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何江首登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 哈佛毕业演讲内容全文

2016-05-27  tanyou
  
  

何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左边是另一位演讲嘉宾、导演斯皮尔伯格

美国东部时间5月26日,哈佛大学第365个毕业典礼日。

在绿树阳光和3万多名哈佛人的注视中,来自湖南农家、上大学才头一回进城的生物系博士生何江,身着红黑相间学位袍,微笑着登上了哈佛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的讲台,成为这所世界顶尖大学历史上第一位登上该讲台的中国学生。

毕业典礼演讲人,是哈佛学子可获得的校内最高荣誉。每年挑选3名优秀毕业生作毕业演讲,已成为哈佛的传统:先由两名本科生分别用拉丁文和英文演讲,再由一名研究生作英文演讲。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作为今年的特邀嘉宾,与毕业生代表同台演讲。

何江的演讲题目是《蜘蛛咬伤轶事》(The Spider’s Bite)。他以自己幼年时在中国农村被蜘蛛咬伤,母亲用传统土法治疗的故事为引,解释了自己的科研意义:“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在演讲最后,何江用中文说:“谢谢。”

何江告诉记者,他此番迎接挑战哈佛毕业演讲的动力还有一个,希望中国学生都能自信大胆地在各种讲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每个学生都是自己校园的主人翁。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每年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学生敢于申请。何江想要发言,目的是让美国的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但他此前并不敢报名,“教授告诉我,你只要觉得可以,就去试试,没什么好丢脸的”。申请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总共有3轮测试。第一轮,递交个人学习、科研材料和演讲初稿;第二轮,从10名入选者中挑选4人,每个人都要拿着自己的演讲稿念稿;第三轮,从4人中选出1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脱稿模拟演讲。

何江做到了,哈佛校园回荡的掌声为证。

完成哈佛学业后,何江已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继续迎接自己人生和科学研究新的挑战。

何江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译文

原文标题:The Spider’s Bite蜘蛛咬伤轶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她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彩排中的何江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

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正在参加毕业典礼的哈佛学子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译文转自头条号“小松鼠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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