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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妹妹
张启味是邻居和老师眼里最活泼的那个孩子，也最令人心疼。四兄妹离世前的那天早上，小妹张启味还在9点准时到幼儿园上学——弯弯的山路要走40多分钟，对5岁的孩子来说并不容易。 邻居张宗义也对她印象最深——一两年前，小女孩还来串门，和年龄相仿的孙子玩，孙子也去过对面玩。但后来听说，张启味的爸爸交待兄妹不让去他家，就没再去过。 “哥哥打得很疼。”喜欢出去玩的小味告诉小伙伴。出事后，尸检发现，5岁的张启味屁股两边各有四道刀伤。 10岁的二妹张启秀在大姑张方友眼里则是小大人。事发前几天，张方友还和孩子们通过电话，张启秀主动说，会帮妹妹们洗衣服。 姨婆潘玲眼里，张启秀也是最懂事的一个——给兄妹糖吃时，张启刚只是微微笑一下，张启秀则会说“谢谢”。 但孩子毕竟是孩子。邻居眼里，兄妹几个好像一直就是那一身衣服，破破的，脏脏的，没有洗过。 事发前一个月，潘玲最后一次见到小妹张启味时，大夏天她还穿着冬天的黄棉袄，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潘玲把她送回家，还给了她一元钱。 潘玲一度有些害怕，她觉察出几个孩子的心理发生了变化。 前年，几个孩子还曾帮她一起在地里干活，掰玉米，几个妹妹很爽利，有什么说什么。后来则越来越内向，爸爸不在家时，他们说话有些抖，出事前3个月，孩子们更加与世隔绝。 事发当晚，张宗义曾陪乡里干部、学校老师一起到过四兄妹家，这是他第一次进入这几个孩子的阁楼世界，“没人管，没有母爱父爱，很孤独的。” 尽管二楼有床铺，但兄妹们不住，一起在三楼的小隔间打地铺，小便就解在房间里，大便解在隔壁。“难闻啊。” 今年3月，父亲张方其外出打工之后，几个孩子就再也没有开过面朝马路的大门，“隐居”家中，从后门进出。5月8日起，张启刚没有去学校上学。之后的一个月，他带着三个妹妹集体辍学。只有小妹张启味有时会去幼儿园。 在长达3个月的幽闭后，几个孩子如同被发现了巢穴的小动物，东躲西藏。哥哥、三妹、四妹是在装玉米的柜子里被找到的，二妹张启秀则钻进了沙发背后的破洞里。一行人足足找了半小时才找到她。“害怕。”张宗义形容孩子们的眼神。二妹三妹脸肿得老高，都认不出了。一问，她们说是自己打架打的。再问，便一致沉默。 家访团离开一个半小时后，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最后几个月，人们几乎忘了几个孩子的存在，只是偶尔窥到他们的踪迹。 出事前一天晚上，村民听到路边的李子林里有响动，还以为是野猪。听到小女孩说“这里有很多”，才知道是兄妹几个在摘李子，便没有过问。 出事当天午饭时间，隔壁邻居张启付看到哥哥带着两个妹妹在顶楼玩水，一个女娃被浇哭了。 直到出事，附近小卖部的老板才意识到，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这几个兄妹了。和别的孩子一样，他们也喜欢买小零食，三个妹妹跟着哥哥，买了东西就走，不说话。哥哥有时还会把剩下的零钱分给妹妹。 出事当天，幼儿园院长吴老师还看到5岁的小味在幼儿园玩呼啦圈，看上去很开心。当晚，她和哥哥姐姐们一同离开人世。 对于死亡，她显然没有准备。
2. 问题少年
哥哥张启刚是问题少年，这不是秘密。 去年九月担任其六年级班主任时，杨小琴就被五年级老师交代：班上有个问题学生，要重点关注——张启刚几年前就有翘课甚至离家出走的“前科”，最久的一次，失踪了十几天才被找到。 让杨小琴意外的是，张启刚其实很乖。这一学期旷课总数不超过3天，其中两次还托同学和妹妹带假条、捎口信。其余时候，他每天准点到校，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 张启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叛逆少年”，除了沉默寡言并无特殊之处，平时也不惹事。当老师问独自带三个妹妹是否有困难时，他总会腼腆微笑，“没有”。 他也有想表现的时候。张启刚坐的教室角落是劳动工具存放处，有时老师组织大扫除，张启刚抢了工具就往外跑。 同学眼里，张启刚虽不合群，但喜欢下象棋，也喜欢用手机玩游戏，还有一两个聊得来的同学。 但村里人知道，他曾一度有自杀倾向。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还带走了三个妹妹。张启刚的父母感情不和，长期吵架，拳脚相向，最终于2013年分手，母亲离家出走，与他人生子。 张启刚的沉默、羞赧、暴力，都能从父亲张方其身上找到根源——他也曾是孤儿，十几岁时就父母双亡，从小沉默寡言的他在村民看来有些冷漠，不会主动帮老人干活。 一个模子的张启刚经常遭父亲打骂，严重时曾被撕裂右耳，打断胳膊。村民回忆，被打得狠了，张启刚就跑，还喊过要喝敌敌畏、跳河。 2012年8月，10岁的张启刚就有过一次长达十几天的离家出走。那一次，母亲任希芬还没有离家，她专门找对门邻居张宗义算了一卦，儿子到底找不找得回来？张宗义说：“这次不用找都能回来。” 第二天，十几个村民在不远处一个玉米秸秆堆里找到了他。任希芬脱掉了他所有衣服，罚他裸体在天台暴晒两个小时。 2014年3月，离家后的任希芬最后一次回家拿衣服，被张方其打破头住院，再没回来。 婚姻破裂的张方其选择继续外出打工，留下四个无人监护的孩子。 2014年9月份开学前，张启刚再次消失。张方其到学校要给他办“退学”。 班主杨小琴说义务教育不能说退就退。张方其只是笑着重复：“退学”。 几天后，被找到的张启刚被送到学校。据村民说，那一次张启刚跑到附近的村里跳河自杀，被人送了回来。 “这几个孩子迟早要出事。”人们私底下议论。最有问题的哥哥张启刚竟承担起“家长”的责任，最终带妹妹们走向毁灭。 事发当晚，多次吃闭门羹的领导干部和学校老师终于进入几个孩子家中，正式介入他们辍学的问题。 田坎乡政法委书记胡海风请卫生员检查了孩子们的身体，看看是否营养不良，还交代给孩子买几套衣服、鞋子、炊具和三袋大米，带张启刚去理个发。 临走时他对张启刚说：“爸爸妈妈不在家，你要好好把三个妹妹带好，再过几年你们长大了，就好起来了。” “明天要去不要去？”张启刚回答：“要去的。” 一行人还专门交代邻居，第二天早起叫几个孩子去上学。邻居说：“他们亲爷爷都叫不开门，我怎么照顾他们？”一行人又赶到二爷爷张仕贵家，专门叫醒他，嘱托他督促孩子们上学。 但孩子们并没有等到第二天的敲门声。
3.迟到的懊悔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除了几句简单的遗言，孩子们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在充满屎尿味的房间里做了什么？最终如何决定一同赴死？这些，都成为未解之谜。 在事发现场，警方看到四个放在一起的碗和一个打翻的农药瓶。还有一张夹在病例卡中的银行卡，里面还有3500多元。 大姑张方友介绍，弟弟张方其坚持每月给家里打钱，没有少过孩子们的生活费。学校每天还有营养餐，她曾劝兄妹几个要去学校，好好吃饭。 张方友也常年在外地打工，在电话里和孩子们例行沟通，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些什么。 几个被“抛弃”的小生命最终抛弃了这个世界。 “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村子里的人都是罪人，我就说当初帮帮孩子该多好。”姨婆潘玲懊恼地回忆。村里大部分都姓张，算是个大家庭，都知道张家的妈改嫁了，也曾商量过怎么帮帮这几个孩子，却最终不了了之。 潘玲找过村主任张方敏，说愿意给几个孩子做饭，但要签一个协议，让爸爸和村里确认。但大家都和张方其不熟，村长张方敏都有些怕他，加上怕麻烦。“最后一次他说，张方其人家都不说了，你还管什么。”潘玲回忆。 悲剧发生两个月后，村主任张方敏在家里突发脑血栓死了。 自私、不负责任，潘玲用这些言辞形容一些村民和孩子的父母。但她也说：“生活忒难了。” 种植玉米收入过低，生活环境闭塞单调，不出去打工就没有收入。一旦走出几十里大山，年轻人往往被外面的世界吸引。 四兄妹也曾跟父母在海南打工生活，哥哥张启刚还在打工学校读到四年级。但升学只能回原籍，不少跟随父母在外读书的孩子都要在五六年级时回老家。父母继续打工，孩子们只能留守，由爷爷奶奶照顾。 村民透露，此前，附近村也有过一个连爷爷奶奶都没有、无人监护的孩子，在山上睡，捡东西吃，掉进水里淹死了。 贫困闭塞的山村里，妈妈“跑了”的情况并不少见。根据村委会留守儿童档案，茨竹村151名留守儿童中，有43名儿童的母亲那一栏标注的是无联系、失联、离家出走未归等字样。 邻居张宗义的儿媳妇就在很久以前“跑”了。儿子在外打工，他和老伴一直照看两个小孙子，一个4岁，一个6岁。 四兄妹自杀事件后，学校提高了警惕，低龄的孩子必须由爷爷奶奶接送，一来一回近两个小时，60多岁的张宗义觉得很累，“想儿子回来啊，可年轻人不愿回来没办法。” 张宗义说，因为受到警示，今年，村里也有些年轻人没有出去打工，留在家照看孩子，学校也增加了让孩子给打工父母写信的活动。 村里开始有人挨家挨户上门排查留守儿童情况。也有相关补贴政策，鼓励年轻人回乡养牛…… 爸爸妈妈在家时，四兄妹也曾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背篓上山劳动，掰玉米、打猪草。家里的大门也曾打开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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