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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之后，亚非诸国向中国派遣使节，无论来者多少，贡品厚薄，都能得到明廷隆重接待，无不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来华的朝贡国逐年增多，“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满足了统治者的心理需要。但这种为图“天下共主”的虚名而破费国家巨额财富，其后果是极具灾难性的。 例如，永乐皇帝对日本国王源道义的赏赐： 永乐三年(1405年)，赏钞五千锭、钱一百五十万、织金文绮纱罗绢三百七十八疋。四年，赐白金千两、织金诸色彩币二百匹、绮绣衣十六件、银茶壶三、执银盆及绮绣纱帐、衾褥、枕席、器皿诸物、海舟二艘。又赐白金千两、钱一千五百万、锦丝纱罗绢四百十三匹、僧衣十二袭、帷帐、衾褥、器皿若干事；王妃白金二百五十两、钱五百万、锦丝纱罗绢八十四匹。 如明永乐九年(1411年)，永乐皇帝赏赐给前来朝贡的满剌加国王物品： 赐锦绣龙衣服二套，麒麟衣二套，及金银器皿，帷帐，捆褥。王妃及其子侄，陪臣，傔(侍从)从彩段，纱罗，袭衣有差。王还国，赐金镶玉带一条，仪仗一副，鞍马二匹金百两，银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绢一千匹，金绮二匹，织金文衣二件。王妃冠服一副，及银钞、锌绮、纱罗等物。陪臣赏赐有差。以后定例，回赐国王彩段十表里，纱罗各四匹，锦二匹。王妃彩段五表里，纱三匹。差来正副使并头目初到，每人赏织金罗衣一套，靴袜各一双。正赏彩段四表里，纱罗各二匹，折纱绢四匹，织金拧丝衣一套。通事，总管人等初到，每人素罗衣一套，靴袜各一双。正赏绫三匹，折纱绢六匹，素柠(左为脚丝旁)丝衣一套。番伴初到，每人绢衣一套，靴袜各一双。正赏折纱绢二匹，绵布二匹，胖袄鞋各一副。其正副使、通事人等，给赐冠带及给换例与暹罗国同。正贡外附来货物，皆给价值。其余货物，许令贸易。 从上面这组详细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政府对来朝贡的国家的赏赐物品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即使是随行人员也进行大肆赏赐。很明显，这种赏赐是从政治上来考虑的，而绝少考虑到经济因素，这种做法在国家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的时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必不能长久。
郑和下西洋，支费浩繁，“库藏为虚”。除了连年累月花费大量的赏赐银两之外，郑和前后持续二十八年的下西洋活动费用也是惊人的。据《永乐实录》所载的《永乐年间造船情况统计表》提供的资料，仅永乐年间建造和改造海船近二千艘之多。每只宝船造价约须五六千两银。由此可见下西洋船舶耗费之巨。罗登懋著的《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写道：“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而二万七千余人的吃、喝、拉、撒的费用，再加上对下西洋人员的赏赐，也是一笔不可低估的财政负担。仅永乐九年六月一次赐下西洋官兵“钞二十万锭并彩币等。”这种只算暂时的政治账，不算长远的经济账的做法，势必造成不计成本的经济消耗。因为没有经济收获作为继续远航的经济支撑，一旦远航的政治目的不复存在，如此靡费浩大的远航工程就面临停止的命运。 下西洋活动因为耗费巨大，没有经济效益，起初就有众多反对者。大臣们不顾被杀、被囚的危险，纷纷上书直言“外国取宝之非”，建议“罢西洋取宝船”。 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日，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离开刚刚四个月，北京奉天、谨身、华盖三殿遭雷击后化为乌有。这引起了明成祖和大臣的惊恐。不久，在群臣直言上书的汹涌情势下，永乐帝下罪己诏，把“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者，悉皆停止”，以缓民困。在所列举的停止事务中，即有“下番一应买办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生丝等物，暂行停止；往诸番国宝船及迤西、迤北等处买马等项，暂行停止;修造往诸番船只，暂行停住，毋得重劳军民。”
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新登基的明仁宗开始全盘否定其父亲的各种政策。下西洋活动首当其冲，停航法令首次以诏书的形式予以颁布。诏令如下: (1424年)八月丁巳，……下西洋诸蕃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蕃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前去。原差去内外官员速皆回京，民梢人等各放宁家。各处修造下蕃海船，悉皆停止。 明仁宗在位仅十个月，即于1425年暴死，其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 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以“外番多不来朝贡”，命郑和下西洋。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郑和率领27000余官兵，驾驶宝船61艘，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出使西洋，先后抵达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国、忽鲁谟斯。宣德八年(1433)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国。因劳累过度，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郑和在古里去世，副使王景弘(亦为太监)携带郑和遗物，统帅船队，于七月六日返抵南京。随后，明宣宗以诏书的形式颁布停航谕旨：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明朝的远洋航队最后一次驶入太仓刘家港，并永远静静地停泊在那里。 成化九年(1473年)明宪宗有意遣人重下西洋，派人到兵部索取《郑和下西洋水程》的档案，但当时的车驾郎中刘大夏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祸国殃民之举，竟将郑和出使西洋的海图资料藏匿起来，理直气壮地对兵部尚书项忠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 并私自藏匿《出使水程》档案，致使有关郑和下西洋活动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分(舵：右侧为宗字旁)的活动迄今无从查证。 由于缺乏长久的动力推动，随着明帝国统治者注意力和政策侧重点的转移，中国向蔚蓝色海洋进军的步伐戛然停止。（本文内容摘自白云涛著《天朝，失去的历史机会》，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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