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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民族 春水秋山——马未都说收藏(七)

 高黎贡山月 2016-05-30

马背民族 春水秋山——辽、金、元玉器

    这一讲讲少数民族辽、金、元玉器,很明显,少数民族玉器深受汉文化玉器的影响。我们的主流文化是汉文化,汉文化的特点是包容性强,渗透力强。

    这个时期的前期,辽、金与当时的北宋、南宋及西夏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因此学界又有“后三国”之称。直至元灭各国,统一天下。

    一般来说,中华民族古代的生存状态分为农耕和游牧两种形式,过去一讲就是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在日本有学者称之为“骑马民族”。相对游牧民族的说法,我觉得这种说法更准确一些。骑马民族其实有两种生存状态,一种是传统的游牧,居无定所;另外一种成熟得较迟——渔猎民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定居。那么,辽的契丹、金的女真以及清的满族,应该属于渔猎民族;而蒙古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

文字
   
    辽、宋、西夏、金、元时期,我国疆域内存在着丰富的语言文字,许多今已消亡。比如契丹文字,效仿汉字,辽太祖神册五年(公元920 年)始制契丹大字,随后又制了契丹小字。大字类似汉字的方块字,大体是对汉字增减笔画后而成。小字则采取拼音结构,类似朝鲜文,形似方块字。奇特的是,汉字和契丹字都是辽的官方文字,这一点跟清政府的文字政策相同。辽灭亡后,到了金朝明昌二年(公元1191 年),皇上下诏废除了契丹文字。金代女真人是满人的祖先,女真文与满文是两种不同的文字,但它们的语汇大部分相同。

    女真文在金太祖天辅三年(公元1119 年)开始使用,它也有大字小字之分,明显模仿契丹文字。其实,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基本都是模仿辽代。女真文字一直沿用到明代才慢慢消亡。而满族人则是在明朝后期崛起的时候,仿照蒙古文创制了满文。历史上认为西夏文字是李元吴自创的,当时在西夏境内流行使用。西夏字也是仿照汉字的方块字,但字型比汉字繁复。在西夏文的创字过程中,大量借用了汉语词汇。李元吴曾非常强调使用本民族文字——西夏文,但一直不能抵御汉文字的强大,所以两种文字在西夏境内一直并行,直至西夏文延续到明朝灭亡。有个有意思的现象,西夏文的传世文献远比契丹文和女真文的多,最重要的是还存有西夏文的辞典,为我们研究西夏文提供了方便。

    我们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三种文字的消亡,原因是汉文字丰富多彩,其表现力、理解力大大超过它们,汉文字无可置疑地占有主导地位。玉器也是这样,尽管辽、金、元的民族文化特征在玉器中亦有体现,但无法超越汉文化的整体框架。

陈国公主

    辽代玉器在过去非常不受重视,也没有这个说法,传世文物中的辽玉都被宋元明瓜分了。近几十年,对辽代文化的重视以及考古发掘给了辽代玉器一个明确的划分。显然,辽代玉器与契丹人的生存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1986 年,内蒙古发现一座贵族墓葬,经考证,是辽代的陈国公主及驸马的合葬墓。陈国公主是辽景帝的孙女,死时年仅18 岁。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很高,墓葬又没有被盗扰,因此出土了大批辽代文物珍品。其中,除了丰富的金银器外,玉器也有不少精品,代表了契丹民族鼎盛时期的艺术成就。

    在小型玉饰物上,表现成对动物的造型特别多,首推交颈鸳鸯。辽代人用这样的玉器来表达他们的爱情。晋代有个人叫崔豹,在《古今注》中说:“鸳鸯,水鸟,凫类,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者相思死,故谓之匹乌。”古人认为鸳鸯是一夫一妻制,一只死去,另一只就会孤独地度过余生,是美好爱情的象征。除了交颈鸳鸯,还有交颈鸿雁、双鱼等等。大量表现成对动物的玉器,出现在公主与驸马的合葬墓中,想必富有深意。

    陈国公主墓中出土了几件玉挂件,非常有意思。此类挂件大致都由两部分组成:主体件与垂挂件,中间用金属丝链连接。比如有一件挂件,镂空绶带纹的主玉件下端悬挂五个挂件,分别雕刻成摩羯、双鱼、双凤、双龙以及莲花鱼纹。成双成对的造型跟交颈鸳鸯有异曲同工之妙;摩羯,表现了鱼化龙的一瞬间,是此时期非常流行的纹饰之一。我在《陶瓷篇》中讲过,辽代富有特色的瓷器就有摩羯壶。显然,在这件玉挂件上,辽代人着意表现了浪漫神话色彩。

    还有一件白玉挂件,要表现的就是朴实的日常生活了。这件挂件由六个垂挂物组成,包括剪、瞒、锉、刀、锥、勺,均系当时男女使用的日常用具。当然,这些玉做的工具只是装饰物,并不真的使用。玉多脆啊,要真使用,恐怕早就碎了。

    还有一件最有意思的玉挂件,由一个壁形玉和五个动物形挂件组成,璧形玉上阴刻了十二生肖;下垂的五种动物造型分别是蛇、猴、蝎子、蟾蜍、蜥蜴,表示“五毒”。十二生肖,我们非常熟悉;“五毒”,指五种有毒的动物,说法不一,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端午节有个习俗,要贴有五毒的画。过去医疗水平差,人被毒虫咬伤很危险,因此想出这么个主观的办法,意思是避毒驱邪。今天有的地方依然延续着这种风俗,城市里很少见了。

    这件挂件明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又加入一些契丹民族自己的理解,因此与传统的汉文化有了差异。比如,上面有个猴的造型,让我们很困惑,猴并没有毒,对人也没有威胁。相反,在汉族人的心目中,猴的形象还是很可爱的。历史上最有名的猴就要算孙悟空了,本事多大呀。怎么到了契丹民族,把猴算成五毒之一呢? 是契丹民族独有的观念,还是我们对这个貌似猴形的挂件理解有误?这个谜团只能留待更多的专家去解释了。

臂鞲

    辽代有很多特殊的玉器,比如有一种叫臂鞲,辽代特有,其他朝代不见,所以一般人都不认得。臂鞲呈瓦片状,又带有一点圆弧状,因此早期的发掘报告中都将它定名为“瓦状玉饰件”,考古人员开始也不知道它作何用途。这个臂鞲究竟是千什么用的呢?少数民族驯鹰的辅助工具,搁在胳膊上,让鹰站在上面,可以防止鹰的爪子抓伤身体。

    《说文》中解释臂鞲:“鞲,臂衣也。”鞲最早用皮革制做,射箭时用的。射过箭的人都知道,如果用右手射箭的话,拉开弓以后,左臂非常容易受伤,所以要用皮革包裹胳膊,起到保护作用。辽人非常喜欢驯鹰,利用鹰去捕获猎物。鹰在飞回落在主人胳膊上的时候,非常容易抓伤主人,因此辽人发明了硬度较高的玉臂鞲,作为胳膊的护具。由于玉臂鞲非常少见,最早连考古队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玉臂鞲的时候也不认得,听一位行家说可能是眼盖。眼盖是覆面的一部分,下葬时盖在眼睛上。在谁都不明白的情况下,大家就分析说这是眼盖。但是,眼盖的说法经不住推敲,不成立。玉臂鞲有弧度,要是盖在眼上会鼓起来一大块。最重要的是它出土时只有一个,如果是眼盖,应该有两个,一眼盖一个,那个呢?除非是给独眼龙盖的,要不怎么就一个啊?而且,玉臂鞲的个儿比较大,跟以往出土的眼盖比,要大很多。所以有人猜测:是不是用一个盖要盖上俩眼啊?俩眼往里一对,就盖上了。这种说法就更牵强了,历史上没有发现这么干的。

    其实,只要我们对契丹的葬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就会知道,这件东西肯定不是眼盖,因为契丹人是用金属面具覆脸。辽代的葬制是在契丹民族本来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汉族的习俗而形成的。宋人文惟简在《虏庭事实》中记载,契丹贵族下葬时,要“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这两条在今天的考古发现中已经得到证实。我们看到大量金、银、铜鎏金的辽代面具,以及用金属丝络编成的网状葬衣,了解这些就会明白辽人根本不会用所谓的“眼盖”。后来经过多年的考古研究,大家知道了这个瓦状玉器叫臂鞲,是辽代特有的训练鹰的一种用具。收藏这种稀有品种的玉器,对收藏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其实,有一件跟臂鞲外形很相似的玉器出士于山西太原,这件玉器年代大大早于辽代,被定为春秋晚期。至于这件东西与臂鞲有什么内在关联,目前尚无定论。这类极为特殊的玉器如果在民间出现,非常容易被误认为是晚期的作品。由此可见,鉴定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需要大量的文物佐证。

玉胡人

    契丹人的发型有个特殊的词汇,叫“髡发”。在汉族人眼里,髡发是一种刑罚,传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契丹人没这么多讲究,很时髦地将头顶的头发剔光,两侧的头发垂于耳旁。我们从辽代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式样不甚相同的髡发。

    我曾经偶遇一个玉人,这个玉人为墨玉所制,卷发披肩,胡须上翘,一副胡人之相;身披大氅,双目圆睁,一看就与中原玉器明显有异。打孔方式极为特别,从玉人头顶贯穿而下,至膝盖处由两侧而出,呈倒“T”形。

    这件玉器来自东北,原藏家解放前购买,其儿女后转让给我,使我爱不释手。在玉器收藏中,特殊题材的作品一定是有其含义的。由于年代久远,我们理解起来可能有困难。比如这件玉胡人,它所要表达的内涵是什么,目前不得而知。但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件辽金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非常重要。而在一般人眼中,很容易忽视它——不就是一个小玉人吗?但此玉人非彼玉人,宋明时期常见的执莲童子非常世俗化,而这件玉胡人在中国的玉器史上的地位很重要,说明这个时期的玉器文化已注重人的精神层面的表达。他的情绪属中性,这和表演中的最高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喜怒哀乐不见,全凭观者自我感受。

玉之孔

    我仔细研究过这件特殊的玉胡人,它除了形制、题材新奇外,最重要的是它的打孔方式。玉器的打孔方式多种多样,不容小觑。收藏中一般很容易忽视这样的细节,比如最常见的打孔方式是前后穿,早期常见对穿孔,多有错位;还有一种多见的叫蚁鼻孔,呈“u”形,特别适合佩带,汉代的玉蝉、清代的玉佩中都有;再有就是天地孔,顾名思义,这种孔的路径一般都比较长,管状的玉器经常采取这种方式。唐、辽、宋、金、元这段时期,有七八百年,在动物类玉器身上常用天地孔;明清时期几乎绝迹。

    仔细分析天地孔,我们发现有圆孔,有方孔,方孔明显在工艺上难度高于圆孔。为什么古人要采用方孔呢?我长时间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注意搜集方孔玉。我猜想方孔早期为插件所制,前一讲中的宋代出土的善财童子就是这样一件玉器。此外,我们看到的方孔玉,多是少数民族喜欢的动物题材,少数民族佩带玉时可能使用皮条,辽金元墓中可以看到这种迹象。由于皮条的断面是方形的,故工匠可能舍简求繁,谋求方孔与皮条的吻合。我曾想过出这样一本书,书名就叫《方孔玉》,听着像受了武侠“方世玉”的启发。

    比如黑白俏色双鱼坠,长方孔,宋代摹商玉风格,也从侧面证实了宋代的收藏热。商代的鱼是静态的,除此以外,中国历朝历代的鱼都尽可能表现动态。再有,辽代的玉鹰、金代的玉鹿、元代的玉兔,这种天地孔不论方圆,都很明确是这一时期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动物的穿孔除天地孔以外,会另设一孔,或在头部,或在尾部。

    一个玉器穿孔方式都有这么多学问,而这样的学问于书本上很难找到,都要靠平时慢慢积累,注意观察细节,注重思考,才能积思顿释。

春水

    金与辽都是少数民族政权,有很多习惯非常接近,都是以游牧渔猎为生活方式,最关心的一定是自然界中的动物和植物。所以,在辽金的玉器当中,动物形象非常多。最为典型的金代玉器是春水玉和秋山玉。

    所谓春水玉,是指在玉器上表现猎天鹅的场面。金人承袭了契丹民族游猎的习俗,一到春天,就猎天鹅。辽和金都擅长养鹰,养一种小型的鹰,叫鹘,也叫海东青,被训练出来专门抓天鹅。金代皇帝每年春天狩猎的时候,都有一套完整的程序。首先,皇帝要在上风口望天,一看见天鹅来了,就下令放海东青。海东青的个儿小,天鹅的个儿大,它弄不动天鹅, 怎么办?海东青有一个独特的本领,它一旦看上天鹅以后,就飞得比天鹅还高,从空中一把抓住天鹅的脑袋,然后紧紧按住,一直往下按,直到按到地下为止。当海东青把天鹅按到地下的时候,人就冲上去了,用刺鹅锥将天鹅的脑袋刺开,取出脑仁喂鹰。刺鹅锥是猎天鹅时必备的工具,辽墓
中出土了玉柄刺鹅锥,非常讲究。成功猎到天鹅以后,金人要把天鹅的大翎毛拔下来装饰自己,然后把天鹅浑身的细小鹅绒揪下来,挥洒到空中,使它满天飘舞,像下雪一样。我们能够想象他们欢庆的场面,猎天鹅变成一种金代人的仪式。当时的人不懂有羽绒服这个东西,把天鹅绒扔掉了,很可惜。

    金代工匠把春天猎天鹅的习俗表现在玉器上,创造了春水玉,光听名字就美不胜收。为什么叫“春水”呢?猎天鹅的时候一定是春天在水边。春水玉的主题纹饰是海东青与天鹅,海东青盘旋在空中,寻找可以出击的目标。天鹅藏在一片茂密的水草中,缩头缩脑,企图逃避海东青锐利的眼神。也有的春水玉上表现海东青捉到天鹅的那一瞬间,鹰的双爪按住天鹅头,天鹅惊恐长鸣,整个打斗场面激烈,鹰与天鹅的动作神态非常传神,可见当时工匠观察生活细致人微。

    湖北钟祥明初梁庄王墓出土了一条春水纹玉带,非常有意思。常见的玉带,玉板基本上都呈圆形、椭圆形、方形,即便上面雕了很多纹饰,或个别的形状不规范,但大致都跳不出这个规整的定式。但梁庄王墓中出土的白玉春水纹玉带,主要的三块玉板都做成随形的,十分新颖。玉板生动地再现了猎捕的整个过程,鹘小而凶猛,天鹅身体平伸,双翅下垂,显然已被制服。这条玉带虽出于明代墓葬,但从其整体制式及工艺来看,应属金代玉器。粱庄王得到这条金代玉带,当时也算古董了,甚为喜爱,因此随葬埋入地下。

秋山
 
    金人春天猎天鹅,到了秋天依然要打猎,秋天猎什么呢?不在水边捕天鹅了,要进山林猎鹿。“秋山”因此得名。秋天猎鹿时,金人也有招儿。当时最普遍的办法是吹角,模仿鹿的叫声,称为“呼鹿”,让鹿以为这里有自己的同伴,丧失警惕。等鹿靠近后,猎人们就可以缩小包围圈,把鹿杀死。这就是秋天打猎的主要内容。

    作为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也重视春、秋两次狩猎。我讲过,清代多数皇帝都将狩猎当做一件必须要做的政事,春天打猎叫“春蓖”,秋天打猎叫“秋称”。天鹅倒是不怎么捉了,鹿肯定要打,完全跟自己的祖先是一个路子。

    秋山玉的内容即表现了猎鹿的情景,不过在图案上增加了鹿的另一个天敌——虎。虽然虎也会捕猎鹿,但真正表现的意图却是人猎鹿。有人考证说:虎和鹿其实都是金代人狩猎的对象。这种说法有个问题,就是老虎不仅今天少见,在古代也是非常少见的一种动物。古代猎虎的场面也有,但由于老虎的罕见,能够猎虎的机会并不多,而猎鹿的机会却有很多,所以,古人狩猎的主要对象还是鹿。与春水玉惊心动魄的气氛相比,秋山玉的场面要恬静很多,虎与鹿姿态悠闲,中间还隔着大片的树林。秋山玉利用俏色者为多,借助黄色的玉皮子,反映秋天落叶前层林尽染的美丽景色。

    春水玉和秋山玉自辽金风行以后,一直影响到元明两代,所以在收藏当中,非常容易碰到这种类型的玉器。但有一点,这里面最贵重的,一定是金代的,而不是元代和明代的。“春水”、“秋山”是金代最重要、最有代表意义,也最富有趣味的一种收藏品。

马背风情

    我碰到过一个人,他收藏了很多春水秋山玉。有一次,他把我叫去说:“我就喜欢这种春水玉、秋山玉,见到就买,买了一大堆。但我不太能分清它们的年代,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哪个早,哪个晚?”我一看,他还真是买了很多,很好的一份收藏。我就帮他排了一下队,哪些是早期的,哪些是中期的,哪些是晚期的。换句话说,就是哪些是辽金的,哪些是元代的,哪些是明代的。

    排完队以后,我们就看出了不同时代春水秋山玉变化的一个规律。早期的春水秋山玉,反映出来的生活气息非常浓郁。它的创作不强调符号,表现非常自由的状态。而后期的玉则希望将所有符号一个不落地表现出来。我给这个人做了一个比喻:“早期的春水秋山玉,就是陕西农民唱的信天游,原汁原味;后期的春水秋山玉,就是电视台晚会上唱的信天游,经过多次的修饰,已经不能保证原汁原味了。”他一听,就明白了。

    收藏为什么会带给你乐趣呢?就是因为你能从收藏中看到长达几百年的一个演变。这个演变中的微妙变化,都能给你带来乐趣。唱歌也是这样,很原始的一种唱法,进入城市,到了电视台,当环境全部发生改变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有一些改变,尽管它还叫信天游。

渎山大玉海

    元朝的玉器过去研究得非常不够,今天看来依然不够。因此,我们对元代玉器的认定相对来说比较模糊。除了个别明确的元代器物,其余的往往不是上归为宋,就是下归为明。那么,明确的元代玉器有什么呢?最著名的是渎山大玉海。

    渎山大玉海制造于至元二年(公元1265 年),严格讲,那时虽然忽必烈已经称帝,但元朝还没有正式成立。又过了六年,公元1271 年,元朝才成立。《元史》记载:“己丑,渎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至元二年,忽必烈时期,用一块巨大的玉料做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大玉瓮,重达3.5 吨。大玉瓮周身雕刻着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惊涛骇浪中各种奇异的海兽,有海马、海猪、海鹿、海龙等等,气势雄伟,因此被称为“玉海”。这个玉瓮原来是个贮酒器,我猜它当时就搁在一个广场上,里头灌满了酒。士兵出征前,每个人舀一碗喝完,然后就出征了,体现出元代人的气概。我讲元青花时讲过那个著名的把杯,杯里面写着“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我估计大家就是拿那个杯子在这个玉瓮里舀酒喝,这就是元代的气势。

    根据《元史》的记载,渎山大玉海最初放置在广寒殿,就在我们北京北海琼岛的这个位置,当时称为万岁山,或者万寿山。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广寒殿倒塌,渎山大玉海就流散出去了,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没了。过了很久才被发现,它流落到北京西华门外的真武庙中,道人用它腌成菜了。道人也不懂,不知这东西是干什么的,就看见是个石瓮,个儿够大。估计这真武庙里的道人也多,所以腌上满满一瓮成菜,以解一时之需。到了乾隆十年(公元1745 年),乾隆皇帝发现了这个玉瓮,乾隆说:“好!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怎能在这儿腌咸菜呢?”所以就花了重金把它收回。我觉得乾隆这态度特别好,是吧?他没有说:“我是皇上,我看这东西好,得了,搬我们家去吧,搁紫禁城里。”不是,人家乾隆花钱,公平交易。

    乾隆把渎山大玉海买过来以后,放置在北海的承光殿中,还专门建造了一个玉瓮亭用以珍藏。乾隆当时写了三首御制诗,叫做《玉瓮歌》,并且写了序文,刻在玉瓮膛内。皇上的序文是这样写的:“玉有白章,随其形刻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大可储酒三十余石,盖金元旧物也。曾置万岁山广寒殿内,后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做菜瓮。见《辍耕录》及“金鳌退食笔记》。命以千金易之,仍置承光殿中。而系以诗。”乾隆说得很清楚,他也弄不清这件玉瓮具体是什么时候的,只知道大概是“金元旧物”,也就是金元之际生产的。乾隆说得没错,说明他对文物鉴定还是比较在行。然后乾隆接着写,他下令用千金交易,把玉瓮换回来,仍搁在老地方。乾隆皇帝咏玉瓮的三首御制诗,可惜写得比较佶屈聱牙,我都念不上来,都是不好认的字,咱们也就不用知道了。

    渎山大玉海在制作时,有个配套的底座。万历七年,底座随玉瓮一起流散了。乾隆年问,玉瓮回来了,但底座没有一同搬来。估计当时的人偷懒,觉得东西太重,就没搬。到今天为止,这两部分还不在一块儿呢。那个底座今天在北京的法源寺,上面搁了一个清代的石钵。我们一看,就能明显看出石钵和底座是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一个是清代特征,一个是元代特征。乾隆十年,是公元1745 年,到现在二百六十多年过去了,玉瓮和底座还没有团圆。以后是不是有机会能让它们团圆呢?也未可知。

笔架山

    我很早以前买过一个青玉笔架山,满身是不规则、大小不一的洞,看似粗糙,但正是这种质朴吸引了我。

    笔架山,顾名思义,为放置毛笔的山形笔架。早期的笔架山确实只有架放毛笔的单一功能,但随着文人的追求不断提高,笔架山逐渐演变成带有装饰功能的案头用具,其实用功能反而逐渐退隐其后。

比如这件青玉笔架山,体积较大,加上后人为它配了紫檀托,已成为文人案头的一景。再用它来架放毛笔,恐怕有些不大合适了。

    从做工上讲,这件青玉笔架山通体有不规则的通孔,每个孔的口部经过了极仔细的琢磨,圆润而不失自然风格,意趣高古。显然,这件笔架山追求的是洞石的效果。洞石自古就受到文人的喜爱,至今还流传着“米芾拜石”的传说。

    笔架山的玉质青中闪灰,与北海团城的渎山大玉海质地非常相似;它的造型又与首都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青白瓷笔架山接近,尤其是镂空做法,异曲同工。渎山大玉海与青白瓷笔架山都是确切的元代之物,这么看,这件青玉笔架山也麻为元代作品。文物的类比不能太机械,有时候和破案差不多,多个线索联系起来才能得出结论。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与其他门类的比较)的重要性在过去常被忽视,而我却认为横向比较很多时候超过纵向比较(同一门类的前后比较)。

    辽、金、元玉器,凸显的是少数民族的风情,跟前面的汉、同时期的宋、后面的明都有所区别。此时,早期玉的祭祀、礼仪的功能明显下降,生活气息明显增加。辽代的交颈鸳鸯、金代的春水秋山、元代的大玉瓮,明显能看出马背民族的生活气息,以及受汉文化的影响。

    明代以后,玉文化相对进入一个平缓时期,它融入明代人的世俗想法,融入明代人的乐趣。是什么乐趣呢?下一讲就讲明代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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