认知和喜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观对称的羊角被当作“公羊雄性特征明显、适宜留作种羊”的标准，有些民族甚至还将羊角当作本族的图腾。这就使得不同地域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陆续选育出了长有不同形状羊角的绵羊或山羊品种。而到了近代，西方育种专家普遍认识到，羊的大角既耗费营养，又为羊群管理带来安全隐患。人们偶然发现，由于基因突变导致某些绵羊表现为无角性状，便利用这些绵羊与已有品种进行杂交，然后进行长期选育，使得绝大多数的现代绵羊品种都是无角品种。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无角绵羊品种都是在RXFP2这个基因上发生了突变。相对于绵羊，西方国家对山羊的关注度较低，所以并没有选育出无角的山羊品种。不过，我国有几个偶然选育形成的无角山羊的地方品种，但产肉或者产绒的性能还比较差，有着很大的选育潜力。未来，将我国的良种山羊改造为无角山羊品种，将是山羊育种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羊毛：细才是好东西。俗话说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羊毛可以被捻成毛线，织成毛衣。那么，羊毛和羊绒有什么区别，又分别来自于什么羊呢？在野羊身上有两种类型的毛，一种是粗毛，直径一般在60微米以上，和人类头发的粗细差不多；另一种是绒毛，贴着皮肤生长，直径一般在20微米以下。绒毛专门用于冬季保暖，所以每年入春后，羊身上的绒毛就会脱落下来，新的绒毛会在夏末重新生长出来。
为了获得更多的羊毛产品，我们的祖先对某些家养绵羊品种进行了长期选育，形成了新品种的绵羊。它所产的毛已经不再区分粗毛和绒毛，其粗细介于二者之间。而且，它还不会在春天脱落，而是像人类的头发一样，一直保持生长。这么一来，不仅羊毛的均匀度很好，而且产量也大大提高了。最有代表性的品种，就是英国的长毛种绵羊（如林肯羊和边区莱斯特羊）。随着纺织技术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更细的羊毛可以纺织成质量更好的面料，于是提高羊毛的细度和产量就成为了育种的主要目标。在16～17世纪，西班牙得到了美利奴羊，它是一种能够提供20微米直径细毛的绵羊品种。当时，西班牙严禁美利奴羊输出，违者会被处以死刑。这使得它一直到18世纪以后才被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
在现在的各个细毛羊品种中，其实都含有美利奴羊的血统。随后，澳大利亚通过一百多年时间对美利奴羊进行了持续改良，获得了密度更高、细度更均匀的澳洲美利奴品种，随后立法严禁该羊种质资源出口，而从它身上获得的“澳毛”，更是享誉世界。有趣的是，最有名的美利奴羊却还不是它们，而是一只被叫做“史莱克”的新西兰绵羊。它为了逃避剪毛，独自在农场附近的山洞中躲了7年，被人们发现时，身上的羊毛已经有27千克重了。
羊绒是山羊在每年春季脱落的绒毛，细度一般在16微米以下，比美利奴羊毛更细，而且表面鳞片边缘更薄，所以质感更光滑。但是，它的产量要远低于经过长期选育的细毛羊，平均每只羊的产绒量只有几百克，所以价格昂贵，俗称“软黄金”。因为亚洲的克什米尔地区曾是向欧洲出口羊绒的集散地，所以在西方语言中，往往直称羊绒为“克什米尔”。
现如今，70%以上的羊绒是由我国的白绒山羊生产的，而白绒山羊也是我国唯一严禁出口的家畜。但是，由于杂交和盲目追求产量，其细度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13微米增加到目前的16微米，羊绒的价格则相应降到当年的约1/10。毛囊的发育生长，是由多个基因控制的复杂数量性状遗传所决定的，因此要找到控制羊毛和羊绒细度的基因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最近完整解析了山羊的基因组，成果发表在了《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在此基础上，我国科学家正在利用山羊基因组和新一代的基因育种技术进行研究，努力将白绒山羊的羊绒细度恢复到14微米以下。
在过去的一千年中，羊毛和棉花曾经分别是西方和东方的主要衣料来源。随着近代化纤工业的兴起和棉花机械化种植的发展，价格相对昂贵的羊毛所占的全球衣料的市场份额，已经逐步从3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不足1.5%；至于羊绒面料的份额，更是仅维持在市场份额万分之二的程度。市场份额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衰亡，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反映了它的稀缺程度。事实上，高品质的羊绒和羊毛产品也一直是衣料中的奢侈品，所以这也可能是未来绒毛羊培育和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机会。
三、羊尾：不能再肥下去了。在我国的先秦时代以前，牛羊是祭祀品。如《礼记·王制》中就有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秦汉以后，作为农耕主力的牛一直被立法保护，在禁杀之列，所以羊成为了最主要的贵族化肉食。不过到了现代，羊肉早已被端上了寻常百姓家的餐桌。很多人都记得，用火锅涮羊肉时绵羊油脂的那种特殊味道，而到过内蒙古和新疆的人，也往往会对蒙古羊的大尾巴和哈萨克羊的肥臀印象深刻。这充满脂肪的尾巴和臀部，可以帮助绵羊度过寒冷而缺乏草料的冬季；更主要的，则是过去人们经常缺乏油脂摄入，所以对能在尾部大量储存油脂的肥尾羊情有独钟。事实上，善于奔跑的野绵羊的尾巴十分短小，而另外很多绵羊品种的尾巴也很短小，所以毫无疑问，肥尾羊的大尾巴正是由人类在驯养过程中选育出来的。通过比较肥尾巴和瘦尾巴绵羊品种的基因组，科学家已经找到一些与脂肪囤积相关的基因变异，如激素受体基因（AR）突变等。
那么，肥羊的脂肪是从哪里合成的呢？研究发现，牛羊等草食类反刍动物，通过瘤胃内的细菌发酵，先将纤维素转化为挥发性脂肪酸（如乙酸和丁酸），然后以之为碳源，再进行糖异生和脂类合成。最近，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除了肝脏和脂肪组织以外，绵羊的皮肤居然也是重要的脂类合成器官。绵羊皮肤的脂质代谢，涉及了在皮肤高表达的MOGAT2和MOGAT3基因。这两种基因属于酰基转移酶家族（即DGAT2/MOGAT），涉及二酰基甘油酯和甘油三酯的合成。在人体中，小肠黏膜细胞通过甘油一酯途径合成脂肪，而MOGAT3酶正是这个途径的关键限速酶，过去从未发现它会在皮肤中表达。
此外，在几乎所有有数据记录的哺乳动物中，MOGAT2/3都是单拷贝基因。但是，在绵羊体内，MOGAT2/3基因进化出了大量的新拷贝，并在绵羊皮肤中高度表达。这就提示我们，甘油三脂分解生成羊毛脂时产生的甘油一脂，可在绵羊皮肤中直接被回收，并重新生成甘油三脂，这就大大增加了皮肤脂类合成的效率。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在现代社会，人类健康饮食要求低脂肪、高蛋白，这也成为未来的畜牧品种选育方向。一方面，我们要抑制上述脂类合成和囤积的基因表达，另一方面，还要寻找那些增加瘦肉率的基因。在这方面，最有名的基因就是肌肉生长抑素基因（MSTN）了。在特克赛尔羊中，这个基因发生了突变，它抑制肌肉生长的功能也就难以发挥，从而促进了肌肉在绵羊臀部的生长，结果产生了双臀肌的效果。现在在其他肉羊品种中，也使这个基因进行了类似突变，这已经成为了绵羊品种改良的一个有效手段。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育种知识的增加，以及农业研究的基因组时代的到来，研究人员将有更好的分子育种工具来促进更优秀的肉羊、绒毛用羊和奶山羊新品种的选育。另一方面，羊的无角化、少毛化和瘦尾化也将成为新的育种方向。这使得“羊”字的字形和意思不再严格对应，但却更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甲骨文中的“羊”与“羌” - 中国民族宗教网 摘要：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古文字，今天作为一个民族族称的“羌”字，最早就见于甲骨文。史学界大多公认“羌因羊起”。从全球动物驯化史的角度，结合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综合分析，判断甲骨文的“羊”与“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概括出“羌”的符号特征与族群特质。（相关：羌——羌族形成说）。
正文：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古文字，是中国商代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商王朝统治者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故甲骨文又称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现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这里曾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目前发现甲骨大约有15万片，4500多个单字。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与词义上有着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今天作为一个民族族称的“羌”字，其名称最早就见于甲骨文。虽然甲骨文中的“羌”字其内涵和外延都比今天的“羌”字面含义广大得多，但毫无疑问，甲骨文中作为地域与部落(民族)泛称的“羌”字，完全包括了现在 “羌”的字面含义。（学术界对“羌”是专指羌族地区的一个方国或族群，还是商以西各部族的泛称存在较大争议，笔者以为在没有更多考古文物及史料举证以前，将甲骨文中的“羌”视为地域与部落二者皆有的泛称较为妥切）。本文将结合历史、考古与民俗学等知识，对甲骨文中与羌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字体进行初步的判读与分析，以期概括出远古时期，古羌先人族群的来源以及其殷商时期在今黄河上游地区生活的面貌。
一、羊的演化史与甲骨文中的“羊”
从考古发现的原始汉字资料来看，汉字产生的途径可能有两个：一是来自于记号；一是源自图画。甲骨文虽然已是较成熟的文字体系，但其很大一部分直接源于图画(以象形、会意为代表)，这意味着，今天我们不光需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去进行解读，也需要从影像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事实上，今天对以象形、会意为主的甲骨文的破译，很大程度上仍遵循了影像(图形)解读的原则。今天，我们公认甲骨文中的羌字由“羊”与“人”字组合而成。在学术界，对大量“羌”异体字的判读与归类，也几乎遵循这一原则。“羌因羊起”，故笔者认为，解读甲骨文中“羌”字的关键，首先在于甲骨文中的“羊”字。
1、判读甲骨文中的“羊”。笔者据《新甲骨文编》与《甲骨文字典》两书对比统计，现公认的甲骨文中的“羊”字共有39个，均为独体象形字，字体形象显示出羊的角、耳与面部。甲骨文的字均由羊头的局部概全体，代表整个的羊。在甲骨文诸多的羊字中，羊角有所区别，笔者疑为是用以表示羊品种的不同。其中，字形最多的“羊”字羊角均显直角，是为山羊(如：一期甲2325、合21145，四期甲644、合32623等)；羊角卷曲的或为绵羊(如：三期河387、合27871)(也疑为有公、母羊之分，其中，公羊角较直，母羊角大多微卷曲)。事实上，正如美国动物学家罗杰·卡拉斯所言，人类至今无法从羊的骨骼中发现到底是最早家养了绵羊还是山羊，很大一个因素就在于，在缺少头骨和羊角的情况下，光凭羊身体的骨骼很难让人区别其究竟是属于山羊还是绵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证出，头骨和羊角是区分山羊与绵羊最为直观与现实的手段。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甲骨文中的“羊”字，字形只取羊头(面)与羊角，而甲骨文中，“羊”字形头角的区别，也绝不是毫无具体的指代或是随意的泛指行为。
在甲骨文对动物的形象造字法中，其他动物字形(除了甲骨文中的“牛”字外)，大全取其外形全貌，“羊”的局部代表总体的造字法是较为罕见的。而用羊角的不同，来表示羊的不同种属，也并非甲骨文所独有。史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立克时期(距今约6000年)，当地人就有31种不同的表意文字来描述羊，用以表述羊的雌雄与年龄差别。当从甲骨文中的“羊”字深入判读时，一个历史学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羌因羊起，那么，甲骨文中的“羊”又因何而起？从动物演义的角度而言，无疑，先有“羌”(部落或族群)的存在，后才有羊的驯化与家养；而从殷商的角度而言，“羊初为文，羌为后起”，故破解甲骨文中的“羌”，必先说明甲骨文中的“羊”；而说明甲骨文中的“羊”，又必先从羊真实的动物演化史角度入手加以推演。
2、人类最早驯化羊的历史。美国动物学家罗杰·卡拉斯在《人类的动物伴侣》一书，将山羊直接称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动物。”虽然学术界至今对人类到底是最早家养了山羊还是绵羊有所争议(罗杰·卡拉斯在书中按动物被人类驯化先后的时间次序排列章节，虽然他坚持并认可这种争议，但仍颇耐人寻味的将山羊列在了第一章)。但毫无疑义，在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开始进入了文明史上据有划时代意义的畜牧时期，标志便是对羊的驯化与饲养。在绵羊的动物演化史中，绵羊属共包括约八种绵羊(也有认为绵羊可能起源于4种不同的野生种，即：栖息于地中海沿岸的摩弗仑羊、分布于亚洲中部和西南部的东方羊、盘羊和蛮羊)。其中广布于今中亚与南亚的东方盘羊与分布于中国西部的颓(蛮)羊(又称“野绵羊”)，都有可能是人类较早培育的家畜之一，后者被认为可能是现今家绵羊的祖先。人们一般认为野生绵羊驯化为家畜始于约8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发源地在中亚细亚，以后逐渐向世界各地扩展；而在山羊的动物演化史中，今巴基斯坦与中亚地区被认为是史前野山羊分布的最东部边界，其活动范围由此向北方和西方延伸，形成了其分布的西部边界。
通过大量现当代的考古发现，在西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远古的山羊与绵羊骨骼。如在距今约15000年至10000年的早期纳吐夫文化遗址中，即发现有大量羚羊与山羊等野生动物的骨骼。虽然考古学家认为，在距今约15000年前后，家畜尚未起源，这些羊的骨骼可能只是猎物，但早期遗存中，如凯巴拉洞穴遗址中，出土的骨制镰柄上即刻有一羊头，而羚羊的雕像与爱神的雕像也一并出土。这说明，在早期纳吐夫文化中，羊已经成为人们崇拜的神物。通过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考古发掘，至上世纪中叶，考古学者，如D.A.格罗多、H.E.莱特和R.S.索莱其等人，一致认为约在公元前8000年至前7000年，在纳吐夫文化随后的前陶新石器文化A阶段中，西亚已经出现可以确定的家畜山羊。
以后更大范围的考古，也揭示出远古西亚地区与人类最早的驯化动物羊有关，如：1960年，Solocki夫妇，在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北端发现了距今约10000年的萨威·克米野营地遗址，以后在附近又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沙尼达，“此洞的BI层与萨威·克米B层年代相一致，文化面貌也基本相同，可见是同一个文化的两处遗址。沙尼达洞穴是猎人冬天的住所，夏天他们到萨威·克米野营地居住并从事采集”。在沙尼达遗址中，考古学家帕金斯发现了绵羊和山羊的骨骼，并鉴定为最早的驯养动物，C14断定为公元前8935±300年。在这一区域，以后又多次发现类似的洞穴遗址与出土的动物骨骼(主要是羊的骨骼)，如在此山脉南端霍来兰山谷发现的洞穴遗址与羊骨骼，C14年代判为公元前6460±200。国外考古学界认为，这一区域及其附近地区，极有可能是山羊和绵羊最早的人工驯化地。
通过对西亚地区大量考古文物的研究，确证西亚大约在10000年前已经放养山羊的历史。在西亚的这一系列发掘，不仅证明羊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而且更进一步证明，在羊的驯化史中，山羊是人类最早家养的羊种(目前考古发现约为距今10000年，也有学者，如罗杰·卡拉斯哥等在论著中推测应在距今1.5至1.4万年之间)，绵羊家养历史稍晚于山羊(图1)。
图1：最早饲养家畜羊的地理区域及发现考古证据的地点，Fig.1. Distribution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the earliest sheep/goat domestications。图2：全球不同生计模式分布图，Fig.2. World distribution of life styles 从古气象角度而言，远古人类生活时的地貌与气候，与现今相比有天壤之别。但山羊的生活力是如此顽强，它们可以食用大地上几乎一切的植物，包括其他动物不吃的带苦味与香味的食物。它们可以轻松地从低海拔迁往高海拔地区，适应的温度范围很广。人类利用山羊所提供的一切便能方便地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从沙漠至山地，从绿洲至草原。而在人类们发展史中，山羊与绵羊的培育，虽然使远古人类告别了原始的猎食生活，但其仍属于游牧生计模式。事实上，在山羊与绵羊的驯化史中，羊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迁徙与远征。东亚(华夏)家养羊的出现，正是这种迁徙与远征的结果。
对于东亚(华夏)家养羊的历史，一般认为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约5000年。虽然早在北京周口店第九地点发现了羊的化石，辽宁建平地区和山东等地出现过羊化石与化石绵羊，以后在石裴李岗遗址中又发现了一些动物形塑品，其中有羊头一件，长角而粗，造型简单。不知名器一件，形象似一羊头，但“通过化石绵羊来判断和现代某一羊种存在何种关系，显然有很大的缺陷，就化石绵羊的头骨来说，只能了解其角心的发育程度，而角的形状是否是全螺旋形以及其长度等．均难以证明”。而且，对华夏羊驯化的起源，“仅仅以两个个体来作出判断似乎稍显证据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在论文《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中，有如下论断：“在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四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磁山的动物群中没有羊，裴李岗也没有发现羊骨，只有陶制的羊头，但造型简单，羊角粗大，形状似野盘羊的角，不大可能是家羊，西安半坡的绵羊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兴隆洼文化和大地湾大化遗址中也未发现羊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羊头表现的既不是绵羊，也不是山羊，而可能是苏门羚”。在论文中，他认为在华夏历史中，至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这说明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少量羊骨(如确是山羊或绵羊)，只表明羊及其相关技术已传播到东亚，为青铜时代东亚养羊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遗址中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到了商代，在西北羌人已以养羊为业，并以此著称。到了周代，中原养羊亦已蔚然成风”。
与青铜时代家羊大量出现在黄河上游的文化遗址中相呼相应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古羌的身影也同时影印在这些文化遗址之中，这种巧合并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正是牧羊的羌部落(族群)东迁的例证与结果。在国外，原始社会时期农业的传播由中东向东北，沿里海海岸进入中亚平原，并由此深入远东北部和西北部，这条传播路线是为大家所一致公认的。虽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中国是最早的、独立的农业发源地之一，是完全可能的” ，但羊的最早驯化史显然并不包括在内(图3)。
图3：全球农业传播图 [5] Fig.3. Global Expansions of Agricultures 许进雄在对中国远古社会的研究中，虽然认为“在中国，羊恐怕不是最早驯养的家畜。虽然公元前6000年的郑州裴李岗遗址已见陶羊及羊的遗骸，但在经营农耕的主要区域，6000年前或更早的遗址，出土的骨骼大都以猪、犬为多。到了龙山文化时代才有较多量的牛、羊骨骼”。但这种以区域为中心的研究并不影响他如下的判断，即中原以西、以北的半干旱地区，则自新石器以来一直是牛、羊的骨骼多于猪、犬，“显然中原地区羊的饲养，是受游牧地区的影响”。李济在对长城以北与以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对比研究后也得出一个论断，即长城以南之新石器晚期文化系由长城以北迁移而来。
现今国内考古学界对于黄流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明发展、演化的次序，有个总体的认同，即以马家窑文化为中心，其分布区域大致为：从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流，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北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西北部，在这片广大的区域内，马家窑文化上承仰韶文化(含石岭下类型)，下启齐家文化、卡约与辛店等文化，学者们大多将马家窑文化视为“古羌先祖文化”，而从齐家文化起始，便可正式称为“古羌文化类型”。在这个大的文明演化格局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突变期的存在，即马家窑文化早、中期及以前的文化类型与中原联系更紧，以至安特生将马家窑文化（距今五千七百多年）也直接名命为“甘肃仰韶文化”。但在马家窑文化后期，文化存在一个突变现象，如马家窑文化后期、齐家文化出现新颖的双耳彩陶罐，四坝文化出土四羊饰铜权杖首，卡约文化与辛店文化彩陶上大量出现羊的图案与羊角纹，卡约、寺洼等遗址中羊的骨骸大增，墓葬中大多以羊骨为主。这说明，在马家窑文化后期，有一种强大的外来文化形态进入，它影响并改变了当地文明的进程（案：大体在炎黄时期）。
在《马家窑文化》一书中，作者也认为：“庙底沟类型从关中传到甘肃后，风格基本与中原保持一致，但到马家窑类型后期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化内涵同中原相差甚远”，他认为原因有二：“甘肃地区多山，从关中来的移民，因为地理的阻隔很难经常保持联系，时间一长，就会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使得差距越来越大，这应当是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本地原始居民的影响”。马家窑文化与周边区域广泛的联系，证明其绝不是“闭关自守”的文化，故地理隔绝难以成立；而对于“土著说”，马家窑文化晚期及以后，原来相对落后的土著文化突然高速兴起并左右了“后马家窑时代”文明的发展，其理难以确立，似乎也缺少相应考古的实物依据。
青海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许兴国通过对甘青马家窑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比较研究，虽然认为：“总的来说，马家窑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有着亲密的源流关系，是一个地方变种。这一点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但对于文中所言马家窑文化“地方变种”的动因，也没有提出确切的证据。目前中国国内学术界较为主流的一个观点，源于佟柱臣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全国范围内出土的石器综合比较与研究，对于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他提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多中心发展论”，认为马家窑文化及其后继发展，虽然有其独特性，但本质上仍是“从各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延续发展下来的”，这种判断，本质上仍是“本土说”的变种，它考虑到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早期存在的客观联系，对于马家窑晚期文化，特别是其后继发展，与中原新石器文化明显的区别，仍然认为是其自身在发展与演化过程中的变化与进步。但在该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与西亚及中亚对比时，佟柱臣也认为在华夏、中亚与西亚三个地域，以羊的驯化为代表的畜牧业史，存在一个时间上递进的过程，即西亚为先，而中亚的畜牧业起源次之，但也早于中国。
而这一点，笔者以为，对于解释齐家文化以后彩陶上大量的羊图案与羊角纹以及随葬羊骨的大批出现，却是至关重要的。结合以上对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羊骸的判读，再联系到羊的家养(进化)从西亚演化到东亚的历史，笔者认为也不排除存在这样一个史实，即：羌族的先民可能是最早(约在距今6000～4000年间)主要将野生山羊为主的羊群(或间杂绵羊)驯化后带入华夏的族群(部落)。在马家窑文化晚期，他们抵达今甘肃中部及周边，其文化与族群溶入马家窑文化之中，互相影响与融合，共同创造出“后马家窑时代” 的文明。当然，在“西来说”一直受到怀疑，“本土说”又有许多疑点的学术现状下，笔者的“融合说”也只是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某些修订。
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着这一场今后注定将改变华夏文明进程的族群大迁徙与大融合, 现在对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大量的考古发掘以及体质人类学、古DNA深入的对比研究，许多重大问题逐步变得清晰起来，如谭婧泽在论文《新疆古代人群的来源：颅骨测量学和古DNA研究》中认为：“研究发现，新疆地区古代居民自青铜时代早期即是东西方混合群体，其来源是多元化的。最早期的1800BC的孔雀河人群与东欧草原人群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它们在体质形态上以西方人的特点为主要表型特征，但在群体关系上又与东方人群的距离最接近。在大约(距今——笔者注)3500～2500年前后时期，中亚巴克特里亚-马吉安那的农业居民大规模地由西向东推进，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边缘迁入塔里木盆地。”
袁媛、李辉认为“现代人群的DNA数据揭示，新疆人群是欧亚混合人群。古DNA研究也证明在很早以前(大约3800年前)，新疆的人群就是混合人群。目前新疆约2000年前古代人群研究揭示这些人群的线粒体DNA包含东亚单倍群，如单倍型A、B、D、M等；也包含欧洲单倍群，如单倍型H、J、K、U等。有趣的是，虽然现代和古代的新疆人群的面貌特征都更接近欧洲人，但DNA揭示这些古代人群的东亚遗传成分更多。此外，结合新疆周边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中亚不同遗址的古代人群，东亚成分自东向西逐渐减少；相应的，欧洲成分逐渐增多。”
陈致勇在论文《再论丝绸之路古代种族的起源与迁徙》中不仅认为：“新疆根据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分为北疆和南疆两部分。根据上述考古发现，推测早期的原始欧洲人种和中亚两河型移民主要从山谷或沿河流进入北疆；而地中海人种移民从西南部山口进入南疆盆地，而后沿盆地的南缘和北缘分两路向东迁徙”，而且在该文中还推断出“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的起源与演变”，即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开始，原始伊朗语人的迁徙分为三个群体向不同的方向扩散，“其中与新疆古代居民有直接联系的是北伊朗语人和东伊朗语人”；公元前二千纪初，经营畜牧业与农业的最后一批原始印欧移民安德罗诺沃人出发向东迁徙，“到公元前二千纪中期掌握骑马术，随后开始在中亚地区大规模扩张”。公元前二千纪以后，“欧罗巴人种各支系自西向东多批次迁入新疆。首先是公元前二千纪出现的原始欧洲人种，其中阿凡纳羡沃类型很可能是吐火罗人的形成基础。此后在公元前900年和600年，地中海人种移民和中亚两河类型移民也相继出现。地中海人种移民主要从帕米尔高原山口进入南疆，应为东伊朗语塞种人的后裔，而中亚两河类型移民主要由西部和西北部的河谷和平原进入北疆，主要是北伊朗语塞种人的后代。”
这些体质人类学的专业研究，虽然是以新疆地区为中心，但在东亚与西北亚的族群融合与文化交流史上，该地区不仅是联系东亚与中亚以及西亚的枢纽，也是这一联系的门户，对于中国西北众多古代人群的来源，除了蒙古人种以外，对于其他人种的探索，还是具有源头的意义。以上论文所提及的由东向西迁徙的古欧罗巴人种，游牧均为其主要特点，而众多考古资料已证明，在西亚与中亚，羊是远古人类放牧最为主要的牲畜，在这点上，他们与以后殷商定义的“羊人”(羌)，在生计模式的核心特征上是完全一致的。
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从中国远古史的几个问题谈起》一文中也以为，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布有一个重要特点：许多遗址所在地在沙漠边缘，或在水草干涸不能居人的地区。由此可以推想当地气候历经了重大变迁：原来水草肥美、人迹稠密之处，荒废而成为今日的沙漠，他推断：“地质学家认为，今日弥漫华北之深厚黄土为一种特殊气候所造成，即有极强烈之风暴发生，其强度较之今日华北最强之风暴还超过十倍，黄土即为此风暴留下的沉淀物。”言下之意，当时旷日持久而又铺天盖地的沙尘暴由亚洲的中西部而起，由西向东肆虐，生活在此处的原始人，选择顺风而行，无疑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2003年4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秦小光代表“自然环境演变”课题组在“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论坛”上所作报告中，更全面而科学揭示了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演变及其发展趋势，他推断西北地区在“距今5000和4000年多次出现气候恶化事件，并造成了我国西北地区人类文明的相应变化”，他认为，距今4000年前的气候恶化，直接导致“全新世适宜期结束，西北地区干旱化逐步加强，虽然现在的气候条件仍比末次盛冰期时要好，但气温和降水都比适宜期减少很多……末次盛冰期时在西北东部地区形成了范围广大的沙漠分布，向东一直扩展到了大兴安岭一带。”这次全球气候的恶变，可能就是导致远古羌人由西向东逐步迁徙的主因(图4)。
图4：从公元前10万年到公元前8000年间晚期智人从非洲分布到全球各地的诂计路线图[31]。Fig.4. A summary map of the modern human migration from Africa to the rest region of the world during 100,000 to 8,000 BC.
二、甲骨文中的“羌”
据《新甲骨文编》统计，现今共发现约44个不同写法的“羌”字(含异体字)。在与“羌”有关的这些甲骨文会意字中，羊都是首要的符号，换言之，甲骨文中与羌有关的文字，大凡均由“羊”旁组成。
（一）甲骨文中“羌”及分类。甲骨文中的“羌”字，像人的头上装饰着羊角，象征着牧羊的人。所以，东汉的许慎在《说文·羊部》中，释义为：“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 《说文解字》载：“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应劭《风俗通》也云：“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因以为号。”甲骨文中的“羌”字，从卜辞的用处与羌字的构成及词意来划分(下文将要论及的十个异体字，即“羌人织丝绳”不包括在内)，笔者将之分为两大类，其一为泛称的羌，简称“泛羌”，其二为以羌人作祭，用羌为牲，简称“羌牲”，概述如下：
1、甲骨文中泛称的羌(“泛羌”)：其构成法以“上羊下人”为主，词义“牧羊人也”国内大多均无异义。此字在甲骨文中泛指区域(地区)与族群(部落)，这类文字大多见于驱羌、逐羌与伐羌的卜辞之中。如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中所举：“伐羌妇好(之族)三千人，旅万人，共万三千人。”
2、甲骨文中以羌人作祭，用羌为牲(“羌牲”)：其又分为两小类，其一以羌人为牲，这类笔者称为“人牲”类。其构成法与“泛羌”区别不大，只能放入具体卜辞中加以辨别，如《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中“子寅用羌十”中的“羌”字，“用三百羌于丁”(燕 245)。其二为以羌身(身体具体部位)为牲，笔者总称为“身牲”类。关于此点，在殷墟考古发现中，曾在祭祀坑中发掘出大量无头的尸骨，其躯体及四肢完整，这应为“身牲”的明证。而在甲骨文中字体构成中，以“羌身为牲”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为“上羊下身”，如“ ”(曆組屯9)；二为“羌加甲骨文的身字”，如“￡”(無名組合補8706)。从考古结合甲骨文中羌字构成来判断，“人牲”与“身牲”的主要区别似乎在于，前者用整个人作牲，似为活祭；后者砍头后，以头或身为牲，大多以埋葬的方式进行，似为尸祭。如王平与德国学者顾彬认为殷商存在“斩人牲首法”，在判读“伐”字时，他们认为“伐法的操作手段可能是用戈或其他武器砍下人牲的头颅向神灵献祭”，他们又认为，“所伐人牲主要从异族男牲为主，其中又以羌族男牲最为常见。”
（二）甲骨文反映出的羌的概况。在殷商直至周时期，居住于西边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戎和氐羌，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关“羌”的卜辞很多，证明当时羌的居地很广。《竹书纪年》记有“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氐羌来降”。《诗·殷武》记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武丁时的卜辞中，除羌以外尚有北羌、多马羌等族称。顾名思义，北羌是以居住于羌北部而得名，多马羌以马多而得名，但都应是羌人的一部分。
现在学术界一致认定商代，甚至在此之前羌族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部分也进入了农耕时代)，而以羌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西戎”，也应以畜牧业为主。他们的畜群中，羊占了很大比重，故通以“牧羊人”得名。从考古材料和周武王伐纣时的羌族分布情况来看，殷代的羌族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地区。由于这些地方的羌人与殷朝的关系更加接近和密切，故在甲骨文中反映也较多。
（三）甲骨文反映的羌与商的关系。殷商时期，虽然商作为氐羌宗主国，在考古发掘和甲骨文中都得到了应证。但此时商与羌的关系，是极不稳定的。据统计，甲骨卜辞中有关征伐、俘获羌人和以羌人为祭品的记载，武丁有60多件，廪辛4件，康丁6件，武乙1件，乙辛1件。比如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中，正面第四条有“子寅用羌十”的文字，这是当时商人举行宜祭的记载。除此之外，在甲骨文中，用羌人为牺牲的甲骨卜辞还有很多。这说明，当时，殷朝与羌人(地)的战争十分频繁。通过战争，殷朝曾俘获了大量的羌人作为牲品。除了以普通羌人为祭品，甲骨文也明确记有用羌人酋长为牲的，现有记录可查的是以羌部落首领“羌白”为牲，如“亥卜，羌二方白其用于祖丁、父甲。”(合集26925)王平与顾彬认为：“‘白’为人祭卜辞中人牲之专名……《说文·人部》：‘伯，长也。’商代的‘与国’或‘属国’，其首领亦称‘白’。从人祭卜辞来看，商人有时将‘百’当作祭品向祖先神灵献祭。”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统计，商代甲骨卜辞中，至今已发现人祭卜辞约2000条，记载“人牲”总数14000余人，其中近8000人为“羌”。商人在将羌人作为人牲时，从甲骨文卜辞来判断，从数人至几十人不等，最高纪录为一次达300人，如“戊子卜……贞亩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十二月]。”(合集 293)。甲骨文羌字中另有一异体字为“上羊下女”(或释为“姜”字), 赵诚等著的《甲骨文简明词典》将之释义为“象女子头上有羊角之形，指从羌族俘虏来的女俘[20]。”此字在卜辞中只见用于祭牲之处，其判断应该是正错的。甲骨文中另有一个不计入羌异体字的字体,其为“§”(賓組合18047)，其字形为“左女右羌”，更近于是指“羌族俘虏来的女俘”或“以羌女为牲”。王与顾两学者也认为：“‘女’为人祭卜辞中女性人牲之通名。从人祭卜辞来看，商人经常把‘女’当作祭品向祖先神和河神献祭[17]。”而甲骨文中的“‘姜’为人祭卜辞女性羌方人牲之专名。甲骨文称男羌为羌，女羌为姜。”
从以上与羌有关的甲骨文卜辞来判断，殷商时期，商与羌部落之间，虽然关系密切，但这种密切关系更多是建立在频繁的战争基础之上，双方大多时期都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社会经济与军事实力更为强大的商朝，更多时候，是以掠夺者和征服者的形象出现在羌部落的面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史料记载中，当周武王伐纣时，在他的联军中会有羌人的身影。而甲骨文中，伐羌、逐羌、以羌人为牲的记录，武丁(约公元前1250年)时最多，到了廪辛时(约公元前1159年)开始猝然减少，近百年时间内，从60余件跌至4件，以后各期也只有数件，这说明，在这一时期内，羌与商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巨大的变化。耿少将在《羌族通史》中认为存在有羌族(部落)因不堪打压，被迫西迁回流的情况，应是符合历史的真实。
（四）甲骨文中与羌有关字体的浅析。甲骨文中除了以羊为首要符号构成的羌字外，以羊为偏旁构成的字体还很多，如“善、养、羔”等，这些字体并不一定与羌有关，但与羌有关的字体，却大多由“羊”旁组成，这应是不争的事实。笔者就甲骨文中可能与羌有关的主要字体或甲骨文中羌的异体字，浅析如下：
1、甲骨文中的“美”字。此字一度被误解为“大羊为美”，但笔者认为作为原始思维创造出来的甲骨文，古人为追求语义直观，所造名词、动词居多，形容词极少，这是甲骨文造字的基本原则之一。《说文解字》许慎对甲骨文字法的说法——“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其意便是如此。当代甲骨字研究新锐学者唐汉认为所有象形文造字法共有三大原则，其中两条，即“以形表义原则”和“共性经验原则”，也与此看法不谋而合。
甲骨文中“美”字，《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中将之释义为“字像人头上装饰羽毛，以示美观。本义是美观。”《甲骨文简明词典》认定其“为会意字，甲骨文用作人名，则为借音字”。而唐汉将之释为“以大公羊的健壮，尤其是叉腿、瞪眼时的雄踞守护，表示男人中的佼佼”。笔者以为此字是会意字无疑，其上为“羊”，下为“大”，偏语符号是“羊”，正语符号为“大”，直接词义为“羊大”，即“以羊为大”，发音似羊叫之声。这可能是对当时羌人羊崇拜的一种形象描述，用以表示羌人“以羊为神”，或是对羌人举行祭祀仪式时，巫师(头领)头顶羊角的描述，意为“羊祭”(羊牲)。羌人因对羊极度的依赖而产生敬畏，故以羊为神，人(巫师或头领)头戴(饰)羊角，而神也以羊的形象为主。段玉裁曾建议将甲骨文中的“羌”学读作“羌，西戎，羊种也”，这种解读法，应也是对羌人以羊为神，以羊为大的判定，其揭示出羌人羊崇拜的习俗在当时是无疑存在的。
我们再从与羌族有关的广布于今甘肃、西藏、青海三个省区内的岩画图案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头戴饰角的人物形象大量出现在这些地方的原始岩画中：“在原始狩猎社会时期猎人的伪装是对所猎动物的模仿或局部模仿，因而在新疆各地岩画中所见的狩猎图上最主要的是角饰、服饰和尾饰。”其中有戴两角的，也有四角的(左右各两个角)，如在新疆裕民县巴尔达库尔山岩画中就大量出现了头戴四角饰角的人物。对于这一批岩画的族属，王明哲在对比分析了大量岩画资料后认为“把新疆已知岩画的上限暂定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古塞人、古羌人和一些盆地周缘的土著游牧民族，从目前来说，既是比较可信的，也是比较主动的。”直至战国时期，在羌人创造的黑山文化岩画中，还有羌人戴两羊角的类似画面出现。此外，《山海经·西山经》中对羌属地的羊崇拜习俗也有类似描述：“凡西次三山之首，自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于省吾就认为“羌字像人侧立戴两角形，美字像人正立戴四角形。”他又认为“戴四角的风尚, 不仅见于我国上古时代的某些少数民族, 而且现在各原始民族有的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装饰习惯。因此, 可以考索出古文字中美字的起源系取象于当时视为美观的外族戴角形是没有疑问的。”
另外，甲骨文中另有一字“¤”(合 20796 I組)，现学术界都将之视为羌字的异体字，字为两人共抬一羊头的图案，这也应是对羌人羊崇拜的另一种具体描述。甲骨文中另有一个现不计入羌异体字的字体,其为“ ”(賓組 合9819), 其字形为“左人右羌”，其图形大意为头饰羊角者在先，人随之，这可能也是对羌羊图腾活动的一种具体描述。石泰安在《汉藏走廊的羌族》一文中，转引了《任恕堂笔记》第34页中的一段记载，谈到西夏碑文所刻的西夏神也是羊头人面。今人韦明铧在《动物表演史》一书中也叙述道：“在中国古代，羌部落的图腾是羊，他们经常把羊头戴在自己的头上舞蹈，认为自己是羊的后代。”更耐人寻味之处在于，直至民国时期，四川羌民还将家中所供男主宰神称为“měi”；能进行羊毛线占卜的老人，即用羊毛线通神者称为“士拔美吉”(也音译为“士拔麦吉”)，其中的“měi”，也指代羊神。
2、甲骨文中“羌”的异体字。甲骨文中羌的异体字种类不多，但其中有一个异体字“?”出现频率很高，在《新甲骨文编》收录的44个“羌”字，其总共有十字，约占四分之一，是羌异体字中最多的一种。此字国内大多将之笼统归入羌字，认为是羌的异体字，《甲骨文字典》中解为“羌从绳索”，会意为以俘获的羌人为牺牲：认为这是以羌“为人牲惨况之实录。”对此字，笔者疑其为一个会意组合字，为两个(组)会意字组合而成，即唐汉先生认为的转注造字法所创设的转注字。其字左为“羌”字，右为甲骨文的“|”(“糸”)字，即“用丝编织而成的绳状之物“(此字许进雄左右组合体视为“絲”字, 释为“两股细丝线形”；也有学者将此字视为“絲”字的偏旁或“絲”字的初形，但其意表示手工纺织物，均无异议)。全字直义应为“羌人织丝绳”，这里的“丝绳”并不是今天的“丝织品”，甲骨文是将“糸”作为手工编织的结绳状物的泛称，将之与“羌”字组合，意指羌人编织羊毛而成的手工织品，即将羊毛一节节编织，打结成绳状，最终织为布匹。
此字今天已无相应的进化汉字相配，这正是作为符号体系的社会意识最终决定于社会存在的必然，它也说明了汉字的发展，随着历史与社会的变革，字体必然有所增减，词义必然有所变化。如任乃强先生认为：“羌族又是最早把这种野羊改良成为绵羊的民族——他们用石英制成的玉刀，把这种柔软的毛割下来，搓拧成毛线，用以织布(‘毪子’或作‘毯子’)。这种布古代曾作为商品输入华夏，华夏人称之力‘褐’。”在殷商时期，由于羌人率先织毛成丝绳(此字代表出的织品应比任乃强文中所称的“毪子”或“毯子”时代更早，技艺也更原始)，故甲骨文中将“羌人织丝绳”作为一个与羌有关的标志性符号录入，但以后，当“羌族割毛和纺织技术落后于华夏后，华夏便自行织褐”后，此字便已无存在的背景，故很快便消逝了。
今天，我们由此字可以推断，殷墟时期的羌人，不仅是以大规模放牧山羊(间杂绵羊)为生的族群，同时他们也是最早(应在殷商之前)进行羊毛手工纺织的人。如在与殷商约同期，考古学界大多定为“古羌文化类型”的诺木洪文化遗存中(在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发掘出的两件标本，其牛木桩经碳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197年-前1935年，毛布为公元前1000年-前800年)，“遗址中出土有纺织工具，如石纺轮、骨纺轮和骨针、骨锥等，其中仅骨针和骨锥两项共出土493件，有骨针216件、骨锥277件。生产的品种有毛布、毛带、毛线和毛绳等。毛制品的原料主要是绵羊毛。毛线多经过染色，有黄、褐、红、蓝、灰黑等不同颜色，以黄、褐两色为主。毛布系采用人字形编织法或用经纬线交错编织法织成，多作黄、褐两色相间排列的条纹，幅度一般为25厘米。毛布呈色明快醒目。从染有不同颜色的毛布、毛线分析，当时已掌握了染色技术。毛绳和毛线是先把羊毛纺成单线，然后再用双股、三股的单线拧成，也有采用黄、褐两色单线拧成双股的”。
胡鉴民20世纪40年代在羌区考察时，还见羌人在行冠礼与送晦气等习俗时，都有用“羊毛线围在头颈上的仪式”，而当时的羌历年或某些重大仪式上，释比都会现场在村民胸前系羊毛线。这些习俗，当为由此编织行为而衍生出的巫术行为的延续。从广义角度而言，此字可作为今“羌绣”的源头，它证明了羌族人民自古便心灵手巧，其手工艺织绣技术历史悠久。
三、甲骨文中的“羊”与“羌”
历史上，“羌”因羊而得名，甲骨文中将“羊”作为标志性符号用于“羌”字中，用以标注异已的族群(地区)，这在甲骨文的造字法中，至今为止，这种标注方法仍是独一无二的。故深入破解甲骨文中“羊”写“羌”的关系，可以为我们大致勾勒出殷商时期羌的一些状况。
1、羊是羌的首要标志性符号。羌驯化羊的历史无疑非常悠久，任乃强先生认为：“羌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为世人所知。古代羌族在生产方面的最大成就，便是驯养野兽、成为家畜。他们驯养的羊、牛、犬、马成功之早，远远超出世界其他民族[30]。”羌人以羊皮，纺毛为衣，以羊肉、羊油、羊血为主要食品，以自然脱水的羊粪作为冬春季节取暖的来源，并视羊为连接人、神、鬼三界的信使。而甲骨文由以“羊”命名“羌”，至少说明了以下情况：
其一，羊是“羌”区别于华夏其他部落(族群)的标志性符号。在甲骨文中。“羊”字是羌的代表性符号，但“羊”字并不专属于“羌”，而殷商甲骨文“羊初为文”的“羊”，更多可能只是商人用以指代野生的羊，殷商人接触“羌”后，才将家养的羊用以命名“羌”。
其二，“羌”无疑是当时华夏最早也是最大规模家养羊的区域或部落(族群) ，而羊与羌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当羌人一路放牧羊东进之时，与之接触的殷商人，对羌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大规模家养的羊。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用甲骨文另一个以头角为标志的动物“牛”字来对比。“羊”与“牛”，这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甲骨文中仅有的两个以动物头角为标志命名的字。殷商时期，家养的牛在商人生活中已相当普遍，在甲骨文中我们反而找不到用“牛”直接命名的部落(族群)，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只能说明一点：对于“他称”的甲骨文而言，“家养的羊”是外来与新奇的物种。此时，羊是羌人最早驯养并大规模饲养的最主要家畜，是羌人最重要的生活与生产资料，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牧羊则是羌人最早，也是最主要的生产活动，羌大规模放牧羊给殷商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当然，这并不绝对意味着殷商时期，其他部落和族群，甚至殷商人没有通过猎食接触过羊，但联系到现在人类仍把驯化动物与其野生种在认知上严格区分开来，甲骨文中用驯化(家养)的“羊”来标志“羌”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事实说明，在殷商乃至更早期，羊与羌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殷商人接触到羌方或羌人时，要在甲骨文中用“羊”将之命名的另一个原由。
2、“羌”以家养山羊为主。关于人类驯化羊的历史，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将之理解为：“山羊和绵羊的两个显著特点使它们成为人们养殖动物的理想选择。第一，它们都是食草动物，通常总是由一只头羊带领着群居；第二，它们在小的时候对父母有强烈的依赖性。如果把一只山羊或小绵羊从群体中分离出来，由人们加以喂养，很快它们就会对人类父母有感情；当小羊长大后，繁殖的小羊就会比较驯服，并逐渐壮大成半自足的畜群。野生动物对人类来说主要是食物，而家养的动物则不仅提供给人类食物，而且它们的毛可用来做衣服，它们的粪便可以作为燃料和肥料，这些对于人类生活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家养动物可以提高田野的产出，人们可在在田野周围不适合耕作的草场放牲牲畜，而当人们掌握了制作奶制品的技术后，人们的饮食结构很快就变得更加丰富了，餐桌上增加了黄油、奶酪[31]”。
在山羊与绵羊的比较中，笔者以为绵羊用处比较单一化，更多只是其毛供于纺织。而只有山羊，具备了多元的优点：其一，山羊从肉到奶均可食用；其二，山羊是“头羊制”，利于捕捉与大面积管理，如在定为原始母系氏族社会中绘制的新疆木垒县博斯坦牧场岩画，在其众多的放牧图中，哈沙霍勒沟一块岩石上“凿刻两只北山羊和一个骑着双峰驼的人，正赶着北山羊群(即俗称的山羊群))前往草场放牧。戴着尖顶帽的人骑在双峰驼上，一手拉着绳子，一手伸向后方吆喝着羊群前进。岩画中所刻的两只北山羊显然是山羊的头羊。骑驼人与头羊并排行进着”[23]，这正是对远古游牧人利用头羊对驯化山羊进行有效管理的真实写照；其三，山羊的毛与皮一样可以用于人工纺织与加工。
关于这一点，如苏北海在对新疆众多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中的岩画分析时，就认为当时“羊是各地岩画中数量最多的一种，说明它是古代各族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23]。”他具体分析出游牧与狩猎的羊种主要有: 北山羊、盘羊、岩羊、鹅喉羚牛、高鼻羚牛与藏羚，除了盘羊为今驯化绵羊的始祖之一外，其余品种均为山羊类。我们再举具体个案为例，如在胡邦铸等认为是古羌人创造的昆仑山岩画中，桑株岩画时间定在新石器时代，岩画中的羊均为山羊，且末县昆仓山脉莫勒恰河出山口的岩画，绘制时间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岩画中的动物图像几乎占全部图像的百分之六十，其中羊约占一半”[24]。在羊的岩画中，山羊图也占绝大多数，在新疆米泉县柏杨河乡独山子村的岩画中，除了有“山羊、马与狗”的混合放牧图，“从上述各种单独凿刻的岩画看，以北山羊为最多。其中有的已被驯化，有的则是野山羊，可见人民的肉食以羊肉为主。而在岩画的狩猎图上，猎人射击的也主要是北山羊[23]。”
吉戈尔在论文中，通过对巴里坤岩画中大量山羊图形的判断，也推断应是山羊的驯化与游牧先于绵羊：“在巴里坤广阔的山间、河谷地带，凿刻着数以万计的所谓‘野山羊’岩画。其数量仍然冠于岩画种类之首。学者们习以‘野山羊’来称呼岩面上这些形似野山羊的动物。笔者以为，还可进一步推敲。这些动物岩画除确系野山羊的大部分以外，其中有一部分应该是家养山羊岩画。家养山羊与野山羊的主要外形特征颇为一致。野山羊的学名为北山羊，毛色褐黄，栖息于高山峭壁间。由于人们大量捕杀，使它数量急剧减少。家羊的体格较小，毛色不同。根据史料：古代巴里坤除饲养牛、马、驼等大畜外，也牧放数量可观的羊群。这些羊是山羊还是绵羊呢？如是绵羊，则在岩画中应有所反映。可是，在我们对上千幅的岩画考察过程中未见有一幅表现绵羊的岩画。据考古发掘报道：汉、唐墓葬中屡有绵羊装饰品和艺术品出现。表明绵羊存在的历史相当久远。那么，史料中所记述的羊是否与岩画中出现的‘野山羊’有直接联系呢？并进而说明古代羊群是以山羊为主的饲放特点？沁城地区有一幅巨形岩画颇引入深思。在一峭壁凹处，只见有一幅面积为110厘米高，60厘米宽的纵横网络綫刻印岩画凿于其上。画的下边角明显刻有一羊圈，内圈一山羊。我们初步定这幅岩画为‘牧民住宅图’。这幅岩画的发现或许能证明我们所提出的古代羊群以山羊为主的推测是客观的[24]”。
通过对甲骨文中“羊”字(不含异体字)的判读，对比“羊”字字体的变化与“羌”字(不含异体字)的关系，笔者初步得出以下结论：羌(部落)当时以饲养山羊为主。今天，在甲骨文中，已发现的羊字字体约有37个(种)(《甲骨文新编》中的“￥”(賓組懷899)笔者视为未识字体，不计入内)，其中绝大部分“羊”字，其羊角以直角为主，卷曲之形很少，如果笔者推测的甲骨文中“羊角区别，是用以表示羊品种的不同，似有山羊与绵羊之别”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就说明了，殷商时期，在羊的饲养中，品种上似乎是仍以山羊为主，绵羊很少(对比周的金文，其中羊角卷曲之状的“羊”字方才大量出现，可能在周这一时期，家养绵羊方才大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而与此惊人一致的事实在于，在甲骨文的“羌”字中，“羊”的字形情况与此完全相同，几乎也以直角之形居多，这说明当时“羌”主要饲养和游牧山羊。
3、毛纺技术是羌的另一个标志性符号。繁多的山羊，为羌人羊毛(皮)编织手工织品提供了必需而丰富的原材料，甲骨文中羌的异体字“?”，在“羌”字中所占比例很高，说明当时羌的毛制品技术已非常发达，并给殷商人留下另一个深刻的印象。羌人正是利用其成熟技术大规模饲养山羊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毛制品技术领先于世，并将之用于进贡或与殷交易。易华在论文中也认为，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的游牧民。“最近在新疆出土了一批青铜时代的毛制品，从纺织技术史的角度看，与西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至今在欧洲流行。这表明三千多年以前羊毛与羊毛纺织技术与羊一起传播到了东亚的边缘。毛料的应用是构成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剪毛、打毛、制毡、纺线、制绳是牧民的日常劳动[6]”。他同时也认为，毛制品及毛纺织技术大约在夏、商、周三代从西亚传入东亚，这个史实也是有可能成立的，而在毛制品及毛纺织技术的传播历史中，无疑甲骨文中所指代的“羌”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
4、结语。通过对甲骨文中“羊”与“羌”(含相关异体字)的判读，笔者认为“羊、羌、美”和“?”，应为同一词族或在辞源上具有亲缘关系，它们或为殷商对羌的他称，如“羌”；或可能为当时羌的自称，如“美”；而另一些字，如“?”，则揭示出当时羌的社会生活状态。通过对甲骨文中“羊”与“羌”俩字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明析“羌”命名的源由并对远古羌的来源做出初步判断；而从解析“羊、羌、美”和“?”这几个与羌有直接关系的甲骨文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简约而直观感知当时羌人的生活与风俗：生计上，他们以大规模牧羊群为生，并将羊的家养技术传入华夏；宗教上，主要以羊为图腾，进行一系列以羊崇拜为主的巫术活动，延绵千年，至今不断；手工业上，羌人利用大规模牧羊的有利条件，进行以羊毛为主原料的一系列手工编织活动，并直接影响了华夏诸族。羊的驯养与羊毛手工编织技术，是“羌”对华夏文明史做出的巨大贡献。李济先生曾认为商的骨卜、养蚕与装饰艺术为当时典型的东方因素，而羊卜(崇拜)、养羊与羊毛(皮)纺织技术或为当时典型的羌因素，或可对比将之命名为西方因素。而华夏远古文明，主要应是这由两种因素交相辉映或互相融合而成。（说明：本论文初稿刊于《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1期，修改稿2012年8月刊于美国出版的《COMMUNICATION o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现代人类学通讯》）第六卷（e16）。本文为《现代人类学通讯》发稿）。
四、华夏家羊的出现与羌的东迁
从地理角度而言，诚如长期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法国学者雅克·布罗斯论及的那样，在欧亚大陆之间，中亚处于东西方交流的中间地带，这是东西方交流链中最为重要的连接纽带。这位认为直到近代之前欧亚大陆的历史一直受到大陆中部游牧民族左右的法国学者，站在这片大陆广阔的天穹之下，深刻而宏观地阐释了中亚对欧亚大陆历史进程的影响：“如果我们浏览一幅世界地图，那就会看到，一直伸入到大西洋中的欧洲就如同一个统一的大陆——欧亚大陆的整齐的尖顶。在更庞大得多的另一端，亚洲的正面——辽阔的中国一侧向太平洋开放。它的前面有一系列岛屿，即与不列颠群岛相对的日本岛。在泰西与远东这两大文明的发源地之间，蜿蜒着辽阔无垠的荒凉地、群山区，难以穿行；而在沙漠大碛和茫茫草原中，却生活着大量居民，这些人的增长和非常有限的生活资源，迫使他们经常迁徙以觅求新的地盘。游牧人时续时断地从这一巨大的‘蓄水池’中，向东西方由定居居民占据的肥沃地区倾泻”[4]。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L.S. 斯塔夫里阿诺斯甚至认为“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内陆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关系史”[5]，在他眼中，“农业和畜牧业在传播过程中适应当地环境而发生的种种变化，对后来的历史有着深远的意义。无论刀耕火种的农业还是游牧性的畜牧业，就单位土地面积来讲，其生产率远远不如后来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永久性的灌溉型农业。伟大的文明之所以能产生，之所以能在全球居统治地位直至今日，是因为这些大河流域和其他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力和人力。这些富饶的文明中心区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5]（图2）：
羊、绵羊、山羊 羊，羊yáng喻阳，越南语d??ng，金尼阁iam，王力《同源字典》jiang，郑张尚芳《上古音系》la?。羌qiāng溪阳，越南语kh??ng，金尼阁kciām；郑张尚芳《上古音系》khla?（见阳之姜为kla?，金尼阁kiām）。《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羌、羊同音。原始姬语的羊可拟为*clamb。羊*clamb中的l在汉语中音转为y，鼻冠音-mb之-b在汉语中脱落，形成姜*kyam、羌*khyam（c＞kh音转）和羊*yam（c-脱落）。 葉yè与涉切（喻葉）、shè书涉切（审葉），越南语di?p，英语leaf，拉丁文folia（音节交换后之*liafo即英语之leaf），郑张尚芳《上古音系》leb。古英语lēaf、中古英语leef或lef、英语leaf，古弗里斯兰语lāf，古撒克逊语lōf，哥特语laufs，古高德语loub、中古高德语loup、德语laub，中古荷兰语-荷兰语loof，古北欧语lauf，立陶宛语lapas。原始姬语*lāb/*lāp。摄摩腾、竺法兰译?yap为攝（审葉、泥怗）、安世高译为葉，支谶译sarp、支谦译?vabh为葉。汉语葉的读音反映出两个重要音变：l＞y和l＞?(=sh)、s。东汉译经师译Alexandria为乌弋山離，弋（喻职）对译lex，支谶译yik为翼（喻职）；弋*yik对译lex表明汉语曾发生l＞y音转。
古英语s?eap‘sheep羊’＞中古英语schēp‘sheep，单数和复数’。古英语s?在中古英语作品里书写为sh、sch或ss。例如：shuld‘should’＜古英s?ōlde‘should’，该词在中古英语北部方言里作suld；schert
/sserte‘shirt衬衫’＜古英s?yrte‘shirt’。s?-中的?在古英语中可能是[k]或[s]。羊*clamb中的l音转为s后与前面的辅音交换位置形成复辅音sc-，元音a音转为古英语ea（拉丁语a＞古英语ea：如拉丁语calx‘chalk石灰石、石灰、白垩’＞古英语?ealc‘灰泥、洋灰、白垩’；拉丁语vallum‘rampart防御土墙’＞古英语weall‘wall城墙’；拉丁语castra‘camp军队的营帐’＞古英语?easter‘town城镇’；拉丁语psalmus‘用手指拨弹，弹竖琴，用竖琴伴奏歌唱’＞sealm‘psalm赞美诗，圣歌’；拉丁语arca‘保险箱、柜、匣’＞古英语earc‘ark（《圣经》中的）方舟’；拉丁语malva‘mallow’＞古英语mealuwe‘mallow锦葵属植物’；拉丁语matta‘覆盖物’＞古英语meatte‘mat地席’；拉丁语saltāre‘dance’＞古英语sealtian‘to dance跳舞’。拉丁语a＞古英语ēa：如拉丁语sarcina‘包袱，困，担子，负荷’＞古英sēam‘burden，load，担子、负重’），鼻冠音-mb中的-m脱落后音转为p，即是古英语s?eap。羊*clamb中的词首辅音c-脱落后即是英语lamb‘小羊、羔羊’。《说文·羊部》：“羔，羊子也。从羊照省声。”
羔gāo见豪，越南语cao；照zhào照笑，越南语chi?u。羊*clamb中的中垫-l-脱落、-mb音转为-w即是羔*caw。将lamb中的l置换为r，鼻冠音-mb中的-b脱落即是英语ram[r?m]‘（没有阉的）公羊’。羊*clamb中的中垫-l-交换到词尾、鼻冠音-mb中的-m脱落即是罗曼语族的“山羊”：拉丁语caper、意大利语'kapra、拉旦语'kavra、法语??:vr、西班牙语'kabra、罗马尼亚'kapr?。羊*clamb中的中垫-l-脱落、鼻冠音-mb中的-b脱落之*cam即是汉语之牂。牂zāng则郎切（精唐）‘母山羊’，金尼阁?ām。《说文·羊部》：“牂，牡羊也。从羊爿声。”《辞海》：“母羊”。支谶译cak为作（精箇、精铎），牂可拟为*cam。牂*cam的词尾-m置换为-nd为*cand，*cand演变出日耳曼语的山羊/母山羊。
山羊：古英语gāt、中古英语goot（变体gat）、英语goat，古高德语-中古高德语geiz、德语Geiss（母山羊），哥特语gaits，古北欧语geit。sc-开头的单词可能和Scythia有关，多半出自Scythians。s、k的对应或与复辅音sc-的分化有关。s?yrte‘shirt’即汉语的衫。衫shān所衔切（山衔），越南语sam，在中国古代指短袖的单衣。原始姬语的衫为*scā-m，英语以-rt（相当于nd）为取代-m尾，同时ā在古英语中音转为?。Scythians的服装为双头斧型，上为短袖（类似现在的圆领衫），下为短裙。裙qún渠云切（群文），越南语qu?n，英语skirt‘裙’。s?yrte还产生汉语的裙：s?yrte＞?yrt＞?yn＞qyn。在英语中，古英s?yrte直接演化出skirt。现代英语的shirt和skirt都源自s?yrte，古英语s?yrte分化成现代英语的shirt和skirt。s?yrte的发展、分化和汉语完全相同，只是它在汉语中的分化比英语早的多。
中古英语?we‘ewe母羊’（源于古英ēowu）＞早期现代英语[eU?]＞ewe[ju:]。古英ēowu‘ewe母羊’即汉语羭。《辞源》：羭yú羊朱切（喻虞）‘黑母羊；美好’。《说文·羊部》：“羭，夏羊牡曰羭。从羊俞声。”《辞海》：“①母羊。②美。”支谶译yo为俞（喻虞），支谦译yu为渝（喻虞）。羊*clamb的词首辅音c-脱落，l音转为y、a音转为o、-mb音转为-w之*yow即古英语ēowu和汉语羭。
羌从羊从人，羊表音人表义。羌和羊在上古当同音，羌就是羊人。汉语的羌和羊都出自kam，即kam＞kiam（羌）、yam（羊）。kam的词根是ka（夏），-m是名词变格词尾，kam也是夏。kam或是kama（夏莫。-ma也可以视作阴性后缀-母）、kami（夏靡）、kamer（夏民）之省，中心词仍旧是族名ka（夏）。羌人也是夏人，汉语的羊出自夏氏（kati或gati）。
山羊和山没有什么联系，山羊并不是山里的羊，山羊之山是个译音字。汉语山羊之山相当于闪、陕，为Shem之音转；山羊即闪羊、闪人之羊。汉语绵羊之绵mian为mi+an（形容词变格词尾）意为“mi的”仍与mer人（即苏美尔Sumer）有关，指的还是来自苏美尔的山羊。汉语中的羊才是真正的“绵羊”，这种羊是纯粹的中国特产，是夏人驯化的，因此被称为夏羊、吴羊。闪羊（即山羊）和夏羊是两个不同品种的羊，是由闪人和夏人分别驯养成功的，人们按照习惯分别以驯养者的族名称之为“山羊”和“羊”（夏羊）。
在中国，羊的驯化时间尚不清楚。苏美尔人开始驯养山羊的时间很早，苏美尔泥板中的?据说代表羊读音是udu（乌族），这个符号可追溯到一万一千至八千年前。据称在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公元前2780±145年）已有山羊遗存，西亚的山羊传入华夏时间当在此之前。
goat[gout]‘山羊’，中古英语goot，变体gat，来自古英语gāt，同源于古高德语—中古高德语geiz，德语Geiss‘母山羊’，哥特语gaits（gaitein小羊），古北欧语geit。gāt、geit、goot（即goti）即汉语的月氏、夏氏。英语的山羊是以月氏、夏氏命名的，表明该种羊出自夏氏（月氏）。goat的同源词有goad[goud]‘[赶牲口用的]刺棒’和goose‘鹅’。鹅的读音goose表明，鹅是哥氏（即哥特goti人、月氏gotti）驯化的并以哥氏来命名的。goad和goat有关联是不言而喻的，goad最初当是赶goat用的；goad的煽动义则出自刺棒击打时产生的强烈刺激。这种刺棒还发展成狼牙棍。夏氏goat和夏靡kam的意思是相同的，goat当即汉语的羊*kam。甲骨文羊、羌头顶上的M形弯曲毫无疑问表现的是公绵羊的螺旋状大角，羊的甲骨文造型表明汉语的羊指的是绵羊。goat最初指的当是绵羊。英语的钩hook[huk]出自*gook与汉语的钩同源，goat[gout]的读音与汉语的钩相近，goat的角应是带钩的，这也表明goat应是绵羊。
周及徐先生称：“夏羊应即山羊”他将goat和夏相联系是正确的。他关于夏羊为山羊的最有力证据是goat在英语中是山羊。但中国典籍并没有夏羊为山羊的记载，无法支持他的这种说法。《辞源》称：夏羊，黑色羊。夏有黑色义（突厥语夏类Qara意为黑色）。《尔雅·释畜》“夏羊”注：“黑羖 ”生长在江南的一种羊，毛短，叫吴羊（亦是绵羊）；生长在秦晋地方的一种羊，毛长，叫夏羊，又叫绵羊。夏羊就是绵羊。夏羊被称为绵羊，当是因为夏羊被毛绵密而长。
山羊，拉丁语caper、意大利语5kapra、拉旦语5kavra、法语FZ:vr、西班牙语5kabra、罗马尼亚5kaprE。cap、kap、kab相当于汉语的kam，kam即羌、羊，-ra意为类，以上诸词的本来含义是羊类也就是汉语的羊—绵羊。它们之所以变成山羊，是因受到拉丁语caper的影响。caper可视为saper，此即Sumer；山羊（shem羊）是苏美尔人最早驯养并以苏美尔来命名的；因此caper义为山羊。caper也可视作cap-er或cap-per，cap即汉语的羊、羌，er即ur、per即mer，caper可释为乌尔羊、mer羊也就是苏美尔羊—山羊。古北欧语hafr‘山羊’出自拉丁语caper，是由caper音转来的即ca＞ha（夏）、pe＞f。英语goat可能是受caper的感染而具有山羊义的。
英语sheep[?i?p]义为“羊；绵羊”。在汉语中帮滂并明同为一组，彼此关系密切、在历史上曾经互为音转；现代语言中仍有个别语言存在复辅音声母mb；突厥语以tab对译汉语的唐tam，西安被称作胡姆丹Khumdan、库博丹Khoubdan（公元7世纪前半叶泰奥菲拉克特Théophylacte《历史》Ⅶ，9），b和m对转；现代英语中的-mb读为[-m]，如英语的tomb[tu?m]‘墓；坟墓’（即汉语的冢。均出自洞）；英语之sheep实和shem对应。sheep即shem，闪shem即汉语的山，它所表示的是山羊（闪羊）。goat夏氏的原初意义当是指夏羊（绵羊），sheep闪的意思是指闪羊（山羊）。但是在现代英语中它们的所指恰恰相反。犹如汉语的“黑白颠倒”，英语中的山羊和绵羊发生了类似的颠倒。goat夏氏与Qara夏类相当；sheep与Shem（即Sumer）相当，aq乌耆即ar、mar、mer也是Sumer，sheep与aq相当；白种夏类变成了黑，黑红皮肤的乌耆却成了白。发生这种改变的原因也许是姬人祭祀时以坚敌赤狄的名称来称呼献祭的羊，闪人则以劲敌夏氏的名称来称呼献祭的羊；于是自己出产的羊却获得了敌人的名字，绵羊（夏羊）变成了闪羊（山羊），山羊（闪羊）变成了夏羊（绵羊）。
羌族，从其汉语读音*kam上看就是白种人夏族。羌的下部是人（仆人、奴仆），ka人之所以成为卑贱的“牧羊人”-羌人-当是受到赤狄闪人统治奴役之故。羌族自称是mi，实即mer，也就是说羌人即闪人sumeier Sumer。羌可拟为*kamer（kam之a音转为o后就是kom匈。羌和匈的联系体现在羌胡之中）。*kamer既可视作ka（夏）、mer（貊、摩尔）联合体，也可视为是夏靡（莫）或夏民。乌孙的靡（莫）和汉语的民（日耳曼语的man）都出自mer。mer既是靡（莫）又是民（人），看似矛盾，实则并行不悖。当赤狄mer人居于统治地位时，他们就是靡（莫）；当他们被白狄姬氏（夏氏）征服时，他们就成为姬人的民（人即仆人）。
汉语的民是mi+n与羌族自称是mi很好对应，汉地之民当即羌人（Mer人）。汉语的民，反映出周姬对Mer人的征服和统治。这时他们由卑贱的“羌”摇身变为君、昆、汗、主，而过去趾高气扬的靡们则下降为忍气吞声的民。现代羌族和现代汉族在外表上没有什么区别，既不像古代的闪米特人，也不像古代的夏人。这是发生了种族大洗牌、大融合之故。勉县在陕西省汉中市西部、汉江上游，北邻甘肃省。汉置沔miǎn阳县；元为沔州，明改沔县，以沔水得名。勉语为自称“勉”的瑶族所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苗之m-脱落后就是瑶，苗瑶当为一家。沔、勉或为蛮之音转，或是mi+an。勉强表明勉就是羌。
绵羊即mian人之羊，也就是羌人之羊，这表明绵羊是羌人带来的。汉语的羊yang原本出自羌qiang（金尼阁记音kciām），羌之声母发生k＞i后即为羊。羌kciām在上古时代指的是被迫给赤狄乌氏牧羊的西戎夏族（Saka）。羌*kamer即夏民，夏人和夏民（夏人之民）不一定同种；羌人（夏之民人）这个牧羊民族构成华夏之地的底层。这是个黄色人种，他们由于人数众多和繁殖力强而将华夏族（姬人）的基因（特征）淹没，是现代汉族的主要来源。
羊/绵羊/山羊，藏书面语ra lug/lug/ra，山羊ra和绵羊lug的合称ra lug为羊；拉萨r13lu52/lu132/ra13，巴塘?a13lu？53/lu？231和jō55ka55lu？231/?a231，夏河ral/l/ra ma，阿力克luk/t?hom、ma mo/?h ra、rm；藏语羊大概出自汉语的戎，前缀ra可视作类；t?hom为kam之音转，jō55ka55为goka；阿力克的山羊?h ra相当于扎坝?h35 gu13；夏河“山羊”ra ma即mara相当于Sumer（ra为类，su为族），阿力克的rm为夏河ra ma之音转，拉萨之ra13和巴塘之?a231则脱落了ma，马类mara实即苏美尔语的乌族udu‘羊’，这表明苏美尔人驯养的是山羊。
错那门巴ra35je35/je35/ra35，je35为kam之音转；墨脱门巴/?i ?a/ra ba，有绵羊、山羊而没有羊，?i ?a即ci ca，ra ba即蒲类。羌qu ???/niu、niu w?/tsh，qu ???即kur族，niu可能是mu之音转，w?可能是qu?之音转更可能是par之音转，山羊tsh则是ca（夏）的音转。普米兰坪tsh55/āu55/āu55/tsh55，九龙tsh?55/ō55，ō55/tsh?55，普米羊是山羊和绵羊的合称，绵羊ō55/āu55可能是戎或藏语、梵语之ra（原意本是类），山羊tsh?55/tsh55不是汉语的子而是Ci（姬）之音转。
嘉戎kjo/kjo/?ht，嘉戎羊即绵羊，kjo即夏戎或夏家，山羊?ht为月*get之音转。道孚ra lu/l?/tsh、tpu，l?为ra lu之音转，山羊tpu即蒲氏，山羊tsh显然是氏t之音转；略去tpu的词尾-u就是tp，tp之t音转为s就是英语的sheep‘羊；绵羊’；英语绵羊sheep当即道孚山羊tpu，英语山羊goat和绵羊sheep犹如汉语的黑白、牡牝的词义发生了对换一样很可能发生了词义对换。却域tsh?55/?e13/tsh55，绵羊?e13或是戎之音转或是ra之音转，羊即山羊和道孚tsh一致。扎坝?h13/gu13/gu55/?h13，羊为山羊与绵羊的合成，绵羊gu55是ga夏的语音交替，山羊则是却域tsh55的音转。
木雅/?53/tsh53，绵羊?53即道孚l?之?也就是ra，有绵羊、山羊而没有羊，山羊tsh53即道孚tsh、却域tsh55也就是Ca（夏）、Ci（姬）的音转。贵琼?hi55/?hā31/?hi55，羊即山羊，?hā31为夏之音转，?hi55为姬、是夏的语音交替。史兴/？53/tsh?55，有绵羊、山羊而没有羊，绵羊？53为汉语羊之音转，山羊tsh?53即普米九龙tsh?55。吕苏tshe53niu53/niu35/tshe35，羊为山羊和绵羊的合称，绵羊的词根niu35当出自是mu，tshe35要么是氏之音转要么是Ci之音转。
景颇/sǎ55ku51/pai31nam33，有绵羊、山羊而没有羊，绵羊sǎ55ku51即Saka夏族，山羊pai31nam33即pi-na-m。独龙31?it55/31j55/??31?i53，?it55当即姞为get月之音转，j55为go之音转，??31既可以看作是t之音转也可以看作是Ci之音转。阿侬怒/31i31/31b55，i31即汉语的羊，b55即ba蒲；达让僜/k?31jo35/k?31?i53，绵羊k?31jo35即嘉戎kjo，山羊k?31?i53之?i53即姬；格曼僜/l?uk55/k?31?i53；三者皆有绵羊、山羊而没有羊。博嘎尔珞巴?r/?o/jo/?r/ra，r为类，?/?o为co之音转，?o/即达让僜k?31/jo35；义都珞巴/k?31/jo?35/k?31?i53，有绵羊、山羊而没有羊，山羊和达让僜、格曼僜相同；博嘎尔珞巴之绵羊实即义都珞巴之绵羊。
缅书面语shit4/to3/shit4，仰光she？4/to55/she？4，以山羊来指羊，羊之声母为绵羊之声母的音转，to3即道孚tpu之t或苏美尔语的udu之du。阿昌pa？55/pa？55/pa？55；仙岛pa？31/pa？31/pa？31；皆出自pak或par。载瓦pai21nam55/sau21mji55/pai21nam55，sau21mji55即鄋瞒Sumer；山羊和景颇的山羊相同，山羊成为羊的概称表明这个族群过去饲养的羊是山羊。
浪速?hat55p？55/?hat55p？55/?hat55p？55，羊和绵羊、山羊的读音是一样的，?hat55p？55当时绵羊和山羊的合称，其中一个音节表示山羊、一个音节表示绵羊，?hat55即羯、p？55即蒲；绵羊之毛多而厚实，其原初的生长地当在寒冷的北方，夏羌最初表达的当是绵羊。波拉?h/t55p？55/j55，羊当是浪速?hat55p？55之音转，没有绵羊的称呼，j55即汉语的羊，有羊而无绵羊、山羊之分。勒期?ht55pat31ts31/?ht55pat31nu55/，没有山羊，羊和绵羊的共同词根即波拉之?ht55p？55，-ts31和-nu55当是后缀。怒苏怒t?h53/i33/t?h53，绵羊i33当即汉语的羊，羊和山羊同音，羊t?h53是羌*kiam的音转。彝语，喜德/?o33/t?h?55、34?33，有绵羊、山羊，但无羊，?o33当即却域?e13；巍山55t?h?21/55/?u55/55t?h?21，t?h?21当即怒苏怒t?h53；南华/?a33/55t?h?55，有绵羊、山羊但无羊；武定t?h?21/h?11/h?11/t?h?55，绵羊h?11即夏，山羊、绵羊合称为羊；撒尼?hi2/?o33/55?hi2，羊即?hi2贵琼?hi55即姬也，?o33即巍山?u55；彝语中的?o33、?a33、?u55、?o33皆是戎或ra之音转，t?h?55、t?h?21、t?h?55、?hi2当即怒苏怒t?h53或是Ci之音转或是t之音转。傈僳33?o33/55?hi31/55?hi31z31，?o33即喜德?o33，?hi31则是Ci之音转，z31当是ra类。哈尼绿春a31tsi31/a31jo55/a31tsi31，tsi31即姬或t，tsi31 jo55即嘉戎kjo；墨江a31?h?31/?h?31/?55/a31?h?31，a31?h?31即绿春a31tsi31其词根即傈僳之?hi31，?h?31??55即普米九龙tsh?55?ō55/ō55。拉祜?31/?31/35?he21，羊和绵羊同音即傈僳33?o33。
基诺?hi55p42//?44p42l/42，?hi55即贵琼?hi55（姬Ci之音转），没有绵羊，?44为co之音转、p42为pa之音转，l42即类，p42l/42蒲类也。纳西tsh?31y21/y21/tsh?55，y21如汉语的虞禹禺当是gu之音转，gu亦指绵羊。纳木兹/jo55/tsh?35，有绵羊、山羊但无羊，jo55即绿春哈尼的a31jo55。嘎卓tsh?53/tsh?53/tsh?53为Ci或t之音转。白?o42/tsa55?o42/kō21?o42，?o42或是戎或是诺或是mo之音转。土家zo35/mian21jian21/zo35，羊和山羊同音，羊zo35即撒尼的绵羊?o33，mian21jian21即汉语的绵羊。克伦bǎ31te55le55/t?o55/dǎ31khi55，to55即仰光to55；bǎ31te55le55意即蒲氏类，仰光she？4为te55之音转，山羊dǎ31khi55即大姬（姬族）。
藏缅语族或是以山羊和绵羊的合称来指羊，或是以山羊、绵羊之一作为羊的称呼，墨脱门巴、木雅、史兴、景颇、阿侬怒、达让僜、格曼僜、义都珞巴、喜德彝语、南华彝语、纳木兹都有山羊、绵羊的名称而无专门用来指羊的专名。英语以绵羊sheep作为羊的专名，汉语则以绵羊作为羊的专名（汉语的羊原本出自夏，指的是夏羊—绵羊）。
突厥语族的羊：突厥语qony，或是qon（昆）加夷i，或是qo（即于kho）加夷（ny）。维语、乌孜语、哈语、柯语qoy即qo（于）加夷i。裕语、撒语Goy即Goti（ti＞yi，越南语夷的读音是di）。图瓦语oy即Co+i（夷）。土语、土库语qoyun或即qoyan于延。阿语goyun则是go延。塔语、巴语quy?n即qu人（y?n当即yun、yan），qu即吐火罗语的狗ku和汉语的胡。羊在突厥语族中有一个共同的词根qo（qu、Go），此qo即哥特goti的词根go，它与中古英语的goot相当。在突厥语碑铭中kony‘羊’又作koń、koy。从突厥语koz?羊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突厥语的羊是ko；因为羊羔即羊子，z?为子，ko必然就是羊。杰拉尔·克洛松爵士在翁金碑上读到了koò‘绵羊’，突厥语的羊ko最初指的当是绵羊。突厥语的oski‘山羊’清楚地表明山羊出自乌氏（os）。oski之中，os为族名，ki或是姬或是苏美尔语的地或是属格词尾；若将-ki视作属格词尾，oski意即乌氏的（silk中的词尾-k只能解释为属格词尾；sil虽是丝的对音，但汉语的丝也可能是ci的音转，也就是说丝可能是南下的姬人发明的。Turk、Turky中的-k、ky也可视作属格词尾）。
突厥语t?k?最经常地被用以指“绵羊”。楚瓦什语taka意为“公羊”，又意指“绵羊”。taka可释为大夏或小夏，亦可释为夏族（Saka。ta即sa意为族、人、者，ka为夏）。突厥语以t?k?指绵羊表明绵羊出自夏族。Bulgar语tekü‘羊’即希腊-斯拉夫之teku，它们和突厥语t?k?、楚瓦什语taka同源。
突厥语arkar指雌性大角山羊，黠戛斯语kul?a指雄性大角公山羊。arkar是一个合成词，ar即乌尔指苏美尔山羊，kar即羯、月氏指夏人的绵羊；突厥语以绵羊的螺旋弯角指代大角，以ar表示山羊。黠戛斯语kul?a则以ku或kul来凸显该种山羊的大角。羯在汉语中表示“去势的公羊”当是因为羯人最早对公羊实施阉割手术（凯撒Caesar或有阉割义：sar对阉，cae对割）。叶尼塞河上游的哈卡斯语oski‘山羊’的词根为os（乌氏），后缀-ki或为属格词尾或为-qo的语音交替而非姬，oski表明山羊出自乌氏。
蒙古语kon?n‘羊’，词根为kon或ko；mor?n‘马’，词根是mor或mo；两者的词尾-?n或n?n/r?n或有人义。kon即昆、浑，昆夷就是夏族匈奴；mor就是貊mer。蒙古语的羊、马表明，羊出自昆（夏）、马出自貊。
东胡就是貊人，如果他们真是苏美尔人的话，他们当拥有出自苏美尔的山羊。但史书却称赤狄室韦无羊。《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列传·室韦黑水靺鞨渤海》：“室韦，契丹之别种，东胡之北边，盖丁零苗裔也。……其国无君长，惟大酋，皆号‘莫贺咄’，摄筦（即管）其部而附于突厥。……其畜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其语言，靺鞨也。”“唯黑水完强，…人劲健，善步战，常能患它部。俗编发，缀以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性忍悍，善射猎，无忧戚，贵壮贱老。……以溺盥面，于夷狄最浊秽。……。畜多豕，无牛羊。…… 獩貊故地为东京 ”靺鞨即獩貊。赤狄室韦和黑水靺鞨都无羊。这可能是当时中国北方太过寒冷，根本不适合闪羊生存的缘故。赤狄豕韦抵达中国后成功驯养了巨豕而放弃不适合新环境的闪羊。
凯尔特语：古爱尔兰语molt‘ram公羊’、盖尔语mult‘wether阉羊’、威尔士语mollt‘sheep羊’＞中古拉丁multō＞古法语moton（现代法语mouton）‘a sheep一只羊’＞中古英语mutoun‘mutton羊肉’，mutton中的u读[?]。ram[r?m]‘（没有阉的）公羊’。（张戈的新浪博客：狗与犬戎 ；鸡鸭鹅；牛、马驴骡、鹿、獸；麦、米、房；竹、李子和三桃、胡桃和石榴、肉桂问题；东南西北中）
世界最早陶器和最早陶轮,中国陶轮或许是苏美尔陶轮的祖先
江西景德镇因瓷器而闻名中外，而世界最早的陶片在上饶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发掘出土，经考古专家多次考证，最早陶片可追溯到距今两万年前。
万年被称世界陶器起源地。上饶万年县人都知道，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第一馆里，陈列的第一件展品，是一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破罐子。它，被称之为天下第一罐，出自上万年前的原始先民之手。它，来自江西万年的仙人洞。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智范介绍，万年仙人洞遗址坐落于江西万年县大源乡境内，地处赣东北石灰岩丘陵地区的一个山间盆地。早在1960年就对遗址有过大规模的发掘，1993年、1995年和1999年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AFAR）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动物骨骼等。其中早期陶器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据万年县文物局史料记载：“中国广西桂林庙岩遗址出土的素面陶，西伯利亚阿尔穆河地区符米、乌斯季洛夫卡三号遗址、日本国大平山1号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年代分别为距今12000至16500年左右。”而万年出土的这件陶器，比它们早2000年-5000年。因此，科学家认为万年县是世界陶器起源地。
最终证实出土陶器距今2万年。万年县文物局史料记载的一万八千多年时间还是几年前的数据，经过这几年的考证发现，这一数据又有了新的变化。2012年6月28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中国仙人洞遗址两万年陶器》一文指出研究结果将中国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确定为两万年前，这是目前世界已发掘出土的陶器的最早年代。由于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陶器的发明与农业的出现、人类的定居生活等相关，而这些活动是伴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而发生的，所以认为陶器最早出现的时间基本上应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但具体时间因无法提取陶器残留的有机物进行直接测定。2009年，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合作团队再次对万年仙人洞陶器的年代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最终证实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2万年前，比之前在东亚各地发现的最古老的陶片还早2000至3000年。
条纹陶或素面陶确定最早地位。江西博物馆原馆长彭适凡曾在《手铲下的文明》一书中介绍过万年仙人洞遗址，文中介绍，通过研究这批早期陶器的出土地层，清楚地揭示出仙人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原始陶器是从单一的条纹陶或素面陶逐渐向绳纹陶和编织纹陶的演变过程。这批早期陶器的拉胚成型方法大致有两种，即泥片叠塑法和泥条盘筑法。而条纹陶或素面陶用的便是泥片叠塑法，它是用手将泥片一层层往上贴，塑成基本形状，然后进行修整。
修整的方法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用手将随手抓来的稻杆或草蕨类在胚体内外上下擦削，使胎体较为规整、紧密，厚薄较为一致，擦削的结果是器表多留下似篮纹的条纹状；另一种是用事先做好的竹（或木、骨）质平齿形片状器在器体内外平行刮削，外表多从顶部开始一直往下刮，因而在内外壁也形成粗疏较一致的似浅篮纹的条状纹。在用上述方法修削整形后，又将留下的条纹遗痕用手抹去，至今在有的陶片内表面还可以看到有指印或指甲印，这种被抹去条纹的素面陶，无疑是当时的烧制品。
早期陶片原料多为就地取材。“据了解，这些早期陶片一般都是砂质陶，所含颗粒以石英、长石为主，以及少量的白云母和赤铁矿，个别陶片中还含有方解石。需注意的是，这些砂粒都是制陶原料中所固有的，非人工掺入的，也未经任何的筛选。”周广明介绍说。通过对仙人洞附近红土的化学组成与早期陶片的化学组成的检测结果非常相近来看，表明当时的原始人类对制陶原料没有什么选择。“对制陶原料的性能也没要求，一般是就地取土，而且主要是采用当地的红土，个别有时也采用当地普通的黄土。”周广明说。
据了解，早期陶器器表的颜色多呈灰褐色、灰红色、灰黑色或灰黄色诸种，并且大部分内、外表面呈现的颜色不一致，有的在一块小的陶片上外表面为炭黑色、中间为灰黑色而内表面又为铁红色；有的如夹心饼干一样为灰红色夹黑色陶等。“这说明其烧造温度不高，据有关的实测数据显示，其烧成温度都是在740℃-840℃之间变动，这么低的烧成温度说明它们不是在陶窑中烧制的，而有可能就是在平地堆烧而成的。”彭适凡介绍。
【在南岭和岭南超过一万八千年的涉稻遗址目前发现了两个：一是英德牛栏洞遗址，出土了距今18105年（碳十四测定螺壳标本的断代）的水稻化石（水稻硅质体）和陶片。二是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距今18000年的陶片（陶瓷样本在美国测定的，断代是18000年前）和水稻遗存物（钙质胶结物包裹的谷壳）。这两个遗址是属于同一种人的，他们叫石硖人！史前广谱经济与稻作农业、广东出土1.4万年前稻作遗存或成稻作、从玉蟾岩与牛栏洞对比分析看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全世界最早的家猪骨骼，在广西甑皮岩遗址出土
猪的生物学特性：猪的驯化是从新石器时代前期开始，距今约有8000-10000年历史。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多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的出土猪骨；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发掘的猪牙、猪骨，结果为11310±180年，是我国也是世界迄今所见最早的家猪骨骼（但国际上尚未达成共识）。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李宁教授说，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实欧洲等国家很多猪的品种都有中国猪的血统。当前世界上公认的出土最原始的家猪化石，是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贾尔木遗址中发掘出来的，距今约有8500年。
全世界最早的家猪骨骼，是在广西桂林市南郊的甑皮岩遗址出土的，距今超过一万二千年了，那是一个石硖人留下的遗址。那时在河姆渡生活的是一群夷人，他们还过着旧石器时代的生活，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鱼，只采集狩猎，不农耕。直到距今七千多年时，石硖人同化了那群夷人，那里的猪就是石硖人教他们养的。
早在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的主人即以大豨为图腾，豨即野猪。封豨氏发祥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曾沿海岸线北上，创造出良渚文化，其分支又与其他部落联姻，共同创造出了大汶口、龙山等多种文化。封豨氏的后裔主要分布在今中国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以及东北亚、北亚。科学家说，猪在全球至少7个地方得到驯化。来自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说，猪最初是在大约9000年前今天的土耳其东部得到驯化。此后，驯化方法也传播到了中欧、意大利、印度、缅甸、中国和新几内亚。（中华民族驯化猪已有上万年历史、历史悠久的中国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