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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语文版修订教材今秋正式使用》的新闻引起了很大争议。争议集中在教材课文的“大幅替换”上，而引发争议的焦点替换，又并非出版社强调的“大幅增加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文比重”，而是“延伸报道”中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说出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由于与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不符，被换为《智取生辰纲》；《南京大屠杀》被换成《死里逃生》”。 由于“《南京大屠杀》被换成《死里逃生》”的争议声浪太大，语文出版社不得不于5月23日发布严正声明，称“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将温书林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换成张纯如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的节选，课文题目为《死里逃生》”。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的份额仍予保留，只是换了汤没换药。 就这事，我跟从事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朋友聊了聊，他觉得这事几乎不太值得多谈。一是语文出版社教材在全国教材市场占的份额并不算大，如王旭明所说，今秋全国各地有“四百多万中小学生使用语文版一年级和七年级新修订的语文教材”。二是教材篇目调整，在中小学教学实践中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九十年代小学语文课本封面 那什么是大问题？他说“教材修订与评审的依据、教材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教材的性质地位与功能、教材设计的思路”，这些才是他认为的“真问题”。但他也承认，这些问题要不牵涉面太广，要不专业太强，不太可以在公共领域进行讨论。 所以公众对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想象与情绪，就都集中在了某种教材一两篇课文的替换上。“《南京大屠杀》被换成《死里逃生》”被有些人解读成“做到了日本军国主义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绪之激烈，想象之丰富，各网站评论俱在，并未被404。 还有一种意见，是说“何必告诉小学生如此残酷的历史事实”“我是家长，我不希望孩子过早接触这些民族恩怨史”。我查了一下，被替换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是在语文版教材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的第四单元，《南京大屠杀》是在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的第四单元。小学生的父母就不要再担心了。 再看看内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都是《水浒传》里传播最广的章节。说是“与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不符”，那整部《水浒传》恐怕都有这个问题。公务员打死不法小老板，和组团抢劫贪官赃款运钞车，哪个更让人感到不和谐，还真不好说。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课本插图 关键是：“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为什么需要初中语文课本来为之负责？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一贯主张“语文教育要回归‘语’和‘文’的本真”（王的多次发言，参见2014年11月亚洲教育论坛，2015年11月11日华中师范大学“妙笔名家论坛”），这“现代和谐社会导向”是跟“语”有关，还是跟“文”有关？ 如果要照顾“现代和谐社会导向”，可以用清代的做法，不选《水浒传》而选《荡寇志》，或是金圣叹窜入的“卢俊义梁山惊恶梦”那一段，充分反映犯罪分子对人民民主专政力量的畏惧之心。反正“少不读水浒”，古有明训，直接换成《弟子规》或《增广贤文》也是不错的法子。 只是这样一来，“语”和“文”更无从谈起。其实，领导或专家们要替换课文，总有他们的考虑，只是向公众说明这种考虑，用语需要紧贴“语文教材”的本质，不能用这么可笑的词语。 我这有一个例子：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共同编辑的《开明国文讲义》，乃公认民国中学程度语文教材里的佼佼者，第三册也选了《智取生辰纲》，课后只附有作品说明与词汇解释，在该单元后附的“文学史话”中，隐隐透露出了编者的用意： 小说是把全社会反映于其中的文学的表现样式……例如《水浒传》“吴用智取生辰纲”的一回中，便写着一首歌词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歌词所含的意义何等深刻！明清以来的作者，更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在小说中提示出来，给我们一个极深刻的印象。我们读了《红楼梦》，便会想到大家庭制度的缺陷；读了《儒林外史》，便会感到科举制度的毒害，以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等等。总之，我们如果承认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则明清小说所给予我们的时代上的认识，比任何历史书还要深刻。所以明清小说在近代文学上的地位，比什么诗词古文更重要得多。 这套教材出版于1934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俱烈的时代，加之编者共同的“为人生而艺术”立场，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看重文学中反映的社会问题，再正常不过。即便如此，这些说明尚不算脱离文学的立场，需要教师补充说明的，是“何以这些小说最给人深刻的印象”，白胜唱的歌谣妙在什么地方，“智取”的描写又厉害在哪里。同样，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重点根本不在公务员私自打死坏人，而在于作者描写打人过程的三翻四抖，一唱三叹。总之，经典成为经典，有它的理由，编者尽可有自己的偏好，但拿“现代和谐社会导向”当理由，实在让人发噱。  而温书林的《南京大屠杀》，选自1987年第7期《解放军文艺》。看以前的教案，重点是让学生由这篇文章，体会报告文学的写法。且不说1987年的作品，体现不出史学界近年的最新研究成果，即以教学论，“南京大屠杀”这么重的一个题目，教师少不得要把许多气力用来解释复杂的日本侵华战争，这一来语文课又替代了历史课的功能。 至于用节选自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死里逃生》来替换《南京大屠杀》，也看不出编者动机何在。难道是因为《南京大屠杀》里不曾提到中国军民的反抗，容易让学生感到沮丧或“历史虚无”，才换上一个“智勇双全勇敢反抗”的中国妇女李秀英的故事？ 其实，看看原文就知道，李秀英勇则勇矣，“智”一点没看出来，一个怀孕六七个月的妇女，面对三名日本士兵，反抗不反抗，下场都是注定的悲惨，她的死里逃生，被捅了37刀还能活下来，就是运气使然。《南京大屠杀》开头写那位“静缘”，当年是13岁的小尼姑，惨遭四名日本兵蹂躏，毕竟也活了下来。她算不算“死里逃生”？至于《死里逃生》中总结的李秀英“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影响的家庭”，“不得不在一个只有男人的军人家庭中长大，她的父亲、兄弟和叔伯不是军人就是警察，在他们的影响下，李秀英变得很男性化”，这种经历给了她“反击的意志”，更是显得指向可疑。政府放弃了首都，军队放弃了城防，却想让“男性化的女性”承担起反击敌军现代化部队的重责？如果说在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中，这只是诸多故事中的一个。语文版教材单单把这个故事挑出来，又想说明什么呢？ 以我的浅见，初中语文教材（！）中不出现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题材，完全没有问题。既然说要让语文教材回归“语”和“文”，就不要心心念念政治与历史。现在出现了，而且不是这篇是那篇，又怎么样呢？教材多元化是趋势，中学生的阅读多元化更是值得提倡，一两篇课文的意义，实在不用放到那么大的地步。 过分在意这样一些“小问题”，仍然是信息垄断时代的思维，总觉得微言中必有大义，受众舍此又无他途。编者和一些观者，恐怕都把这事看得太重了。玻璃心对撞玻璃心，彼此都会碎成渣渣。倒是有一种评论比较到位：语文出版社你那么大的机构，又是严正说明，能不能不要使用“日本鬼子”那么不严肃的称呼？侵略者，占领军，都比“鬼子”准确——这才是回到了“语”和“文”的正途。 （本文原标题：《“教科书争议”后面的玻璃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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