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不只是工具，也是文化

文/倪庆华

按：本文原载《地图》杂志，原标题为《地图·文化·魂》，今标题为编者改。

地图与文化是相伴而生的。更有意思的是，地图作为一种比对的对象，在对文化定义的描述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指出：“人类学家对文化的描述可以和地图作个比较。地图显然不是一片具体的块，而是特殊地域的抽象表示。地图如果绘制得精确，人们看了它就不会迷失途径。文化如果得到正确的描述，人们就会认识到存在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生活方式，认识这些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地图与文化相伴而生也不为过。

其实就“文化”一词而言，它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古今中外的许多专家学者试图给它一个准确严谨的定义，但是他们发现，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主要原因是：文化始终是一种变化的状态，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流淌而交融，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而升华。就其形态而言，也是凝结于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由此，季羡林先生干脆给文化定义了这样一个概念——人类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东西，就叫作文化。这把那些物质的、非物质的、精神的等优秀的东西全部囊括其中，比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至于人作为社会成员中的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和习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地图显然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地图是具有文化性的。

神话与地图，英文“Atlas”就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阿特拉斯

学者汉科特·汉默里把文化分成信息文化、行为文化和成就文化。其中，信息文化是指一般受教育本族语者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历史、地理等知识；行为文化是指人的生活方式、实际行为、态度和价值等，它是成功交际的最重要因素；成就文化是指艺术和文学成就，它就是传统的文化概念。按照汉科特·汉默里的分类，地图属于信息文化和成就文化的集合体。一方面它承载了社会、历史、地理、民俗等知识，并且通过地图语言给人以大量形象生动的信息；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在世代传承中展示了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不同国家、民族的地图具有浓郁的特色，体现了不同文化的特点。在另外的意义上，地图也是行为文化的重要工具，为人类的交往提供有效的指引。其中内容的选取、主题的确定，恰恰体现了人们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追求，其背后蕴含的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宗教与地图，这幅《南澹部洲万国之图》展现了佛教的世界观

正如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令人头痛一样，文化的特征也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主题。但就其一般特征而言，人们普遍认为：文化是由人类进化衍生创造而来的，是后天习得的，是共有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地图恰恰是人们在认识社会、不断进化中，因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衍生创造出来的。在人类需要记录出行返回的路线时，原始的地图就被人发明了出来；这一定不是先天就有的，各种记录的方式是后天逐渐认识和积累形成的；在长期发展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地图符号，如今这些符号在全世界几乎都是通用的，人们基本不用查看图例，就可以大致了解其所表示的内容。更重要的，由古至今，地图记录社会、记录自然的过程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既描述了历史，也预示着未来。因此，地图具有文化的特征，其本身就是文化。

严肃的“地图”定义十分规范。它并不像“文化”的定义那么令人头痛。《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十分直白：地图是说明地球表面的事物和现象分布情况的图，上面标着符号和文字，有时也着上颜色。这个定义形象直观、通俗易懂。而人们给予“地图”的科学严谨的定义是：“地图是按照一定的数学法则，使用地图语言，通过制图综合在一定的载体上，表达地球（或其他天体）上各种事物的空间分布、联系以及时空中的发展变化状态绘制的图形。”国际地图制图协会地图学定义和地图学概念工作负责人给出的定义更为简洁：“地图是地理现实世界的表现或抽象，以视觉的、数字的或触觉的方式表现地理信息工具。”即便是如此科学的定义，也离不开地图的文化属性，尤其是地图的语言、表达方式更是以文化作为依托。

天文图与地图的结合，这是曾经的宇宙学说“地心说”的反映，地球居于宇宙的中心

近些年来，“地图文化”逐渐被提及和关注。实际上，虽然它是一个新名词，但不是一个新发明，只是对地图文化特质的进一步强化，更加明确了地图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地图的文化特质不是从外部植入的，地图的文化基因是与生俱来的；文化不是附着在地图上的外皮，而是由始至终一直沁入其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图是拥有文化灵魂的。

地图的起源、发展和传承的过程，与社会、经济特别是文化的发展脉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地图的兴衰起伏，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兴衰起伏有着同样的规律。

地图也反映了人们的地理认知，明末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地图，反映了17世纪初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

今天人们可见的早期地图之一，是位于马绍尔群岛的树枝地图。马绍尔群岛是太平洋中央的一个岛屿，当时岛上的人们为了航海探险的需要，利用岛上随处可见的贝壳和椰子树树枝编成地图。这种地图记录了岛民最关注的内容：各个岛屿的方位以及其间风浪的方向。它确保岛民的生存，保证他们在看了外面的世界以后还能安全地回家。这一点与文字的起源非常相似。人类在发明文字以前，就是以结绳记事的方式记录生活。在《后汉书·律历志》中记载：“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则算数之事生。”说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事物庞杂，需要进行管理，于是文字的前身——数字就诞生了。由此可见，地图和文字一样，是因记录生活、管理事物的需要而出现的。

此后，古地图的发展便与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亦步亦趋。当人类文化快速发展的时候，地图也有突破性的进展；当人类文化进步受到禁锢的时候，地图的发展轨迹也随之被严重扭曲，成为统治者的工具。

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和天文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前610—前547年）提出了“大地为球形”的理论，并且绘制出了地图，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后来，还是在古希腊，地理学家吉卡塔在铜板上绘制出了一幅世界地图，虽然它与真实的世界相距甚远，但已经初步描绘了以希腊为中心的周边世界，包括直布罗陀海峡、里海、地中海等。同一时代，古希腊帝国逐渐发展起来，诞生了至今影响我们生活的哲学、戏剧、建筑、数学。这一切的背景都是古希腊城邦的不断繁荣。虽然无法考证其间的联系和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大文化的发展一定会带动小文化的繁荣。

地图也常出现在西方的绘画作品中，地图在其中有何隐喻

在讨论地图文化的时候，一个不能不提的人就是托勒密（约90—168年），他在天文学、地理学、光学甚至占星学上都有巨大贡献。他为世人提供了世界上最早的具有数学依据的地图投影法，使人们对于世界的描述由印象感觉走向了科学理性。

虽然今人对于他的生平知之甚少，以至于无法复原他生活的轨迹，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所著的《地理学》和收录在其中的《托勒密地图》的巨大影响力。据说托勒密是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馆长，可以方便地接触大量的资料。同时，他在亚历山大港还可以从水手那里了解航海的情况，这使得他即使几乎足不出户也有能力构建自己内心的世界。拥有这样的成就，除了他个人的不懈努力之外，同样不能脱离他生活的环境——他幸运地生活在罗马帝国最鼎盛的五贤帝时代（96—180年）。

地图也很政治，上世纪70年代的《纽约客》封面以地图的形式含蓄地传达了曼哈顿、美国在世界的地位

五贤帝时代被称为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是继奥古斯都统治后的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这个时代称为“人类最幸福的时代”。这一时代实现了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人民富裕。这个时代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之大，让文艺复兴都只能谦卑地称自己是对“这一段时期的模仿”，只是复兴，而不是超越。当我们关注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可以说：五贤帝时代成就了托勒密的成就，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地图的进步和突破。

不仅在西方，在东方也是如此。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疆域辽阔，史称“永乐盛世”。当时的朝廷大力推动文化建设，耗时5年修成《永乐大典》，全书共22937卷，装订11095册，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迄今世界所公认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与此同时，永乐帝为了弘扬国威，发展贸易，派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经东南亚深入到印度洋海域，到达西洋30余国，编成《郑和航海图》。它是15世纪中叶以前中国记载亚非两洲内容最丰富的地理图籍。不仅如此，现存最早的、第一幅绘出现美洲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也诞生在明朝。

地图也很艺术，艺术家Ewan David Eason以天马行空的思维呈现了别样的地图——迪拜艺术地图

就文化而言，中国文学史上四大名著中的三部——《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成书于明朝。除了小说，戏剧、书法、诗文、绘画、科技、医学甚至农学，在当时也都得到弘扬和发展。这种地图与文化相生相伴、同步发展的事实比比皆是。有着同样的发展进步的规律，更加佐证了地图就是文化。

随着技术的进步，地图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与人类生活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但是其文化的特质却被不断弱化，与文化渐行渐远。人们更加关注其技术的因素而忽略其文化的内涵，更加关注信息的海量而忽略了文化的厚重。

在地图成为互联网工具和风险投资的“宠儿”的时候，人们应该更加重视其存在的文化基础和生存的文化生态与背景，如果长期忽视这些，地图就会沦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作为文化得以传承。文化是一切精神文明得以传承的灵魂，离开了灵魂便失去了根。因此，有文化的地图才真正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倪庆华，编审，中国地图出版集团总经理，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地图文化与创意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地图》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