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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中国文学史》研讨暨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从左至右依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马勇、知名学者解玺璋、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杨早。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供图 中国青年网北京5月31日电（记者暴英霞）5月27日，“我们需要读什么样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研讨暨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研讨会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和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华夏盛轩图书联合举办。88岁高龄的《中国文学史》的记录整理者、钱穆的学生叶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马勇、知名学者解玺璋、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杨早参加了发布会。
《中国文学史》的记录整理者、钱穆的学生叶龙（左）在现场发言。中国青年网记者暴英霞摄 钱穆唯一一部文学史作品 被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一位通儒”的钱穆先生，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造诣高深。钱穆曾多次讲到，他最爱的是中国文学，然而其一生80多部著述，超过1700万字，除《钱宾四先生全集》涉及较少纯粹的文学内容篇幅外，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 如今，这一憾事因《中国文学史》的出版而得到弥补。这本书由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保留了钱穆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 讲稿中，钱穆对各个时期的名人名作如数家珍，观点灵活且多见真性情。钱穆评价孔子时这样说道：“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如“李杜”齐名，钱穆认为杜甫为高，因为杜甫的精神人格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发布会上，钱穆《中国文学史》讲稿整理者叶龙分享了他当年在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时的故事。在谈到第一次见到钱穆时，叶龙说：“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亲自接待的我，小小的个儿，穿了一件长袍，很简单，很朴素。” 叶龙之所以成为钱穆《中国文学史》讲稿的整理者，是因为他的笔记记得非常详细，毫无遗漏。“因为钱先生在讲台上讲课时，边走边讲，他走过去讲一句，走过去又讲一句，他讲得很慢，我又学过速记，所以就都记录下来了。”叶龙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左）在现场发言。中国青年网记者暴英霞摄 如何看待这部个人化的文学史？ 面对众家所编写的文学史，与会嘉宾分别从文学史、史学、文化批评等角度，对当前集体编写的文学史以及以钱穆版《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个人化文学史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陈平原认为，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外行人写给外行人读”的文学史。他表示，除了集体撰写和个人撰写差别外，还必须清楚，这不是一本专业著作，而是一本课堂实录，出版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理解大学课堂上是怎么来讲中国文学的。因为很多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学问大的不一定课讲得好，但是对于学生来说，课堂是必备的，声音随风飘逝了，而文字可以受益终身。钱穆这本中国文学史正是这样一部可以受益终身的著述。 陈平原表示，《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一本有情怀的论辩之书，它始终有一个假想敌，就是胡适之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在民国年间，与胡适之、傅斯年等相比，钱穆并非是主流学术人士，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能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精神和趣味，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马勇认为，这部文学史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毕业30年来我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史，后来集体编、个人编写的文学史纷纷出现，但不管哪种文学史，实际上都需要编者有广阔学识作为基础，然后再做专题性的小眼界。”他还认为，这本书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即个人写史的必要性。他说，在中国学术史上，我们很多文学史都是集体编写的，个性化文学史很少，近两年尤为如此。他发现，一本集体编写的作品中会出观点打架、重复，重大事件遗漏等隐藏问题。“我鼓励个人写史，这个规模可以写得很小，但不管是在写断代史，还是写个传史，都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思考，而钱穆这本文学史表达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保持了一个完整的思考体系，这与钱穆先生的阅读量很大不无关系。” 解玺璋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谈了文学史。他认为，钱穆先生或者其他带有个人色彩的文学史，其实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因为他们在价值判断上，不受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而是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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