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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潇洒学霸爹,才有这样的杨绛先生

 长沙7喜 2016-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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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凌晨1点30分,105岁的杨绛去世。拜读过先生翻译的最经典之作《堂吉诃德》,看的时候引发共鸣,愈觉自己就是那位“哭丧脸的骑士”,居然大哭到止不住,两天才回过神来。这不单单是因为言词优美入心使人怦然心动,那一代的老翻译者,朱生豪、叶君健,文采都如珍珠宝石般光彩斐然。



杨绛为何能引爆朋友圈刷屏?一方面是她这样的先生稀少和珍贵。她带着民国的血统和精华,于割裂文明和文化的那个年代幸存,在虚无和浮躁的现代,如好不容易发现的沧海遗珠,绝对珍贵。另一方面,这是个空虚的年代,人们喜欢英雄、伟人和强人,造神的欲望强烈。

但杨绛为何是杨绛?她个人的才华,绝不是她一个人的宝物和恩赐。正如古罗马的执政官西塞罗在《论共和国》里写过的那样,一个好的政体绝不是一个理想的个人设计出来的。那来自多人世代的传承,而杨绛这位才女,放在那个世代,其实挺多的,天才都是成群结队而来。确切说来,我更想要缅怀和探究了解的,是杨绛青年之前成长的那个世代。我们不妨看看杨绛所处时代的教育。

要说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杨绛的父母绝对值得一扒。


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杨绛称她的律师老爸为捍卫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原来,她翻译《堂吉诃德》这么入心顺畅,是因为她家里就有一位堂吉诃德。她走上翻译之路、爱书如痴,也是因其父之染。

看看这位“疯狂骑士”的履历吧。虎父无犬女,决不讶然。

求学 真“骑士”


杨荫杭是标准的70后,(1878年——1945年),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其父为浙江一地方小官,祖父为杭州一个小官,上代传给下代只有住宅,无田产。杨公上学都是靠考试赢得的公费。这意思就是人家一路学霸。

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时称天津中西学堂)。

1897年,北洋大学堂部分学生为了伙食闹风潮,学校要开除,带头的一个广东人被开除,学校说谁跟着一起闹的一起开除。一伙人谁也不敢吱声。未参与闹风潮的杨公看到大伙的怂样,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还有我!”然后和广东带头大哥双双被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真是够“骑士”。

1897年,被北洋开除后,立刻考入南洋公学。学霸的道路是堵不住的。

1899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6人中的一人),卒业早稻田大学。

据中华书局版《中华明国史》记载,1900年,南洋公学派去日本留学的杨公和雷奋、杨廷栋成立励志会,创办《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如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义》、穆勒《自由原论》等,并为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颠覆清王朝的东京《国民报》撰稿。

杨公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原来杨绛深得父传,家风使然。

离毕业前还有一年的时候,1901年夏天,杨公便跑回无锡,创立励志学会,借讲授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

1902年,杨公本科毕业。毕业后,盛宣怀派杨公、雷奋和杨廷栋去了张元济主持的上海交通大学译书院翻译书去了,杨公编译了《名学教科书》。

1903年,译书院没钱关张了,杨公跑回无锡老家,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以及学习英语。

杨公反满,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也不认为光绪有可取之处,受到清廷通缉。1906年9月杨公出于避难,又跑到早稻田大学研究科专研法律,1907年7月毕业,获得法学士学位。然后接着又去美国读书去了。读书的钱一半是老丈人出的。

1910年,杨公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

在美读书四年,杨公思想发生变化,脱离“革命”,开始研究西方民主法治,倾向改良(赴日留学的大都倾向革命,赴美的多是胡适那样的做点实事、点滴改变)。

杨公回国后,由清朝的遗老、状元实业家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政法学校教课。后被为宣统皇帝溥仪辅政的肃亲王善耆请到府上来教法律课,赚点外快补贴家用。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杨公辞职南下去上海,善耆临别和杨公拉手说:“祝你们成功”。这昔日的死敌也能这样。

到上海后,杨公在《申报》任编辑,同时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

怎么样,一串名人作背书的华丽丽的求学和毕业经历,亮瞎眼了吧?

仕途 潇洒快意


到上海后不久,又是张謇推荐,杨公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庭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

不久,中华民国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官职,杨公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

杨公在仕途上不改他的疯骑士脾气。

当地有恶霸杀人,仗着有省长和督军撑腰,用钱贿赂衙门后,无事逍遥。杨公不干了,判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

高等审判厅长相当于“臬台”,省长相当于“藩台”,督军相当于清朝的“抚台”。臬台当时按中华民国规定是最起码的“大宪”,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治之下。但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当时的宪法,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司法。

杨公判恶霸死刑,搞得当时的浙江省省长屈映光跑去见袁世凯告状,说杨公“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

袁世凯亲笔批“此是好人”,于1915年将杨公调到北京。对,诸位没看错就是那个留下千古骂名的袁世凯。

杨公在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当然,这位骑士免不了又捅娄子被停职。这次是传讯交通部长。

1917年5月4日,杨公因有怀疑其有受贿嫌疑,传讯在职的交通部长。这下可了不得了,当夜,来自上级的“一夜的电话没有停”。

当时的司法部长张耀曾以司法部的名义给总统袁世凯写了个文,请求停止杨公职务,交给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处理。

杨公可不是好惹的,律师科班出身,想吵架那可是找错人了。次日,杨公洋洋洒洒回敬张部长“十二条”,根据当时法律规定,逐一纠正张部长对侦查程序上的无知、用词不准等,篇幅是张部长那一片处分属下的小文的6倍。

两造对簿之文,刊登在《申报》1917年5月25日和26日的要闻上。

结果是杨公停职(不停薪),交通部长辞职。这职一停,就停到了1919年秋

杨公遂提出辞职,不等获批,便携家带口跑回无锡老家了。他的辞职获批到1920年5月才在《申报》上刊登出来。

杨公回老家后,得伤寒大病一场,病好后,去上海《申报》当“副编辑长”,同时又开始做律师。1920年秋,杨公举家从无锡搬至上海。又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又迁居苏州,买了个歪歪斜斜、后来花两年时间和不少钱财修葺的晚明宰相徐如珂的一处名叫“一文厅”的老宅。

杨公帮人打官司,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该得的律师费,1/3被“赖掉了”。

1938年10月后不久,杨公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杨公自己好研究声韵学,本人手不释卷,不可一日无书,能西能中,能古能今。

怎么样,这简历,现在这世代还能出现吗?市级检察院院长你敢和部长公开吵架,人家说一句你说十句吗?公务员辞职未批准你就跑了干别的去了,搁现在谁敢啊?

那个时代,从潇洒快意的杨公的经历,能看出社会宽容度其实没那么差。宽容社会出来的人,总是带着温情的人文色彩和鲜明的个性特征的。

夫妻关系 伉俪情深


夫妻关系最影响小孩。

杨公和老婆唐须荌是那种旧式婚姻,两人同岁,都为无锡人,1898年结婚,20岁,算稍微晚婚了吧。

杨绛回忆称,“从小到大没听到过他们吵过一次架”。这可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对父母情商很高,不在孩子面前吵架。因为从不吵架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种情况可能性更大,杨绛兄弟姐妹都住校的,在家的日子不那么多。

杨绛在家时,看到父母总是聊天,这点倒是很难得,旧式的夫妻共同语言不多。并且他们谈话时,孩子可以听,但不能插嘴和发问。这说明夫妇二人非常注重自己的空间和界限,夫妻的单独空间里彼此最重要,小孩子不许插进来

杨绛记忆中的母亲,在家是无所不能的。她在苏州上学的时候,多半时候住校,但她“在记忆上或者心理上”,好像经常在父母身边,只要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着父亲或母亲。

杨公赚钱养家,杨母可不能仅仅负责貌美如花,这一家子8个孩子,还有寡居的妯娌亲戚和住户之类的。所以,杨母难得闲下来,但只要得闲,就会做针线,从针线筐里拿出一卷《綴白裘》读书,作消遣。她的床头放着大字抄本八十回的《石头记》,还有《聊斋》,还读新式文学作品,比如苏梅的《绿天》。

杨母还曾经设计制造吃饭的方桌和圆桌,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洞,下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合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会突出出来碍手

这搁现在绝对是全能主妇,读得诗书,又会创新和发明,样样得来。

后来,1937年日本人轰炸苏州,杨绛身在国外,他们全家逃难去附近的香山,杨母得了疟疾去世,就地埋葬,棺木还穿过正在撤退的国军部队。

据杨绛大姐回忆,杨公在荒野里失声痛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树木和地下石块上,凡是能写字的地方都写上他的名字,免得日后找不到妻子,然后带着大姐和小妹两个女儿继续逃难。

等1938年杨绛和钱钟书回国后,杨公亲自前往将妻子墓地迁回灵岩山。

杨公杨母才叫伉俪情深,爸妈这么恩爱,杨家小孩真有福。夫妻恩爱是小孩情商发展和日后面对社会洗涤的重要源泉和支撑,杨绛淡定的性格料想与此有关。


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锺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子女教育 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杨父对孩子从不打骂,但很有威严,如果孩子犯错,杨公叫急,喊太太把孩子提出去训斥。钱锺书对岳父的评价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杨父对女孩子有个偏见,认为身体较弱、不宜用功,还说一起在美国留学的女同学个个短命,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还经常说班上每门功课都考100分的同学“是个低能”。

这种反对门门100分的爸爸,请给我来一打!

杨绛到高中还不会辨别平仄声。杨父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

杨绛上东吴大学时,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当时选专业的标准是“为了最有益于人”。杨父则不让孩子的特性被这种道德绑架,说“没什么该不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这大概是杨绛后来“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的最初烙印。

但杨父有些事情很严格。杨绛16岁读高中,被同学推选上街作宣传,她自己不愿意被当猴一样看,也怕被欺负和调戏。当时学校有规定,一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家里说“不赞成去”,就可以不去。杨父说:“不肯去,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还拿美国总统林肯的话“Dare to say no”来教育杨绛:“你敢吗?”杨绛只好苦着脸说“敢”。

教孩子突破自己的面子,在不赞同的事情面前勇敢说“不”,放在现在也是非常难得

有这样一个潇洒快意、人格丰满的学霸爹爹,也就不难理解有杨绛这样的女儿啦。

杨绛说,像她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很普遍,却也并不少。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杨公在苏州中风逝世。

杨绛说,杨老爷子要是活到文革,会被红卫兵打死的。

杨绛说,读《堂吉诃德》最伤心的是堂吉诃德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她曾替杨公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如今(1983年)只能替杨公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很可惜那本杨父写的想要留给女儿的书后来不见了)


1966年,钱锺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图为:文革期间街边游行)


附一:杨和当时的司法部长吵架,分别呈给大总统袁世凯的信。100年前上司和下属意见不和,没有低俗的攻击和上纲上线的扣帽子谩骂,也没有诡玄的借口,虽然是刚正不阿执法遭上司构陷,双方倒是就事说事,多干净爽快。

附二:(民国1917年)99年前的小学生作文,引自傅师文《百年前的小学生作文》,链接在此 http:///27HiPLf?u=jiangnanyanbang&t=480290053442861&msgfrom=7&area=msgtext&clickfrom=3&clickscene=homepage 。看看就知道,那个年代为何出得了杨绛这批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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