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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纪录片| 《杨绛:坐在人生的边上》导演手记

 育则维善余言 2016-05-27
↓ 凤凰卫视中文台《杨绛:坐在人生的边上》

这是杨绛珍贵的影像资料呈现




作者介绍:
康宁,凤凰卫视中文台编导,参与编导制作的栏目有《我的中国心》《我们一起走过》《凤凰大视野》。
代表作:《杨绛:走在人生的边上》



钱钟书与杨绛昔日合影





    做这个片子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那时杨先生百岁生日刚过。当时我刚从美国回国探亲,看到报刊亭最显著的位置上摆着三联生活周刊7月刊,封面是钱钟书,杨绛两人1952年时的合影。

 

    机缘巧合,就在那一年我留在凤凰北京节目中心工作。当时我还没有看过杨绛全集,只是因为她的长篇小说《洗澡》那种精巧的叙事方式和含蓄的情感表达,感觉杨绛是个不错的女性作者。当时我也没有任何制作电视专题片的经验,杨绛的专题片这个任务布置给我做,我甚至不知道该找谁,才能够联系到采访嘉宾。

 

    于是,我找到了三联,因为我想到7月刊上的那张合影。对方反复让我打了几个电话,跟我确认了一些信息之后,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这就是杨绛助理的电话。

 

    说是杨绛的助理,其实也已经是个老太太,而且一说话就能听出听筒对面严肃强势的气场。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问了几个问题,算是通关过后,杨绛的助理转而告诉我一系列的好消息。1周以后,商务印书馆将举办《钱钟书手稿集 中文笔记》的发行仪式,到时候,会有几位和钱钟书杨绛有过交往的晚辈学者莅临出席。如果我要做采访的话,这几位是杨先生同意能够接受采访的人。于是我们抓住了这个很好的时机,拍了中文笔记的发行仪式,在现场和罗新璋,叶廷芳还有薛鸿时几位翻译家和文学理论家,确定了采访的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部专题片开头部分会有一个黑场说,所有采访嘉宾皆为杨绛推荐采访。

 



钱钟书与杨绛昔日合影

 

    找到了人,拍到了事件,但是仍旧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问这些采访嘉宾什么问题,才是他们比较了解的杨绛,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后来出现在专题片中的采访嘉宾都曾书面回忆过与钱杨的交往经历。这个问题当时和我沟通最多的就是杨绛的助理。她不仅告诉我,哪个人可能可以谈哪个时期钱杨的生活工作,还告诉我了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这些事情里就有杨绛生前身后备受纠缠的,关于“打人”的官司。在她推荐过的采访嘉宾里,黄梅是唯一能够讲这件事的人。

 

    黄梅是开国大将黄克诚的女儿,文革期间住在学部宿舍,与钱杨一家做过一段时期的邻居。从事研究工作的黄梅,和之前所有的老辈受访嘉宾比更加谨慎。联络之初,她要求一定要看提纲才能同意是否接受采访。于是我在提纲中,写下了关于这个“强邻难处”事件的问题。


    在不足6平米的摄影棚里,黄梅讲述了她作为一个邻居,而不是旁观者,看到的当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钱钟书和杨绛,在经历了一场风波,被迫流离失所时,和他们兄妹告别的情景。尽管黄梅讲话娓娓道来,但是能感受到她措辞的谨慎。她说当她们都劝老俩口等再看一看情势再思量一下,或者是再找一个稳妥的地方再走时,钱钟书说了一句话很断然的话,can’t go back to mother's womb.(绝对不走回头路)

 

    就在做完这个气氛略为紧张的采访之后,送黄梅离开凤凰会馆的路上,她突然对我说,现在有些事提出来不太合适,但是如果有一天可以的话,我会把它写下来。  

 


杨绛在家伏案写作


    采访完了所有人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问杨绛的助理,我们能去见一次杨绛吗?回答是异常决断的,“不能--但是,你们可以去拍一拍杨绛家里--的阳台”。她说,“你们就在楼下拍,杨绛家的阳台很好认,因为三里河南沙沟小区里所有人家的阳台,都是用铝合金门窗包起来了,只有杨绛家,什么都没有,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

 

    我带着摄像刘峥去三里河南沙沟小区拍空镜的时候,正好是深秋的傍晚。我们俩站在杨绛家的楼下,刘峥拍了一组阳台的镜头,我当时就希望要是有一对喜鹊此时飞过该多好。杨绛在《走在人生边上》这本散文集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记比邻双鹊》,是通过讲一对喜鹊在暴风雨中保护自己巢穴的故事,追思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这篇文章下笔温婉灵动,写得至情至深,是散文中的佳作。但是,在我们俩呆在那里拍阳台空镜的半小时当中,却没有任何鸟飞过,留下的只有一丝过于平静的惆怅。

 

    基本上所有采访拍摄结束之后,开始后期剪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自己家里出了一件事,我的姥姥去世了。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到西安的姥姥家,参加追悼活动。殡仪馆里,妈妈让我去和姥姥贴贴脸,我第一次把自己的脸贴在一个逝者的脸上,那是我曾经最舍不得分离的人,但是她现在是冰冷的。

 

    姥姥火化当天的午后,我坐在姥姥家,看着阳台发呆,突然飞过来一只喜鹊,在阳台上停留了很久。




钱钟书手稿集 - 《外文笔记》


    杨绛的专题片播出之后,杨绛的助理告诉我,她们对这个专题片比较满意。我也顺势提出要做钱钟书的专题,希望杨先生能支持。这个要求得到了杨绛的同意,在接下来制作钱钟书专题的过程中,杨绛的助理一直在协助我联系采访嘉宾,并提供了当时钱钟书还没有面世过的照片,还有他的笔记。

 

    从我拍杨绛的专题片至今,有两套非常重要的钱钟书的手稿作品出版,一个是20卷的《中文笔记》,一个是今年3月底出版的《外文笔记》。《外文笔记》出版发行时,正好是我有后期节目要忙的时间,但我还是去参加了出版座谈会,作为一个普通读者。

 

    48册的《外文笔记》,每一册都很厚,全是钱钟书的手稿整理。但只有当你亲自翻开这48册,查看每一页钱钟书的笔记的时候,才会对这种卷帙浩繁的记录有感性的认识。座谈会开完,离开这间会议室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当年钱瑗和钱钟书去世后,杨绛说,“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从1998年至今,杨绛从一个80多岁的老人,变成了105岁的更老的老人,在她坚持不懈,努力推动之下,钱钟书所有未完成的工作,都一件一件地圆满完成了。她的责任已经尽完了,会不会她就….,再往下就不敢想了。



《外文笔记》出版两个月后,杨绛去世。杨绛去世的日子是5月25日,而5月对于杨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她曾经在5月19日生下了她“平生唯一的杰作”,她的女儿钱瑗。冥冥之中,在这个女儿的生日月,杨先生和她所挚爱的家人终于团聚了。


“我们仨”终于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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