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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时期，社会急剧动荡，内外矛盾重重，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促使了湘军的创立与兴起。尽管其作为一个军事集团，作为一支地主武装，与太平天国的兴衰相始终。但它所形成的文化基因并不会随其裁撤而衰落，相反湘军的兴起与裁撤对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乃至政局的影响极其深远，而对于晚清湖南阶层尤其是绅权势力的影响最深。因湘军崛起湖南，将士也多是湖南人，必然首先对湖南阶层产生巨大影响。绅权势力在此阶段得到迅速发展，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绅权队伍的膨胀、绅士结构的复杂以及绅权职能的扩大。 关键词：湘军；兴起；裁撤；湖南；绅权势力
1853年曾国藩创立湘军，至1854年出师东征，到1864年攻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其先后征战10余年，其间虽有起有落，但最终还是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尽管这其中有外国侵略者的大力支持，但这也表明湘军作为一支独特的地主武装，已登上了晚清政治舞台。其凶悍顽强和赫赫“武功”，是近代历史上任何反动军队都无法比拟的。 一、湘军兴起之原因 湘军作为军事集团，一支地方地主武装。尽管其没有统一的旗帜番号，也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但它的建军制度与八旗、绿营完全不同，一改八旗、绿营的世袭兵制，而对其兵勇实行募兵制，并且严格挑选兵将，加以训练。同时为了防止兵将积久成习，每隔一段时间就裁汰一批，另行新募。使得湘军“兵油子”极少有，因此能够经常保持部队士气昂升的战斗力。 同时，曾国藩实行“兵为将有”的隶属关系。选择“忠义血性”、“才堪治民”、“耐受辛苦”之人作为营官，又使营官负责招募营勇。“一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钦差督抚皆大帅，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袭也。”的隶属关系，成为服从曾国藩的“曾家军”，建立起经常的营制，严于职守。该制度保证了在战时部队的调遣和营中命令的执行，同时也保证了湘军的团结和战斗力量。 另外，湘军在“兵为将有”的原则下，严格将官的选拔与士兵的招募。遵循以官为中心的原则，采用上级选下级，即“选士人，领山农”的办法，即湘军的官吏多为书生，士兵多为农民。而对招募勇丁提出了具体的较高的要求：“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之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受用。”[1]这就使湘军在制度上和兵源上与八旗、绿营等经制之师完全不同，从而能够摆脱八旗和绿营的种种弊端，把湘军建设成为一支自成系统的由士绅统带的，以朴实山民为勇丁的新型军队。并且在湘军创立初期就制定了十分严厉的军纪规定，如曾国藩亲自撰写的《陆军得胜歌》、《爱民歌》等向士兵进行纪律教育，“哨官管兵莫太宽，营官也要严哨官。出归营要告假，朔日望日要请安”同时亦规定行军不扰民二十四条：“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间锅和房······”，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 当然，湘军作为军事集团，其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还得益于颇具创新性的“训”和“练”，即把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有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湘军的“训”就是对部队进行以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曾国藩称之为“训家规”、“训营规”，如“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进说至一时数刻之久”[2]。同时他对“练”也非常重视，热衷于教练弁勇各种战斗技击、枪法和阵式，对军中利器劈山炮的射击技术，尤其是尤其加意讲求。另外，曾国藩还强调军纪，制定营规七条，颁布禁令七条，使弁勇在高度紧张的生活中，养成节奏快、动作齐、能耐苦、守纪律的习惯，有效地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 这些措施使得各支湘军虽然彼此不相统属，但有着共同的军事目标、相同的兵营典制及其相似的文化背景，从不以邻为壑、各自为战，在战略战术上都能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合力对敌。所以，各支湘军在曾国藩的号召下，组装成一部互动的军事机器。并且该部军事机器在建军营制、训练方法、后勤系统、战略战术等方面，都远胜于八旗、绿营军。这就决定了在八旗、绿营对太平运动失利的情况下，湘军能够取代它们而成为清军镇压农民运动的主力。 但由于湘军始终是一支地主武装，并非国家的正规部队，因此在湘军完成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任务之后，其自身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裁撤军队必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结束而进行。 二、湘军裁撤之原因及其操作具体情况 （一）湘军裁撤之原因 湘军裁撤的原因很多，本段文章试从以下三点对其进行分析：首先，随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失败，国内阶级矛盾日趋缓和。国际上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确立了“中外和好”的局面，从而出现了“同治中兴”盛世。这时期尽管北方捻军活动较为频繁，但国家已不在迫切需要这样大规模的军队，这就决定了在战后湘军的大规模裁军撤勇。 其次，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尤其是满汉统治阶级矛盾有极为突出了。湘军作为汉族大臣曾国藩的私家武装，清廷对它并不放心，始终存在戒备之心，如咸丰在世时，就有人提醒“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同治即位后，也有人向慈禧太后进言：“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这都反映出清廷对湘军的戒备。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清廷也不再需要、也不允许有这样大规模的军队存在。 最后，主要是湘军首领及其自身的原因。对于中国历朝掌故都十分熟悉的曾国藩，“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教训使他深感惶恐，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以避免“功高震主”的悲剧。如曾国藩写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所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可以看出他为避免嫌疑，已考虑裁撤湘军。领袖如此，部将也只能遵命行事！更为重要的是，湘军在战后“暮气沉沉”，营中官场习气太重，出现缺额、兵将不和、军机败坏的现象，加之派生出来的淮军，已经成为另一支镇压农民运动的重要力量了，因此曾国藩也有着以淮代湘的想法。 （二）湘军裁撤之具体情况 鉴于以上原因，曾国藩在天京攻陷前后就开始着手裁撤军队。从1864年7月至1866年，曾国藩陆续将其统帅的十二万军队遣散。其大致过程如下： 1864年7月，撤曾国荃部25000人；撤萧庆衔部全军9000人；撤降将韦志俊军2500人； 1865年2月5日，撤防守金陵湘军11500人；撤唐义训、金国琛、朱品隆驻安徽湘军； 1865年10月，驻鄂湘成大吉、蒋凝学部遣撤；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亦撤； 1866年8月，撤王可升一军。 至此，曾国藩所部12万湘军，大约只剩下9000余人，其余全部遣散。余下的几千老湘营，也由刘松山 （后由刘锦堂）统帅援陕，最后隶属于左宗棠。与此同时，其他如左宗棠、刘坤一、席宝田等部湘军，也在各地事平后陆续遣散大部，仅留少数编入清朝常规军。至此，作为独立编制的武装力量——湘军的历史，宣告结束。 但是湘军作为湖南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尽管它在19世纪60年代初即遣散，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的兴起和裁撤，使湖南社会阶级结构都发生了若干的变化。 三、湖南绅权势力发展新特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绅阶层历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乡村中，参与处理各种大小诉讼、家族纠纷，也承担乡村的教化、地方公益事业的举办，实际上是封建政府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支柱。清朝后期，随着湘军的兴起和裁撤，湖南绅权势力的发展亦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绅权队伍膨胀与扩大 湘军基本上是湖南人，其将官多系湖南中小地主及其士人，士卒大多是贫寒朴实的山野农民。但是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军将士因“战功”获得了不同等级的功名，被保举为各种品秩的官员，甚至位于督抚、参与军机影响朝廷决策之人成批出现。如张集馨在《道咸宦海闻见录》中所说：“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3]另有记载所说：“湘、淮、楚营士卒，徒步起家，多擢提、镇、参、游以下官，亦累累然。”而又根据罗尔纲对湘军182人的考察，在各级湘军将官中，官至总督有13人，巡抚13人，其他文职在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在提督上下的有143人，并且还是实授。而大多数人，仅授以官阶，并未实授。 因此，在湘军裁撤时，仍有一些保举官员无法实授，只得回籍待缺。加之这些待缺官员在战争中大都发了财。因此在回湘以后，湖南便出现了一大批既有在籍候补官阶，又拥有巨额财富的新的士绅阶层。于此同时，统治者为了拉拢曾在湘军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达官显贵们，都曾荫及其子孙、亲族。如光绪十一年刊《湖南通志》记载，生前或死后被赐封侯、伯、子、男四爵者，有黄翼升、左宗棠、胡林翼等10人；被赠封骑都尉、云骑尉、一云骑尉世职的多达2000余人。如曾国藩长子曾纪泽袭一等侯，孙广镕赏员外郎，广铨赏主事；胡林翼子子勋，袭三等男，赏举人；李续宾子光久、光令，特赏举人，光久还袭三等男……这样，更多湘籍人员跻身于统治阶层，因而湖南籍官僚队伍的不断膨胀带来了湖南绅权队伍的膨胀和扩大化，并且极大地扩充了湖南绅士阶层的后备力量。 （二）绅士结构复杂多样 湖南士绅除上述通过军工出身的大批绅士外，还有捐纳出身的，其中许多人出身社会底层，与往往目不识丁的出身军工的绅士相比，尽管它也并不具备丰厚的资财。因此在湘军筹集军费大多为自筹的情况下，这就需要饶有田产的地主土豪或少数工商业者的纳钱支持，抑或直接捐资为官，如陈文炜捐资为湖北补用道，黄瑛捐资为淮北盐大使。而作为回报，政府也会给与一定的封赐，如以经营杂货、谷米、盐、茶叶贸易起家的朱昌林，由于给予官府极大支持，虽未捐官，晚年也被保举，奉旨特授内阁学士衔，显赫乡里。 另一方面，因晚清时期政治腐朽混乱，政局动荡不安，许多官僚纷纷脱离或者被抛出官场，加上回湘守制的官员，这些人的加入使得湖南队伍的不断扩大，同时也使得绅士结构复杂。打破了原先湖南绅士阶层以往多社会上层或知识分子组成的单一局面，从而使各种不同背景、文化层次不等的人都混杂其中而呈现复杂性、多样性。 （三）绅权职能扩大 晚清时期，随着湘军的兴起，队伍的不断扩大，绅士阶层的职权已经不再局限于总揽地方公共事务，而是将其势力渗透到地方军政事务。 其一就是办团练。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尤其是其势力进入湖南以后，使得湖南中小地主阶级为首的绅士阶层深感不安，为维护封建秩序及其利益，纷纷在各地创办团练，以此相互联合镇压农民起义。湘军的兴起，就是靠团练武装联合而成，并且许多著名湘军将领都是在这一过程起家的，如刘长佑、李续宾、刘坤一等人，其时都是在籍绅士，而作为湘军头目的曾国藩，当年也是以丁忧在籍的身份帮办湖南团练而建立湘军。此后，各地团练大都由绅士掌握，成为维护地方秩序的主持者。 其二充当幕僚，出谋划策。这主要是自咸丰初年以来张亮基、骆秉章任湖南巡抚以来就一直重用绅士赞襄军政事务，从而湖南幕僚中出现了一大批人物。其中杰出者如左宗棠、黄冕、郭嵩焘、丁善庆等，为绅士奠定了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绅权职能的确在扩大。 因此，在湘军兴起、裁撤的情况下，由湘军转化而来的士绅群体，他们本身除了拥有富足的资财和土地，而且还与现实的官场有密切联系，加上其显赫战功，存在着候补变为实职官员的潜在可能。凭借上述优越条件，这一绅士群体往往骄矜自傲。鉴于此，地方官员也不得不敬避三分，不敢得罪。从而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影响地方政治、左右局势，并且影响地方官僚势力，成为晚清湖南社会中极具影响力的一股力量。正如攻法子在《浙江潮》第二期上总结：“凡地方之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地方官有所兴举，必与绅士协议，绅士可否，即为地方事业的兴废。” 综上所述，晚清湘军的兴起和裁撤对湖南绅权势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原本游离于正式行政系统之外的介乎于官民之间，在地方上享有一定特权和地位的势力集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仅主宰着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担负着联络官民、排难解纷、劝善举业、移风易俗等多种社会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地方政局，因而在国家、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绅士势力在某方面而言，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从实际而言，他对社会产生的作用主要是消极的。因此，针对军队的兴起和裁撤而言，既要做到符合士兵的利益，又要兼顾地方的稳定，方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才能使人际和谐、地方和谐、国家和谐。 注 释： [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营规[M] 湖南：岳麓书社．1986．463．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 与张亮基书[M] 湖南：岳麓书社．1990．208． [3]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377． 参考文献： [1]王凯运．湘军志·营制篇[M] 湖南：岳麓书社．1983． [2]王安定．湘军记·水陆营制篇[M] 湖南：岳麓书社．2008． [3]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杂著[M]· 湖南：岳麓书社．1986． [4]薛福成．庸庵文全集·书宰相有学无识[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5]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致九弟[M] 湖南：岳麓书社．1986 [6]罗尔纲．湘军兵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赵尔巽．清史稿·职官四武职藩部土司各官[M]北京：清史馆．19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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