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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期的推送中，小编带领大家一同重读了Jack Ahern对于“人类世城市生态系统”深入浅出的阐释，反响颇为热烈，精彩回顾请戳： LAF丨人类世城市生态系统：其概念、定义和支持城市可持续性和弹性的策略（上） LAF丨人类世城市生态系统：其概念、定义和支持城市可持续性和弹性的策略（中） LAF丨人类世城市生态系统：其概念、定义和支持城市可持续性和弹性的策略（下）
宽旷的广场、巍峨的博物馆、华丽的剧院，一切都让城市的核心地带显得如此“集中”。然而，广场没有驻足交谈之处，博物馆无法亲近展品，剧院外景的空阔让人再无想象的空间…… 一个模仿苗寨的度假村，被称为“少数民族文化景观”；而那拼凑的不知风格的欧式建筑，则美其名曰“意大利异域文化风情村”…… “颜值”一词的滥用也说明了这一社会化审美所映照的苍白心灵——没有情感、没有思想、没有灵感，而只有联动“眼球”的神经……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讲师李溪以其犀利的语言批判了当下城市景观中存在的权力、文化与审美的三重“幻象”，指出景观自身应当寻求作为人之本真生命的归属，而非任何外在的符合所附加的价值。 By 李溪，哲学专业博士，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讲师 现代高速运转的工业社会，人口大量涌入、物欲迅速蔓延、交通和居住需求激增，这些都迫使城市以及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必须在“环境”和“发展”中作出选择。显然，商业的逻辑让城市早已沉醉在发展的迷梦中，环境往往只是一件奢侈品。加斯东·巴士拉在《空间诗学》中不客气地指出，“巴黎没有家宅”[1]。让·鲍德里亚则更加尖锐地指出，以纽约为代表的现代城市是“一个移动的沙漠”[2]。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一切都以一种被传媒模拟的幻象呈现为真实，而每个人的生命就在不自觉中虚耗在这无边际的拟象（Simulacra）中[3]。 还好，人尚未完全成为城市现代性的奴仆。那依然存留的对美好环境的钟爱——其本质上是对生命的钟爱——是对自身成为城市机器零件的一种抵抗。园林景观给了密闭压抑的城市中的人一种成为“人”的契机，让人们在城市中依然能够寻求到那不被异化的属于自我生命的场所。这一场所绝不是“休闲”、额外的、可有可无的恩惠，它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缓现代性带来的“城市之病”，而让人可以在其中从“工具”回归到“人”的属性当中。巴士拉曾经描述过一个“家宅”的意象，那里是对“宇宙的最初依恋”，是对自我的安稳保护，是人之为人的场所[1]。恐怕，并不是那些有着“产权证”的高层住宅中的“盒子”，而是景观提供给人一种家的归属感。这是一个可以为冷漠的现代城市人提供一种场所依恋（Topophilia）的地方，是可以当作我们生命一部分的地方[4]。 当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精神上“无家”的尴尬境地。她在古代史中极度辉煌，近代却急速衰落而被他者迅速占领，原有的“自我”在一百年的批判和革命中几乎消失殆尽，而新的被构建的自我又仿佛是对那强大他者的拙劣模仿。尽管没有被完全殖民，但这种精神上的后殖民现象非常的鲜明。当代重新崛起的中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新建立那曾经令人艳羡的身份，寻找到自我精神的新的家园。然而，百年来造成的对传统和西方认识的双重匮乏，令这一家的寻找颇为艰难，甚至，这种急切的心理带来的可能是对他者幻象的追逐和对生命真实的漠视。这并非是仅停留在哲学家脑海中的问题，当代城市景观中所表现的三重“幻象”，已经把这种紧张和漠然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权力的追慕 景观，这一看上去颇具有普遍性的自然审美的结果，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却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对自然景观的需求是17世纪以来人类逐渐从精神桎梏中走出并开始追求自由的一面镜子。正如汉娜·阿伦特指出的，传统的公共性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的衰落，昭示着传统权力结构和社会公共性之间关系的解体[5]。而与此同时，景观这种起源于诗歌和绘画的审美形式出现在社会公共领域，正预示着个人精神自由展开时代的来临。遗憾的是，今天的城市景观依然存在着一种“前现代”的特点，即通过空间的放大以及全景视角来凸显主体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这种从个人到政府对彰显自我优越身份的极度焦虑，让城市景观越来越退入了17世纪的权力模式。宽旷的广场、巍峨的博物馆、华丽的剧院，一切都让城市的核心地带显得如此“集中”。然而，广场没有驻足交谈之处，博物馆无法亲近展品，剧院外景的空阔让人再无想象的空间……此处的“人”是被无限压制的，空间、历史和艺术以一种全然冷漠的表情告诉人们：膜拜我吧，我是你的主人。 还有一些隐性的权力模式也在控制着景观。譬如，把“国家级”、“5A”、“一级”当作景观最美丽的装饰，仿佛这是对景观品质的最好证明。这样的“评价”或许对于管理者和投资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那些想要追求一种活泼泼的生命状态的人而言——如果这是景观的作者和读者都更喜欢的状态的话——这些标签并不会成为其建造或到访的原因。这就像一位真正有品位的观众（在古代这便是文人）不会由于一个艺术家声称自己是“国家画院专职画家”而赞叹他的艺术水准。真正的景观和真正的艺术一样，都具有一个亲近生命本真的品质；园中之风月，惟有在自由中展开。
文化的外衣 当下似乎所有的景观都颇钟情于“文化之名”。一个模仿苗寨的度假村，被称为“少数民族文化景观”；而那拼凑的不知风格的欧式建筑，则美其名曰“意大利异域文化风情村”。文学作品被利用得更加惨不忍睹。经考证李白去过某地、留下诗篇，此地马上就会树立起“文学景观”的大旗，标榜自己为人文胜地。最极端的现象则是丽江—这个满足人们对“异域”和“民族”，“传统”与“现代”的全部想象的世外桃源，已然成为这些被文化符号所包装的产物。事实上，无论是少数民族文化景观、意大利文化风情街，还是丽江，在景观的营造者眼中没有丝毫区别，它们统统被异化为一个“拟象”。人们已经忘记欧洲的小镇不是单凭图纸就能建成今日的面貌，李白也不是因为去过庐山就成为了一代诗仙。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文化并不等于“历史”。之所以把这一历史加上引号，是因为许多人把考古学意义上拼接的物品/文字史当作唯一的历史形态。之后，这种知识的碎片又因商业利益的需求被包装成一个具有品牌价值的商品符号。对于研究对象相对物质化又亲近商业的景观领域而言尤为如此。灰瓦白墙和黄瓦红墙常常被并置统称为“民族文化”，进而根据个人喜好胡乱地添加到“新中式”的建筑中，但这其实是中国文化中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现在它们却被无知地如橡皮泥般“捏”在一起。 真实的历史本身是“人文化成”的，没有人文，就没有历史。历史不是一些偶然留存下来的文物碎片，而是在人的认同中被传承的意义。只有彻底理解这其中的缘由，传统才真正成为一个传统。或者可以说，传统从来都不是“拿来”的，而是从自身长出来的。没有这个生长的过程，一个景观也只是披着一件虚华的文化外衣的空壳。当这一外衣同其他一切流行元素一样逐渐被厌弃时，景观本身也就不会存有任何价值。在当代，这一厌弃的速度比人们想象得更快。一些附庸的“风雅”最终难以免于被冠以“俗”的恶名，因为其流行起来的原委正是俗之本意：对自我身份的外在炫耀。在这一目的下被利用的文化在本质上依然是权力和身份的附属品。 [1] Bachelard,G. (1994). M. Jolas (Trans.).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2] Baudrillard,J. (1988). America. London: Verso. [3] Baudrillard, J. (1994). S. Glaser (Trans.).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4] Arendt, H. (199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London: Edward Arnold.
— 未完待续 —
原文出处：李溪. (2015). 权力、文化与审美：当代城市景观中的三重“幻象”. 景观设计学, 3(4): 22-29. Source: Li, X. (2015). Authority, Culture, and Aesthetics: The Triple Phantasms of Contemporary Urban Landscape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3(4):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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