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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贵族的屈原何以决绝的走向死亡！ 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屈原之死 贵族，指的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因权力、财产高于其他阶层而形成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皇室的宗族子弟和功臣世袭爵位和领地的各级封建主。 中国封建社会的贵族诞生于周代。荀子说：西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显诸侯”。西周最高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种“封藩建卫”的办法，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封建之制，或称分封制度。 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度与宗法制度相联系。天子、诸侯、卿大夫的职位都由嫡长子继承。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以宗子为中心，依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区别亲疏贵贱，从而规定出无可改变的等级制度。王室直接管辖的核心区域王畿四周围绕着贵族统治的地区行统治。这些贵族形式上根据周王授予的爵级、权力居于上层统治地位，自那时开始，一般平民与贵族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并延绵封建社会三千多年。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mǐ）姓；楚武王熊通之子瑕被封在屈地，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境内）。这就是屈原的故乡。 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屈原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所以他和楚国王朝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原贵族身份名正言顺。  身为贵族的屈原一度也光宗耀祖，春风得意，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此时，屈原虽被疏远离权力中枢，但以其贵族的身份和三闾大夫的职权，如果他识时务，不牢骚满腹，沉得住气等待时机，积极联络先前贵族一族，东山再起或也指日可待。  但他却长吁短叹、愁眉不展，常常整夜不眠。通宵达旦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名叫《离骚》的长诗，把对楚国的忧愁和自己的怨愤都写了进去。“离骚”就是牢骚，古往今来，人在遭遇忧愁的时候，呼叫上天、鬼神和父母，以抒发自己的怨愤是同理。在他的另一篇《渔父》中描绘了自沉前的情景“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从这段记载看，屈原也确实存有恃才傲物的心境，其生活常识与见识与一个普通打渔翁截然不同。看看“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的阶层的生活遵循的生存规则意识，这两种处世哲学，一直在中国社会延续至今。  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共有特点是一旦理想遭到打击，就自然而然的念千古之悠悠，独沧然而泪下；遂将政治上的失意、幽愤寄情于古人或者山水，来抒己怀才不遇的怨愤之情。 多愁善感、失意惆怅，是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一大致命弱点，身为贵族的屈原是最典型的代表。故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说“文人多失意，即便隐逸山林，仍“或叹幽人长远，或怨王孙不游”。悲戚凄切，不能自拔，以至于悲情成了这类士大夫的宿命。 设若屈原生活于充斥着崇拜金钱、急功近利、浮躁喧嚣、尔虞我诈的今天特色时代，以他高贵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众人皆醉他独醒不入流的曲高和寡，他在朝廷官场自然也是孤独的，他要想找块净土、知音就更为艰难，抑郁症、精神病、跳楼、溺水自杀也是他唯一的结局。 虽然牢骚满腹，但屈原在发牢骚的同时还是很为自己的贵族出身身份而自豪和骄傲的，在《离骚》中一开始就夸耀自己的高贵血统和身份出身门第，“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叙述自己的出身，乃帝颛顼之苗裔，华夏子孙之后承，祖先一脉传承，实乃名正言顺的太子党。 他自然深谙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处世哲学，开篇即澄清自己的身份，“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把自己高贵的出身年月日说的很清楚。“皇揽揆余以初度兮，肇赐予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洋洋洒洒反复强调，多么高贵尊严的气质，装束打扮都是那么的讲究，五帝之后，纯正的血统，正宗贵族，太子党。 这才配得上我屈原尊贵典雅的身份，看看屈原自我感觉良好的介绍，把自己的高贵血统基因说的很十分明白，也可见当时的权贵们是十分看重血统名分，以此来显赫自身处于显优越的地位阶层。 正是屈原的身份使他无时无刻苦不感到曲高和寡，高贵的血统更使他无法践行卧薪尝胆的志向，所以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开始了他的痛苦流放生涯。怀王十五年初次屈原先被逐出郢都，流放到了汉北。顷襄王十三年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一再被流放，如果他学庄子游世思想“人活在世上须旷达处之泰然”、“保身全生”那样豁达心胸、随遇而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结局与命运必定不同。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是华夏数千年的一贯传统。人生不如意事常七八。面临这样的命运，身为贵族的屈原应该摆正心态，毕竟，以他的贵族出身，他的升迁机遇也是罕见的，年纪轻轻就跻身于最高权柄中枢，况且自己那些政论和建议，楚怀王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采纳实行了的。 楚怀王还是醒悟过，“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的。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贵族屈原一生都洁身自好，坚贞自守，他尤其痛恨里通外国、吃里爬外的张仪、靳尚、子南、郑袖等人卖国求荣的内奸行径，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同情普通劳动者，不断地哀“民生之多艰”，“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愤慨抨击执政的腐化堕落的权贵小集团“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屈原满腔爱国热情，却备受冷落、猜疑、排挤，他谱写《橘颂》、《离骚》、《天问》、《九章》、《九歌》，写不尽的爱国赤诚，表不尽的雄心壮志，诉不完的铁血丹心，道不出的彻骨悲凉，“路漫漫其远修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问天地无语，报国却终无门，在无出头之日的悲愤绝望中，他自然想到了在他之前令他感到崇拜的俩个人物，商朝宰相比干和吴国大夫伍子胥。 比干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商王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商纣王）。他一生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商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其悲惨结局至今读来仍触目惊心。  伍子胥身为吴国大夫，曾多次劝谏吴王夫差杀勾践，夫差不听。夫差急于进图中原，率大军攻齐，伍子胥再度劝谏夫差暂不攻齐而先灭越，遭拒。夫差听信太宰伯嚭谗言，称伍子胥阴谋倚托齐国反吴，派人送一把宝剑给伍子胥，令其自杀。伍子胥自杀前对门客说：“请将我的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灭亡。”在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为越国偷袭所灭。 屈原联想到这俩位忠贞之士命运下场，又想到自己时下被无道昏君、奸臣一次次颠沛流漓地放逐过程，同病相怜油然而生。在从湖北鄂渚放逐到溆浦临行前，他悲愤难奈，写下《涉水》名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在赋中他想到比干、伍子胥因忠贞不渝惨死之状——伍子胥遭到全家被处斩的灾祸，比干遭到被剖心挖肝的刑罚，跟前世的这两人相比，现在我也这样子，又有什么必要去抱怨现在这些人呢？  屈原之所以发出这样感叹，原因还是自己的身份所致。他是楚国的王公贵胄，血统高贵，祖辈都引以为自豪骄傲。大凡王公贵族无不对血缘关系大加推崇古已有之，翻看历史典籍，帝王将相甚至于略有发达者无不喜欢寻根溯祖给自己找个神一般的祖先比比皆是。屈原自然不能例外。信奉血统论的屈原，在《离骚》开篇即对自己的身世进行自陈，认定自己是高阳之后一咏三叹的词赋亦是明证。 楚国在屈原眼中家族光耀的意义是第一位的。再者，还是放不下曾寄予莫大期望的楚王，忘不了他曾为之奋斗的复兴楚国的梦想，更忘不了“筚路蓝缕”、经历了多少世纪艰难创业而终于自立于南方的楚民族的命运。他虽已不再能为这个民族的兴旺贡献心力，却要用自己尚存的生命，为它的苦难凄怆呼号。 长长的十多年放逐生涯，由此成了屈原不屈不挠与党人群小斗争的过程。所以，屈原“爱国主义”的悲剧，如果完全抛开屈原跟楚国皇室之间一荣俱荣的关系，避而不谈“光宗耀祖”的情结，很难说得通。 大师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位古代诗人之死：“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 看起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是使他们两位走向绝路的原因。当然，王国维最后也选择了与屈原类似的弃世方式。与其说屈原投江所悼亡的是一个君臣不济的楚国，更不如说是为式微的贵族精神殉道。  战国以降，礼崩乐坏。刺客、门客、侠客、布衣卿相、贩夫走卒下层人士将礼乐原则的铁幕捅破。这帮人崇黄、老、荀、杨、韩，鄙视周、孔、孟，将实现自身价值的实用主义当作最终目标，不再维护在上者、为尊者的利益。 人们朝秦暮楚、离心离德、反覆无常、见异思迁、各取所需，遂使得各诸侯争霸迭起，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春秋无义战。社会弥漫着不讲原则、不讲规则无底线的流氓精神、痞子精神，玩世不恭精神，将贵族精神逼仄到了一个最不堪的境地，导致着贵族阶层日益堕落。这也是屈原悲愤不已、义无再辱的决绝因素。 眼不见为净，将政见不同者进行驱逐性流放，盛行于战国后期。以屈原这样的身份和才华，置身于合纵连横盛行的时期，他何愁无用武之地？何愁找不到大展身手的舞台？为什么就不愿去国就远，完成自己的宏伟理想抱负呢？归根到底还是屈原无法释怀的心结——楚国贵族身份。 做为楚国世代相传的贵族，那是屈原人生的荣耀，生活生存的精神支柱，楚国才是他真正的家，其他的地方，无论再富再贵，那怕任其驰骋，他都不会有丝毫动心，更不会屈就，这是命中注定。 贵族血统的屈原无法垂下自己高昂的头颅，对着自己的政敌低头；他无法面对国家的破灭，去流离他乡；他更无法在精神支柱失去以后还能保持一颗凡人的心。屈原堕入凄凄惨惨戚戚之境地不能自拔，于悲愤交加之中，默默的走向灵魂那座高贵的又让人难以攀登、超越的高山。 史上最伟大的场景出现了——善哉，自荐之纯淳！壮哉，自荐之大勇！悲哉，自荐之孤独！惜哉，自荐之高贵！只有死了，惟有死才能够解脱精神的痛苦，完成对理想和身份的殉情。  一个披头散发颜色憔悴的流亡者，吟哦感怀一番之后，怀沙握石纵身跃入汨罗江的滚滚波涛中，来祭奠他那被敌国屠戮的都城和同族，殉了自己的理想，以此来维护高贵的血统与身份。 屈原终于以自己的“忿怼激发”之举，实践了他早就立下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的誓言。这赴身江涛的悲壮音响，从此成为屈原抗争专制黑暗的生命之绝唱，成为屈原独立价格精神的浩然迸发，而久久地回荡在数千年历史的长河之中。 屈原决绝走向死亡，还有一个重要时代因素，中华民族人的性格品质生成的时代性。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崇尚清澈刚健，舍生取义；由儒家奠定的“士志于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士大夫精神。士大夫作为一批真正的有文化理想的人，表现出一种对道德的坚守，敢于和黑暗政治势力抗争的精神。 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知道“道”实行起来非常难，所以叫任重而道远，必须坚持下去，死而后已。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生存还是死亡面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义无反顾走上诀别之路。  百家争鸣的时代也赋予屈原身上这种最主要的精神品质，在这段他最黯淡的生涯中，得到了最光彩耀眼的闪射——那就是对于专制恶势力所施加的压迫、摧残所表现的无畏抗争精神，即使蒙受多大冤屈、遭受多大摧残，也决不背弃理想人格的忠贞精神。 这种自强不息的士大夫精神，曾在中国历史上绵延，在唐朝时曾雍容文雅大放异彩，在魏晋时期显现出自尊、高贵、洒脱；在宋朝时曾争相绽放出圣贤气象，“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元、明、清时代皇权专制独裁高压、文字狱的血雨腥风，致使中国士大夫性格扭曲，实际演变成了行尸走肉，猥琐奴性和流氓气十足，及至近代军阀割据、引狼入室、攻讦告密、亲痛仇快，汉奸蔚为大观…… 汩罗自沉的屈原，两千年来，他被后人描绘成社会抗争者、爱国诗人，成为高高在上的神。有人说是他的死是爱国激情的爆发，死得很高尚，应该而且必须被发扬与赞颂。事实上历史也正是以褒扬的方式让屈原投江自尽传诵为了爱国精神。如果没有这种传诵，就没有二千多年来传承至今的端午节。 爱国本是一种高尚人格的体现，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怀，是一种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尊严感，是一种大气磅礴与生俱来的澎湃气势！可是综观历代专制王朝。几乎所有的爱国超越自己生命的先辈们，悲剧的一生几乎成为宿命定式。几千年等级森严壁垒封建统治社会制度的无情，权力专制的残酷，使多少英才含冤蒙垢、沉冤难雪！屈原当年毅然决然地抱石沉江，汨罗江的水声里，至今仍在汩汩悲鸣，其哀大莫于心死的决绝想来令无数人潸然泪下。  敦不知，决定他命运的血统身份与时代气特征却一直被隐藏在下面。我们对历史从来缺乏公正认知，总是把它当成小姑娘随意打扮。屈原选择死之路并未能挽救一个楚国，也并没能拯救自己。 尽管他认为以这样的形式来证明自己是忠贞品格；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屈原当年因爱国流浪行吟于沅、湘流域，政治的郁结完全转化成了一篇篇美妙的词赋诗歌，他不但创造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文体，也让自己的人格完成了最终的飞跃。屈原这种悲剧属性为后世确立了一个范本：进入仕途，因为异见遭流亡，人格砥砺，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修、齐、治、平人性光辉。屈原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后世的众多文学家，从而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路漫漫其远修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来源：读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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