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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当初河东区与其他市内五区相比，“戏园子”是相当落后的。当年的河东区界内还有俄国和比利时两个租界，在1932年以前，整个河东区无论“外国地”还是“中国地”，竟没有一家戏园子。 河东区郭庄子一带本是偏僻闭塞的角落，可自打京奉铁路开通，老龙头车站建立，这里就热闹起来。尤其是1923年老地道开通后，“地道外”成了专有名词，它后赶南市“三不管儿”，成为江湖艺人们“画锅、撂地”的乐园。 1931年，商人王光弟以抓阄的方式租下地道外铁道边的一块空地，后由律师李景光出资建起了太平戏园。尽管太平戏园只有350个座位，但它打破了河东区没有戏园子的历史。“太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枝独秀，五年以后，亚东戏园建成开业，紧跟着，“东莱轩”“胜芳”“玉通”“玉茗香”等园子相继开业。到上世纪40年代，河东区地道外繁华地段就冒出十几家戏园子，但是这些园子规模都不大，有的两三百个座位，大多数仅可容纳几十位观众。这些园子为了省事，干脆不设舞台，没有舞台无法演戏就专门说书。所以，后来地道外的小园子就以书社、书场命名——义和书社、焦家书场，等等。 地道外说书业兴旺起来，那些大一点的园子除了唱戏演杂耍以外，也增加了评书，在地道外除了太平戏园外，家家园子说书。尽管书场一家挨一家，然而每家都是人头攒动，业务兴旺。像著名评书艺人成杰鑫、边豫棠……还有刘剑英、刘立福父子都是地道外的常客。当年在地道外还出现了“津派评书”，它是用天津调、天津味、天津方言说天津事，最有影响的是蒋轸达和他的弟子张枢润表演的《津沽英雄谱》，俗称“混混论”。 曲艺里的大鼓分鼓书和鼓曲两种，鼓曲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像骆玉笙的《剑阁闻铃》《丑末寅初》等，鼓书则是长篇大套。天津听众喜欢西河大鼓，当年西河大鼓艺人陈焕英、孙艳茹夫妇的一部《杨家将》，连说带唱连续几个月。鼓书艺人在地道外的书场里找到了用武之地。园子从上午就开场，评书、鼓书轮换，一直演到深夜。书目也是五花八门——《三侠剑》《七侠五义》《聊斋》《水浒》《济公传》……说书艺人像走马灯一样，你来我走行踪不定。而有一个艺人却在地道外扎了根，一说就是40年，他就是姜存瑞。 姜存瑞是西青杨柳青人，学过木匠，还精通中医。因喜好听书而弃工从艺。他说过《雍正剑侠图》《大宋八义》等，而说得时间最长的，当然也是听众最欢迎的《三国演义》。 当年天津卫有名有姓的评书艺人有二百多位，能说《三国》的仅十几个人。《三国》被行内称作“袍带书”，它“皮子”厚，“瓤子”复杂，一般艺人不容易掌握。 当年天津卫说《三国》的有文、武、刻、艺四大家，观众称作“三国四奇”。“文三国”是张慰臣，他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文言白话对照，讲节奏，有韵律。 “武三国”是吴志予。据说他考过武举，所以说书时常带着动作，尤其说到两军对阵时，连踢带打，再加上他的洪声大嗓，气氛火爆。 “刻三国”是西子云。他是研究三国的专家，不论“演义”还是“史志”，他都相当精通，他说“三国”就是背《三国》从不走样。“刻”就是刻板。 “艺三国”是张岚溪。他曾坐过科（学戏），后来嗓子倒仓改说评书。他描绘人物时总带着身段，时不时还唱几句，他是说中带演，演中带说，人称“艺术三国”。 姜存瑞不但博采众长，还专门拜张岚溪为师，刻苦钻研，寻找自己独特的艺术道路。他从1936年开始说《三国》，他的《三国》在地道外独树一帜，大受欢迎，观众踊跃，各家书场争相邀请。姜存瑞凭一部《三国演义》竟在地道外连续说了几十年，至今仍被老听众们津津乐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地道外的演出场所进行了清整，除了太平戏园外，还有六家老园子获得改建扩建，改扩建后的园子也有了新名称——“红光”“百花”“乐园”“跃进”……这些新园子中最大的民艺剧场有500个座位，最小的立通书场可容纳160人。河东区文化部门还把老艺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专业的艺术团，艺术团下辖前进京剧团、河东书曲队和红云北方越剧团。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北方越剧”。 新中国成立以前，天津的各大旅馆饭店都有舞厅，舞厅配有乐队和伴唱；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舞厅被取缔，乐手和歌女们自谋生路。像交通旅馆舞厅的乐师季友梅，他的爱人就是歌女，他们到杂耍园子唱流行歌曲，结果不受欢迎；撂地儿演唱没人捧场，以至于生活无着、难以为继。当时上海越剧团正在“天华景”演出，盛况空前！天津观众反映，越剧是相当好听，可南方方言实在难懂。季友梅受到启发，作为乐师也经常演奏《紫竹调》《采茶舞曲》，对江浙曲调十分熟悉，于是，他联络同行创编新路，以越剧曲调为基础，唱词、道白全用北方话，并打出“北方越剧”的旗号。北方越剧在地道外一经上演即获成功，其影响遍布全市。紧跟着，天津市出现了多家北方越剧团，到1956年，经市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就有三家，即“红云”“互助”和“群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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