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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民族 春水秋山——辽、金、元玉器 这一讲讲少数民族辽、金、元玉器，很明显，少数民族玉器深受汉文化玉器的影响。我们的主流文化是汉文化，汉文化的特点是包容性强，渗透力强。 这个时期的前期，辽、金与当时的北宋、南宋及西夏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因此学界又有“后三国”之称。直至元灭各国，统一天下。 一般来说，中华民族古代的生存状态分为农耕和游牧两种形式，过去一讲就是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在日本有学者称之为“骑马民族”。相对游牧民族的说法，我觉得这种说法更准确一些。骑马民族其实有两种生存状态，一种是传统的游牧，居无定所；另外一种成熟得较迟——渔猎民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定居。那么，辽的契丹、金的女真以及清的满族，应该属于渔猎民族；而蒙古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 文字 女真文在金太祖天辅三年(公元1119 年)开始使用，它也有大字小字之分，明显模仿契丹文字。其实，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基本都是模仿辽代。女真文字一直沿用到明代才慢慢消亡。而满族人则是在明朝后期崛起的时候，仿照蒙古文创制了满文。历史上认为西夏文字是李元吴自创的，当时在西夏境内流行使用。西夏字也是仿照汉字的方块字，但字型比汉字繁复。在西夏文的创字过程中，大量借用了汉语词汇。李元吴曾非常强调使用本民族文字——西夏文，但一直不能抵御汉文字的强大，所以两种文字在西夏境内一直并行，直至西夏文延续到明朝灭亡。有个有意思的现象，西夏文的传世文献远比契丹文和女真文的多，最重要的是还存有西夏文的辞典，为我们研究西夏文提供了方便。 我们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三种文字的消亡，原因是汉文字丰富多彩，其表现力、理解力大大超过它们，汉文字无可置疑地占有主导地位。玉器也是这样，尽管辽、金、元的民族文化特征在玉器中亦有体现，但无法超越汉文化的整体框架。 陈国公主 辽代玉器在过去非常不受重视，也没有这个说法，传世文物中的辽玉都被宋元明瓜分了。近几十年，对辽代文化的重视以及考古发掘给了辽代玉器一个明确的划分。显然，辽代玉器与契丹人的生存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1986 年，内蒙古发现一座贵族墓葬，经考证，是辽代的陈国公主及驸马的合葬墓。陈国公主是辽景帝的孙女，死时年仅18 岁。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很高，墓葬又没有被盗扰，因此出土了大批辽代文物珍品。其中，除了丰富的金银器外，玉器也有不少精品，代表了契丹民族鼎盛时期的艺术成就。 在小型玉饰物上，表现成对动物的造型特别多，首推交颈鸳鸯。辽代人用这样的玉器来表达他们的爱情。晋代有个人叫崔豹，在《古今注》中说：“鸳鸯，水鸟，凫类，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者相思死，故谓之匹乌。”古人认为鸳鸯是一夫一妻制，一只死去，另一只就会孤独地度过余生，是美好爱情的象征。除了交颈鸳鸯，还有交颈鸿雁、双鱼等等。大量表现成对动物的玉器，出现在公主与驸马的合葬墓中，想必富有深意。 陈国公主墓中出土了几件玉挂件，非常有意思。此类挂件大致都由两部分组成：主体件与垂挂件，中间用金属丝链连接。比如有一件挂件，镂空绶带纹的主玉件下端悬挂五个挂件，分别雕刻成摩羯、双鱼、双凤、双龙以及莲花鱼纹。成双成对的造型跟交颈鸳鸯有异曲同工之妙；摩羯，表现了鱼化龙的一瞬间，是此时期非常流行的纹饰之一。我在《陶瓷篇》中讲过，辽代富有特色的瓷器就有摩羯壶。显然，在这件玉挂件上，辽代人着意表现了浪漫神话色彩。 还有一件白玉挂件，要表现的就是朴实的日常生活了。这件挂件由六个垂挂物组成，包括剪、瞒、锉、刀、锥、勺，均系当时男女使用的日常用具。当然，这些玉做的工具只是装饰物，并不真的使用。玉多脆啊，要真使用，恐怕早就碎了。 还有一件最有意思的玉挂件，由一个壁形玉和五个动物形挂件组成，璧形玉上阴刻了十二生肖；下垂的五种动物造型分别是蛇、猴、蝎子、蟾蜍、蜥蜴，表示“五毒”。十二生肖，我们非常熟悉；“五毒”，指五种有毒的动物，说法不一，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端午节有个习俗，要贴有五毒的画。过去医疗水平差，人被毒虫咬伤很危险，因此想出这么个主观的办法，意思是避毒驱邪。今天有的地方依然延续着这种风俗，城市里很少见了。 这件挂件明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又加入一些契丹民族自己的理解，因此与传统的汉文化有了差异。比如，上面有个猴的造型，让我们很困惑，猴并没有毒，对人也没有威胁。相反，在汉族人的心目中，猴的形象还是很可爱的。历史上最有名的猴就要算孙悟空了，本事多大呀。怎么到了契丹民族，把猴算成五毒之一呢? 是契丹民族独有的观念，还是我们对这个貌似猴形的挂件理解有误?这个谜团只能留待更多的专家去解释了。 臂鞲 辽代有很多特殊的玉器，比如有一种叫臂鞲，辽代特有，其他朝代不见，所以一般人都不认得。臂鞲呈瓦片状，又带有一点圆弧状，因此早期的发掘报告中都将它定名为“瓦状玉饰件”，考古人员开始也不知道它作何用途。这个臂鞲究竟是千什么用的呢?少数民族驯鹰的辅助工具，搁在胳膊上，让鹰站在上面，可以防止鹰的爪子抓伤身体。 《说文》中解释臂鞲：“鞲，臂衣也。”鞲最早用皮革制做，射箭时用的。射过箭的人都知道，如果用右手射箭的话，拉开弓以后，左臂非常容易受伤，所以要用皮革包裹胳膊，起到保护作用。辽人非常喜欢驯鹰，利用鹰去捕获猎物。鹰在飞回落在主人胳膊上的时候，非常容易抓伤主人，因此辽人发明了硬度较高的玉臂鞲，作为胳膊的护具。由于玉臂鞲非常少见，最早连考古队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玉臂鞲的时候也不认得，听一位行家说可能是眼盖。眼盖是覆面的一部分，下葬时盖在眼睛上。在谁都不明白的情况下，大家就分析说这是眼盖。但是，眼盖的说法经不住推敲，不成立。玉臂鞲有弧度，要是盖在眼上会鼓起来一大块。最重要的是它出土时只有一个，如果是眼盖，应该有两个，一眼盖一个，那个呢?除非是给独眼龙盖的，要不怎么就一个啊?而且，玉臂鞲的个儿比较大，跟以往出土的眼盖比，要大很多。所以有人猜测：是不是用一个盖要盖上俩眼啊?俩眼往里一对，就盖上了。这种说法就更牵强了，历史上没有发现这么干的。 其实，只要我们对契丹的葬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就会知道，这件东西肯定不是眼盖，因为契丹人是用金属面具覆脸。辽代的葬制是在契丹民族本来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汉族的习俗而形成的。宋人文惟简在《虏庭事实》中记载，契丹贵族下葬时，要“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这两条在今天的考古发现中已经得到证实。我们看到大量金、银、铜鎏金的辽代面具，以及用金属丝络编成的网状葬衣，了解这些就会明白辽人根本不会用所谓的“眼盖”。后来经过多年的考古研究，大家知道了这个瓦状玉器叫臂鞲，是辽代特有的训练鹰的一种用具。收藏这种稀有品种的玉器，对收藏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其实，有一件跟臂鞲外形很相似的玉器出士于山西太原，这件玉器年代大大早于辽代，被定为春秋晚期。至于这件东西与臂鞲有什么内在关联，目前尚无定论。这类极为特殊的玉器如果在民间出现，非常容易被误认为是晚期的作品。由此可见，鉴定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需要大量的文物佐证。 玉胡人 契丹人的发型有个特殊的词汇，叫“髡发”。在汉族人眼里，髡发是一种刑罚，传统观念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契丹人没这么多讲究，很时髦地将头顶的头发剔光，两侧的头发垂于耳旁。我们从辽代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式样不甚相同的髡发。 我曾经偶遇一个玉人，这个玉人为墨玉所制，卷发披肩，胡须上翘，一副胡人之相；身披大氅，双目圆睁，一看就与中原玉器明显有异。打孔方式极为特别，从玉人头顶贯穿而下，至膝盖处由两侧而出，呈倒“T”形。 这件玉器来自东北，原藏家解放前购买，其儿女后转让给我，使我爱不释手。在玉器收藏中，特殊题材的作品一定是有其含义的。由于年代久远，我们理解起来可能有困难。比如这件玉胡人，它所要表达的内涵是什么，目前不得而知。但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件辽金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非常重要。而在一般人眼中，很容易忽视它——不就是一个小玉人吗?但此玉人非彼玉人，宋明时期常见的执莲童子非常世俗化，而这件玉胡人在中国的玉器史上的地位很重要，说明这个时期的玉器文化已注重人的精神层面的表达。他的情绪属中性，这和表演中的最高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喜怒哀乐不见，全凭观者自我感受。 玉之孔 我仔细研究过这件特殊的玉胡人，它除了形制、题材新奇外，最重要的是它的打孔方式。玉器的打孔方式多种多样，不容小觑。收藏中一般很容易忽视这样的细节，比如最常见的打孔方式是前后穿，早期常见对穿孔，多有错位；还有一种多见的叫蚁鼻孔，呈“u”形，特别适合佩带，汉代的玉蝉、清代的玉佩中都有；再有就是天地孔，顾名思义，这种孔的路径一般都比较长，管状的玉器经常采取这种方式。唐、辽、宋、金、元这段时期，有七八百年，在动物类玉器身上常用天地孔；明清时期几乎绝迹。 仔细分析天地孔，我们发现有圆孔，有方孔，方孔明显在工艺上难度高于圆孔。为什么古人要采用方孔呢?我长时间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注意搜集方孔玉。我猜想方孔早期为插件所制，前一讲中的宋代出土的善财童子就是这样一件玉器。此外，我们看到的方孔玉，多是少数民族喜欢的动物题材，少数民族佩带玉时可能使用皮条，辽金元墓中可以看到这种迹象。由于皮条的断面是方形的，故工匠可能舍简求繁，谋求方孔与皮条的吻合。我曾想过出这样一本书，书名就叫《方孔玉》，听着像受了武侠“方世玉”的启发。 比如黑白俏色双鱼坠，长方孔，宋代摹商玉风格，也从侧面证实了宋代的收藏热。商代的鱼是静态的，除此以外，中国历朝历代的鱼都尽可能表现动态。再有，辽代的玉鹰、金代的玉鹿、元代的玉兔，这种天地孔不论方圆，都很明确是这一时期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动物的穿孔除天地孔以外，会另设一孔，或在头部，或在尾部。 一个玉器穿孔方式都有这么多学问，而这样的学问于书本上很难找到，都要靠平时慢慢积累，注意观察细节，注重思考，才能积思顿释。 春水 金与辽都是少数民族政权，有很多习惯非常接近，都是以游牧渔猎为生活方式，最关心的一定是自然界中的动物和植物。所以，在辽金的玉器当中，动物形象非常多。最为典型的金代玉器是春水玉和秋山玉。 所谓春水玉，是指在玉器上表现猎天鹅的场面。金人承袭了契丹民族游猎的习俗，一到春天，就猎天鹅。辽和金都擅长养鹰，养一种小型的鹰，叫鹘，也叫海东青，被训练出来专门抓天鹅。金代皇帝每年春天狩猎的时候，都有一套完整的程序。首先，皇帝要在上风口望天，一看见天鹅来了，就下令放海东青。海东青的个儿小，天鹅的个儿大，它弄不动天鹅， 怎么办?海东青有一个独特的本领，它一旦看上天鹅以后，就飞得比天鹅还高，从空中一把抓住天鹅的脑袋，然后紧紧按住，一直往下按，直到按到地下为止。当海东青把天鹅按到地下的时候，人就冲上去了，用刺鹅锥将天鹅的脑袋刺开，取出脑仁喂鹰。刺鹅锥是猎天鹅时必备的工具，辽墓
金代工匠把春天猎天鹅的习俗表现在玉器上，创造了春水玉，光听名字就美不胜收。为什么叫“春水”呢?猎天鹅的时候一定是春天在水边。春水玉的主题纹饰是海东青与天鹅，海东青盘旋在空中，寻找可以出击的目标。天鹅藏在一片茂密的水草中，缩头缩脑，企图逃避海东青锐利的眼神。也有的春水玉上表现海东青捉到天鹅的那一瞬间，鹰的双爪按住天鹅头，天鹅惊恐长鸣，整个打斗场面激烈，鹰与天鹅的动作神态非常传神，可见当时工匠观察生活细致人微。
湖北钟祥明初梁庄王墓出土了一条春水纹玉带，非常有意思。常见的玉带，玉板基本上都呈圆形、椭圆形、方形，即便上面雕了很多纹饰，或个别的形状不规范，但大致都跳不出这个规整的定式。但梁庄王墓中出土的白玉春水纹玉带，主要的三块玉板都做成随形的，十分新颖。玉板生动地再现了猎捕的整个过程，鹘小而凶猛，天鹅身体平伸，双翅下垂，显然已被制服。这条玉带虽出于明代墓葬，但从其整体制式及工艺来看，应属金代玉器。粱庄王得到这条金代玉带，当时也算古董了，甚为喜爱，因此随葬埋入地下。
秋山 作为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也重视春、秋两次狩猎。我讲过，清代多数皇帝都将狩猎当做一件必须要做的政事，春天打猎叫“春蓖”，秋天打猎叫“秋称”。天鹅倒是不怎么捉了，鹿肯定要打，完全跟自己的祖先是一个路子。
秋山玉的内容即表现了猎鹿的情景，不过在图案上增加了鹿的另一个天敌——虎。虽然虎也会捕猎鹿，但真正表现的意图却是人猎鹿。有人考证说：虎和鹿其实都是金代人狩猎的对象。这种说法有个问题，就是老虎不仅今天少见，在古代也是非常少见的一种动物。古代猎虎的场面也有，但由于老虎的罕见，能够猎虎的机会并不多，而猎鹿的机会却有很多，所以，古人狩猎的主要对象还是鹿。与春水玉惊心动魄的气氛相比，秋山玉的场面要恬静很多，虎与鹿姿态悠闲，中间还隔着大片的树林。秋山玉利用俏色者为多，借助黄色的玉皮子，反映秋天落叶前层林尽染的美丽景色。 春水玉和秋山玉自辽金风行以后，一直影响到元明两代，所以在收藏当中，非常容易碰到这种类型的玉器。但有一点，这里面最贵重的，一定是金代的，而不是元代和明代的。“春水”、“秋山”是金代最重要、最有代表意义，也最富有趣味的一种收藏品。 马背风情 我碰到过一个人，他收藏了很多春水秋山玉。有一次，他把我叫去说：“我就喜欢这种春水玉、秋山玉，见到就买，买了一大堆。但我不太能分清它们的年代，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哪个早，哪个晚?”我一看，他还真是买了很多，很好的一份收藏。我就帮他排了一下队，哪些是早期的，哪些是中期的，哪些是晚期的。换句话说，就是哪些是辽金的，哪些是元代的，哪些是明代的。 排完队以后，我们就看出了不同时代春水秋山玉变化的一个规律。早期的春水秋山玉，反映出来的生活气息非常浓郁。它的创作不强调符号，表现非常自由的状态。而后期的玉则希望将所有符号一个不落地表现出来。我给这个人做了一个比喻：“早期的春水秋山玉，就是陕西农民唱的信天游，原汁原味；后期的春水秋山玉，就是电视台晚会上唱的信天游，经过多次的修饰，已经不能保证原汁原味了。”他一听，就明白了。 收藏为什么会带给你乐趣呢?就是因为你能从收藏中看到长达几百年的一个演变。这个演变中的微妙变化，都能给你带来乐趣。唱歌也是这样，很原始的一种唱法，进入城市，到了电视台，当环境全部发生改变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有一些改变，尽管它还叫信天游。
渎山大玉海 元朝的玉器过去研究得非常不够，今天看来依然不够。因此，我们对元代玉器的认定相对来说比较模糊。除了个别明确的元代器物，其余的往往不是上归为宋，就是下归为明。那么，明确的元代玉器有什么呢?最著名的是渎山大玉海。
渎山大玉海制造于至元二年(公元1265 年)，严格讲，那时虽然忽必烈已经称帝，但元朝还没有正式成立。又过了六年，公元1271 年，元朝才成立。《元史》记载：“己丑，渎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至元二年，忽必烈时期，用一块巨大的玉料做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大玉瓮，重达3．5 吨。大玉瓮周身雕刻着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惊涛骇浪中各种奇异的海兽，有海马、海猪、海鹿、海龙等等，气势雄伟，因此被称为“玉海”。这个玉瓮原来是个贮酒器，我猜它当时就搁在一个广场上，里头灌满了酒。士兵出征前，每个人舀一碗喝完，然后就出征了，体现出元代人的气概。我讲元青花时讲过那个著名的把杯，杯里面写着“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我估计大家就是拿那个杯子在这个玉瓮里舀酒喝，这就是元代的气势。 根据《元史》的记载，渎山大玉海最初放置在广寒殿，就在我们北京北海琼岛的这个位置，当时称为万岁山，或者万寿山。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广寒殿倒塌，渎山大玉海就流散出去了，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没了。过了很久才被发现，它流落到北京西华门外的真武庙中，道人用它腌成菜了。道人也不懂，不知这东西是干什么的，就看见是个石瓮，个儿够大。估计这真武庙里的道人也多，所以腌上满满一瓮成菜，以解一时之需。到了乾隆十年(公元1745 年)，乾隆皇帝发现了这个玉瓮，乾隆说：“好!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怎能在这儿腌咸菜呢?”所以就花了重金把它收回。我觉得乾隆这态度特别好，是吧?他没有说：“我是皇上，我看这东西好，得了，搬我们家去吧，搁紫禁城里。”不是，人家乾隆花钱，公平交易。 乾隆把渎山大玉海买过来以后，放置在北海的承光殿中，还专门建造了一个玉瓮亭用以珍藏。乾隆当时写了三首御制诗，叫做《玉瓮歌》，并且写了序文，刻在玉瓮膛内。皇上的序文是这样写的：“玉有白章，随其形刻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大可储酒三十余石，盖金元旧物也。曾置万岁山广寒殿内，后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做菜瓮。见《辍耕录》及“金鳌退食笔记》。命以千金易之，仍置承光殿中。而系以诗。”乾隆说得很清楚，他也弄不清这件玉瓮具体是什么时候的，只知道大概是“金元旧物”，也就是金元之际生产的。乾隆说得没错，说明他对文物鉴定还是比较在行。然后乾隆接着写，他下令用千金交易，把玉瓮换回来，仍搁在老地方。乾隆皇帝咏玉瓮的三首御制诗，可惜写得比较佶屈聱牙，我都念不上来，都是不好认的字，咱们也就不用知道了。 渎山大玉海在制作时，有个配套的底座。万历七年，底座随玉瓮一起流散了。乾隆年问，玉瓮回来了，但底座没有一同搬来。估计当时的人偷懒，觉得东西太重，就没搬。到今天为止，这两部分还不在一块儿呢。那个底座今天在北京的法源寺，上面搁了一个清代的石钵。我们一看，就能明显看出石钵和底座是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一个是清代特征，一个是元代特征。乾隆十年，是公元1745 年，到现在二百六十多年过去了，玉瓮和底座还没有团圆。以后是不是有机会能让它们团圆呢?也未可知。 笔架山 我很早以前买过一个青玉笔架山，满身是不规则、大小不一的洞，看似粗糙，但正是这种质朴吸引了我。
笔架山，顾名思义，为放置毛笔的山形笔架。早期的笔架山确实只有架放毛笔的单一功能，但随着文人的追求不断提高，笔架山逐渐演变成带有装饰功能的案头用具，其实用功能反而逐渐退隐其后。
比如这件青玉笔架山，体积较大，加上后人为它配了紫檀托，已成为文人案头的一景。再用它来架放毛笔，恐怕有些不大合适了。 从做工上讲，这件青玉笔架山通体有不规则的通孔，每个孔的口部经过了极仔细的琢磨，圆润而不失自然风格，意趣高古。显然，这件笔架山追求的是洞石的效果。洞石自古就受到文人的喜爱，至今还流传着“米芾拜石”的传说。 笔架山的玉质青中闪灰，与北海团城的渎山大玉海质地非常相似；它的造型又与首都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青白瓷笔架山接近，尤其是镂空做法，异曲同工。渎山大玉海与青白瓷笔架山都是确切的元代之物，这么看，这件青玉笔架山也麻为元代作品。文物的类比不能太机械，有时候和破案差不多，多个线索联系起来才能得出结论。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与其他门类的比较)的重要性在过去常被忽视，而我却认为横向比较很多时候超过纵向比较(同一门类的前后比较)。 辽、金、元玉器，凸显的是少数民族的风情，跟前面的汉、同时期的宋、后面的明都有所区别。此时，早期玉的祭祀、礼仪的功能明显下降，生活气息明显增加。辽代的交颈鸳鸯、金代的春水秋山、元代的大玉瓮，明显能看出马背民族的生活气息，以及受汉文化的影响。 明代以后，玉文化相对进入一个平缓时期，它融入明代人的世俗想法，融入明代人的乐趣。是什么乐趣呢?下一讲就讲明代玉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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