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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语》的“客家”形象 屈大均（1630—1696），广东番禺人。康熙年间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内容涉及广东的天文、气候、山川、动植物与矿产等自然地理，可谓广东地方“小百科全书”。广东汉族居民是汉族和百越诸族相互融合的多元群体。由于历史渊源不同，形成了三个方言区，各具族群特色。 《广东新语》详述了三大方言区各地的方言及与当地生活生产地域密切相关的习俗，如介绍客家，“兴宁、长乐人曰哎子”。客语自称“我”为“哎”。除此之外，屈大均还在《永安县次志》中对紫金县客家源流及当地的围寨等民居建筑进行详细记述和分析解读。 康熙二十六年（1687）七月，屈大均从广州出发，来到永安县，后将其沿途所见写成《入永安县记》。在这篇游记里，屈大均对归善县到永安县沿途所见的乡村建筑、老百姓的衣着服饰等山水物产、风土人情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屈大均还注意到紫金县多福建、江西、潮州、惠州“诸客家”，他们的先辈来永安经商或耕作，喜欢这里“尚勤俭，务敦朴”的风气，就在这里定居。他们都被紫金县勤俭好学的风气同化。他还注意到这里有很多“围楼”等。这类记录，后来在编写永安县志时，都收入了相关内容里。 广东的许多地方文献都对客家问题有不同程度的记述，但多停留在民族志式的描述层面，鲜见分析论证或阐发个人见解之作。代表性的有徐珂《清稗类钞》。 徐珂（1869—1928），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光绪年间（1889）举人。《清稗类钞》是他留给后人的一部笔记集。全书对客家问题有诸多条目载述，兹列举如下：“种族类2”专列客族条目，记述四川客家人的源流，“四川成都多广东嘉应人，其入蜀也，始于粤寇石达开之率众西行。石败，众溃散，石军多嘉应人，遂旅蜀不返，娶妻生子，比于土著矣。惟其语言则数十年来沿用不改，故成都人群称之曰‘客族’”。并谈到梅州人讲的客家话被广东的粤人称为客家话，所谓：“嘉应人在其本州岛所操之语，粤人谓为客家话，盖亦非嘉应土著也。”此外，徐珂还在书中记述了客家方言、客家婚俗、客家服饰。 清代中后期有关“客家”记录 这一时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宋湘、徐旭曾时期为第一阶段。宋湘（1756—1826），字焕襄，号芷湾，广东梅县白渡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解元，清嘉庆四年（1799）二甲进士，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总纂、曲靖知府，终官湖北督粮道，著有《红杏山房集》，《清史稿》有传。宋湘和徐旭曾同年到丰湖书院任教，宋湘为首任山长。两年后（1802）宋湘离开丰湖，徐旭曾接任，成为第二任山长。在丰湖书院共事期间，宋湘常与徐旭曾谈论客家的历史等问题。其《家园杂忆四十韵》：“籍隶梅州古，邦名白渡前……世吾过二十，族众约三千。”即以自家身世阐述客家历史源流。其《致徐旭曾书》：“嘉应、汀州、韶州之客人，尚有自东晋后迁来者，但为数不多也。”这是对他此前“客家宋末来梅说”的补充。宋湘的客家迁徙观以自己家族的历史为依据，其关于客家的论述虽然零碎，但在客家学术史上具有源头性的意义。 徐旭曾（1751—1819），字晓初，广东和平人。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至户部主事，曾掌教惠州丰湖书院、广州粤秀书院，著有《梅花阁吟草》，其关于客家的论述主要收集于《丰湖杂记》。但《丰湖杂记》的问世离不开宋湘的启发，嘉庆乙亥（1815），徐旭曾在丰湖书院对学生讲述客家问题，博罗韩生记录下来，辑为《丰湖杂记》。其主要内容有：客家的渊源：“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客家的分布：主要在福建汀州、江西赣州和粤北韶州、粤东嘉应为中心的地区。客家的名称：土人称为客人，客家也以此自称。客家文化的特色：客家有方言特别、以耕读为本、习武、妇女不缠足等特点。 19世纪后半期为第二阶段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黄遵宪等。基于19世纪中叶土客大械斗的背景，加上受林达泉《客说》的影响，黄遵宪在同治五年（1866）的《送女弟》、光绪十七年（1891）的《与胡晓岑书》、光绪二十五年的《己亥杂诗》和《李母钟太安人百龄寿序》、光绪二十六年的《古香阁诗集序》、光绪二十七年的《梅水诗传序》、光绪二十八年的《攀桂坊黄氏家谱序》等著作中，反复地论述客家的历史，使客家问题逐渐地为人所知。在《己亥杂诗》中，许多诗句论及客家，如：“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并自注说：“客人来州，多在元时，本河南人。五代时，有九族随王审知入闽，后散居八闽。今之州人，皆由宁化县之石壁乡迁来，颇有唐魏俭啬之风，礼俗多存古意，世守乡音不改，故土人别之曰‘客人’。方言多古语，尤多古音。” 此后温仲和的《嘉应州志》、丁日昌的《奏疏》、胡曦的《广东民族志》、黄钊的《石窟一征》、杨恭桓的《客话本字》、罗蔼其的《客方言》12卷等，都对这一时期的客家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宋德剑 作者单位：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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