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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传拓

 家有学子 2016-05-26
《中国书法》:金石传拓
清代金石学兴盛,青铜鼎彝研究蔚然成风,金石器物的传拓也日渐成为一门重要的技艺与学问。在照相术出现之前,智慧的中国人发明了以墨传拓青铜器全形的方法,称为“全形拓”,它是在纸质平面上通过传拓技术呈现器物的立体形态,是古代金石传拓技艺中表现力最丰富、技法最复杂的一种传拓形式。由于所拓金石器物大多带有文字,这种传拓技艺也为金石学家、书法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本。本期推出“青铜器全形拓”特辑,从全形拓的技法、历史分期以及与文人审美趣味的关系等角度约请专家撰文,并配以全形拓及青铜器实物高清图版,使读者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全形拓这一传拓技艺。本专题的大量全形拓图版来自童衍方、唐存才先生提供的《吉金留影——青铜器全形摹拓捃存》一书,特此致谢。

 

 

陈介祺藏毛公鼎全形拓 私人藏

毛公鼎 西周晚期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金石传拓刍议
唐存才

学者考古代传拓一术,见于文献者为唐魏徵等撰《隋书·经籍志》,此书载曰:“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辑,立于国学。寻痛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而文中“传拓之本”当是指纸质拓本。史传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即传拓术只可能萌发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惜今天考古能佐证最早的墨拓文本仅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唐太宗书温泉铭,也就是说历史文献范畴内,唐朝是迄今传拓术的上限年代。值得安慰的是今天尚能见到一定数量的传世宋拓本,为我们研究古代早期传拓术提供了珍贵的目标文本。

 

陈介祺藏毛公鼎全形拓 潍坊市博物馆藏

以金石学的发展态势为脉络,结合传世金石拓本的流传现状,我们不难发现金石传拓艺术的高峰应在清道光至民国初年间,这阶段中浙江海宁释六舟、山东潍坊陈介祺、安徽黟山黄士陵、山东诸诚尹伯圜、浙江钱塘王秀仁等代表着专业的传拓艺术水准。

 

钟鼎插画图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化身千百亿,供养十方佛”。清嘉道年间,浙江海宁释达受(六舟),好金石,富收藏,能书画篆刻,尤擅传拓,受乡前辈马起凤作器物全形拓图的影响,以灯照鼎彝取形影视觉效果绘于纸上,按视图块面分制纸漏模板,根据全形效果图,将主要铭文、纹饰从原器物上分部传拓,再按视图以模板拓出其余部分成为视觉立体的全形拓文本,阮元看见后称之为“金石僧”。惜今天马起凤的传世拓本极为罕见,因而六舟僧所作已是金石全形拓的经典,六舟全形拓标志着金石学发展的重要艺术呈现。

 

张廷济藏周爵全形拓(局部) 私人藏

近日浙江省博物馆为公众奉上“六舟”专题艺术展,书画篆刻艺术外,最令人激动的即是六舟全形拓并置绘画、书跋于一体,体现出古代文士特有的“玩”味,可以肯定,六舟将古代文人金石传拓艺术推向一个空前的高度,同时又附之全新的书画艺术演绎,开创出一个伟大的金石书画综合艺术时代。今天看六舟所作全形拓并非完美,器物形态的精准性远逊于后世全形拓作品,我们无法猜测六舟是否有意而为之,但这种似乎不经意的粗略反而启示了我们“似与不似之间”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至臻的指导思想的具体物化形态。

 

盂鼎 西周康王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盂鼎全形拓 私人藏

 

盂鼎全形拓(局部) 私人藏

清李锦鸿所拓确能忠实地继承六舟全形拓艺术,笔者所藏李锦鸿拓《清陈曼生匏瓜壶全形拓》轴,先后递藏有序,历经梁鼎芬、蔡哲夫、王礼、方药雨、商承祚、杨启霖鉴赏,民国丁卯年(1927)长至日,钱塘邹安诗堂作跋曰:“阳湖李墨香女士锦鸿,不事女红,好钟鼎彜器文字,见六舟僧所拓全形,竭力仿效,尽得其秘,东南收藏家法物多延女士手拓,从侄李慎观师之,亦得微名,见重于吴平斋、李眉生、吴愙斋诸公。余至吴门稍晚,尝于茶竂见慎观,且近盲,偶谈十余年前事,娓娓不倦也。吾友蔡寒瑗与德配倾城夫人同有金石癖,并嗜茗饮,尤慕女士之为人,嘱为作缘,典钗买得曼生壶精拓二幅,亦玉台之佳话也。”由此跋得知晚清吴云、吴大澂等器物全形拓出自李锦鸿之手,且全形拓类作品在晚清民国时期已是市值不菲了。

 

散氏盘 西周厉王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散氏盘全形拓 浙江省博物馆藏

著名学者商承祚于民国年间发表于《金陵学报》第三卷第二期《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赞评簠斋陈介祺曰:“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之先,我就想到一位老先生,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恐怕不仅是我,凡是研究古文字的人都是一致的,何以呢?因为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他的论调同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一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是谁?就是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他老先生。”本文暂且不论陈介祺的收藏,仅就传拓艺术而言,他的实践与经验总结影响后世深远,直至今天的传拓技艺还是沿着簠斋的方法在进行。甘肃学政叶昌炽著《语石》载曰:“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家藏石刻皆以拓尊彝之法拓之。定造宣纸,坚薄无比,不用椎拓,但以绵包轻按,曲折坳垤,无微不到,墨淡而有神,非惟不失古人笔意,并不损石,齐鲁之间,皆传其法……”国学大师王国维《毛公鼎跋》曰:“此鼎器小而字多,故拓墨不易,余见秦中旧拓与端氏所拓此鼎皆不佳,惟陈氏拓最精。”

 

 

师酉簋 西周晚期 

师酉簋传世共四件,一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三件在故宫博物院。

 

吴湖帆题彝器全形拓四条屏之一(师酉簋) 私人藏

《传古别录》原为陈介祺致潘祖荫信讨论传古墨拓事宜,经潘祖荫刊刻为《传古别录》并编入《滂喜斋丛书》,此书是陈介祺金石传拓艺术理论的专著,整篇系统而详尽地介绍各类器物传拓时必须注意的事项,若“重器、朽器,不假常人之手。此见须守得定”“拓字时,有必须将器转动手运然后可拓者,或底在几上易磨者,皆必须纸糊矣”“砖、瓦、泥封,须上白蜡后乃可拓(土笵同)”等。对传拓者,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拓手须精到。用墨不拘浓淡,以浓不浸入画里,淡而笔锋逼真为妙,全在视干湿之候,及调墨轻重也。纸干则墨燥而黏,纸湿则墨走而模糊,以干湿得中,通幅一色,字之精彩全现为上。”而传拓材料也是依据器物特征作专业选择,如拓碑纸须棉料方可用。大碑字大者用细洁皮纸,小碑字小者用细薄绵连纸(陕西极细毛头纸白净者即佳也)。墨须香墨,磨细调匀,忌用粗烟。工具则强调:拓具用细绸无花者裹棉花,包极圆紧。蘸墨匀匀疾扑,胜于氈卷拭墨远甚(碑字大及平正无缺者,绸包大则墨益匀。碑字小及残泐者,大包不能细到处,以小包细扑之)。可谓在理论经验上不吝所秘,对传拓艺术作精辟的指导,其对金石学的传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大克鼎 西周孝王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潘祖荫藏大克鼎全形拓 私人藏

此外,簠斋陈介祺培养了一支善于传拓各类器物的团队是必须提及的贡献之一,据陆明君先生著《簠斋研究》载,二十余年中,在其门下从事拓墨的助手和拓工有:潍县的王石经、陈子振、张子达、吕守业、徐凤岐、姚公符、谭朴、王幼泉、王松甫等,利津的李贻功、李泽庚,广东番禺的何昆玉等。且陈介祺对这些拓工精心传教指导,以极高的标准来要求拓工的传拓,如记《北周武成字文仲造玉像》:“此拓工吕守业所拓,每日不过一纸。”这样的精益求精,又引发了学者叶昌炽在《语石》中的感叹:“齐鲁之间,今多用陈簠斋法,拓手为海内之冠。”

 

叔钟 西周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虢叔钟全形拓 杨铎藏本(部分) 上海图书馆藏

 

虢叔钟全形拓 徐定生跋本(张廷济藏器本) 上海图书馆藏

吴大澂身为金石学者,富于收藏,也善于传拓艺术,长年与簠斋陈介祺等交往,互证器物铭文考释,对小学研究有着卓越的贡献。据上海图书馆藏潘承谋钞本《吴愙斋自订年谱》载:清同治十二年八月奉旨陕甘学政,十月到陕接印。汉中石门古道摩崖刻石因地僻荒野椎拓不易,故拓本流传较少,民国时湖南衡阳曾熙为求旧拓石门铭竟然辗转二十年之久。吴大澂入陕后,即于次年巡南山汉中、兴安二府,道出褒城,访石门汉魏刻石。并亲登汉中拓工张懋功家,邀张氏随行府衙,并授以传拓之法,在吴大澂的悉心指导下张氏终于传拓出石门佳本。民国二十九年(1942)《燕京学报》第26期,容媛撰文载:“吴氏以视学三秦之便,輶车所历,亦时策马荒郊、流连古迹,于同治十三年甲戌十月之望往游褒城石门,并撰《石门访碑记》,得石门铭精拓本,较王氏《金石萃编》多三十七又半字三。”另外吴大澂门下以传拓著名者是黄士陵与尹伯圜,他们除为愙斋传拓古印成《十六金符斋印存》外,愙斋吉金全形拓也出自他们之手,以愙斋传世全形拓作品分析,尹伯圜所拓全形拓数量上多于黄士陵,上海博物馆藏《吉金图》就是尹伯圜的代表作品。我们审辨他们的全形拓,整体继承六舟全形拓技艺的基础上略对器物在光影变化的细节进行处理,这也是缘于黄士陵早年曾在照相馆谋生的原因。晚清江苏武进费念慈(1855—1905)传世有北朝至三代多种铜器金文拓本,笔者藏有数十品《趛斋金文》,纸张薄如蝉翼且富于韧劲,传拓极为精致,每纸都钤吴昌硕为他所刻朱文印“西蠡所藏”,虽然没有史料证实是费氏亲手所拓,但与费氏鉴赏古器能力肯定是密切相关的。趛斋金文拓本仅是众多佳拓的一种,却也客观反映了晚清金石文化的兴盛。

 

陈介祺藏曾伯簠全形拓 潍坊市博物馆藏

全形拓技艺在民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以江西临川周希丁、陕西郃阳马子云为代表,运用西洋写真术,将全形拓视图推到前所未有的精准程度。

金石学自始创之时,宋王黻编纂《宣和博古图》,将金石器物全形及铭文钩勒刻板以为刊印,为研究金石开辟了新的领域。清乾隆年间梁诗正奉勅编《西清古鉴》,对今天的学者来说意义是重大的,许多鼎彝铜器已佚,传世唯见铭文,但此书让我们可能读到了它的器形原貌。或许因此缘故,黄士陵以工笔画结合西洋写真术绘制出比线描更为立体质感的博古图,敷于色彩并烘染出明暗效果,局部见金线钩勒,甚至铜器锈蚀斑痕也被形象地绘出,再融入六舟僧全形拓加书画艺术的方法,特别对铭文摹写、考释的重视,走出一条继郎世宁后中西结合又富于金石元素的崭新博古绘画道路,笔者以为黄士陵的博古图与他的全形拓艺术互为关联,都是金石艺术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

 

陈介祺藏噩侯鼎全形拓 西泠印社藏

就在全形拓与博古图盛兴时,姚茫父别出心裁,用毛笔模仿传拓机理,结合绘画技法制作出六朝佛像等图案文本,被称为“颖拓”。“颖拓”虽非真正意义上的传拓与绘画,然而姚茫父身为民国时期的北平美专校长,职业的敏感和高超的美术能力,终于使他将二者技术融会贯通地加以运用,这也是晚清民国时期金石艺术创新发展的有益探索。

 

秦权全形拓 私人藏

金石传拓艺术,不论所拓器物形态如何,不论器物是怎样的外部特征,传拓的唯一标准是清晰地反映器物铭文、纹饰及外在视觉效果,在此标准的范畴中,拓本墨色叠加的层次感、水墨交融的滋润感所形成的艺术韵味是考量拓本雅俗的重要指标,墨色黑而不闷、厚而不滞、淡而不薄、浅而不浮,湿而不晕、干而不燥,旧墨已退去胶质与火气,研磨后传拓小件器物是最为合适的,若只有新墨或者墨汁,那必须兑些隔夜的红茶汤水以降其火燥之气。传拓纸张的选择也是保证拓本雅致的重要因素,古代传世佳拓提示了我们,薄而密实的纸张是适合大多数器物的传拓,当然某些田野摩崖石刻类的传拓,用纸就得特别选择了。

 

犬伯斝全形拓 清拓 罗振玉、褚德彝旧藏并题跋

如吴大澂于甲戌(1874)年五月二十四日致友人尺牍载:“石门铭刻,向来拓工多用粗纸,因棉连纸太薄,磨(摩)崖凸凹不平,墨法透纸,嵌入石理,竟揭不起,宣纸稍厚者尚可用。”簠斋陈介祺《传古别录》对拓纸的评论有:“昔用六吉棉连扇料纸,小名十七刀者,今无之矣。今薄者名净皮,校昔固不能薄,尤不能软,纸料粗有灰性,工不良之故。张叔未有宋本书副页纸拓本,至佳。以明罗纹纸仿为之,亦少佳。素方伯拓本纸黄色,亦雅。今纸厚则粗,拓石尚可,拓吉金则不能精到也。”当下的传拓若无陈年旧纸的话,安徽泾县产扎花宣、罗纹单宣、棉料单宣,福建连城的连史纸等都是上佳的传拓纸张。

 

周伯簋全形拓 马国庆拓

金石传拓作为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技艺,它的发展历史就是民族传统技艺生动的创新史,伴随着金石学和书画艺术的发展,金石传拓艺术已经成为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经典,在国家日益倡导文化繁荣发展的今天,金石传拓艺术一定能焕发出更为绚丽多姿的光泽。

 

六舟拓彝器全形四条屏之二(部分) 浙江省博物馆藏

 

周希丁拓凫叔匜全形拓 私人藏

 

鬲攸从鼎全形拓 私人藏

 

吴大澂题丼人钟全形拓 私人藏

 

黄士陵绘彝器全形拓四条屏 私人藏

 

吴大澂藏彝器全形拓六条屏 上海图书馆藏

 

吴大澂藏彝器全形拓六条屏(局部之一) 上海图书馆藏

 

吴大澂藏彝器全形拓六条屏(局部之二) 上海图书馆藏

 

吴大澂藏《吉金图》卷 私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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