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能否成为名校，教师的学养是决定因素。中国不缺想做官的教师，缺的是爱读书的教师；中国不缺搞应试的教师，缺的是有思想的教师。
■中国教育报 记者 张贵勇
读书是个人的事，只能靠自觉
记者：您觉得是什么阻碍了教师阅读？引导教师阅读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王栋生：阻碍教师阅读的是教师自身的学习观念。教师不爱读书，与对阅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教育教学任务比较重、缺乏读书习惯等都有关，但内在原因主要是教师个人没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当然，必须承认，现在整个社会的读书环境不是很好，一些学校在引领教师读书上做得还不够。一些校长不学无术，也不支持教师读书，我就听到过有校长训斥教师：“读什么书？把你的书教好就行了！”我也知道，有些学校的语文教研组老师读书相对比较多，爱分析各种问题，可谓聪明人群体，然而却经常被学校领导认为是“不大好管理的群体”，因为他们爱读书，见多识广，能敏感地发现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学校能否成为名校，除了要有正确的教育方针，教师的学养是决定因素。中国不缺想做官的教师，缺的是爱读书的教师；中国不缺搞应试的教师，缺的是有思想的教师。
一支爱读书并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教师队伍，是学校不可多得的财富。这样的教师才是真正的教师，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中国教育的希望所在。如果教育行政领导把教师“听话”当作教改的优势，那简直是无可拯救的愚蠢。
读书之于我，是一种基本需要
记者：教师读书需要坚守，有时候爱读书的教师被看成另类，请问您坚守的力量来自哪里？
王栋生：我不认为自己是在“坚守”。“坚守”给人的感觉是在忍受痛苦，有点悲壮，何乐之有？其实，读书的时候，我很快乐。读书之于我，像吃饭一样是一种需要。
我患病后，很多师友都劝我，别读书了，别写作了，保护眼睛。我只休息了一两天，没法坚持。不读书，我不知道每天早晨起来干什么。一个人不能阅读，活着能有什么意思。这么多年来，我在读书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交到了很多朋友。同时，我也发现，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可怜，越觉得自己可怜，就越想读书。
我的阅读范围很广，我想知道的太多，我觉得我应当知道更多。前些年，我开始对儿童读物感兴趣，也开始关注民国以来的儿童文学。有人认为，复归婴孩是老年的征兆，我想可能不完全。我是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读这些书的，我们那一代人受的教育不全，在儿童时代该读的许多书当年是禁区，现在应该重读。
当然，也有许多同行在当前的应试教育大背景下失去自由阅读的环境，读书竟然需要“坚守”，这种局面很可悲，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那些读书多、思虑深的教师被看成另类，或者被其他人怀疑、警惕，在现实中是存在的。我觉得，对一个真正爱读书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他的目光。虽然我们不可能将所有教师的志趣都统一在一个方向上，但作为教育者，我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对学生会产生影响，我们必须审视自己的生活志趣。所以，我希望老师们能够静下心来，回到书中。
全国教师都读书不是乌托邦
记者：我有时候想，如果全国的教师都爱读书，那么中国的孩子就幸福了，我们的教育就有希望了。您是否觉得这是一种乌托邦？
王栋生：这不是一种乌托邦，是可能实现的，也是我的期望。当然，“全国的教师都爱读书”，在当下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这主要取决于教师对读书必要性的认识，也取决于整个社会读书环境的改变。
如果教师认识到读书对自己专业成长的好处，能发自内心地去读书，这最好；或者，我们建立了某种有关教师资格的淘汰机制，教师读书状况就会好转，虽然不一定都是因为“爱”。应当看到，教师爱读书对学生也是一种无声的引领。
不久前，我在一所学校回答教师提问时说到，现在的教育有时也在“反智”，教师禁止学生阅读考试范围之外的书，特别是文学作品，这种教师的作用，就是企图把学生教得比他还要愚蠢。老师们都大笑起来。虽然有无奈的成分，我毕竟从他们的笑声中看到了一些希望。
■王栋生简介
王栋生，笔名吴非，1950年生于南京，任教于南京师大附中。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以来三次获得“林放杂文奖”。著有《中国人的人生观》、《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致青年教师》等。
△“如果不看书，我不知道早晨起来该干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而且，我越来越发现，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可怜。”
△“许多外国文学名著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个人的未来取决于他读不读书、读什么样的书。”
△“一位教师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否独立思考。”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不能不读书，只有多读书，我们才能始终像儿童那样，睁大眼睛看世界，才能不断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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