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到底有多风雅？——从宋明清士大夫笔记管窥传统社会良风美俗

昵称30046140 2016-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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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曾满怀愤疾的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虽然顾炎武说这番话的背景是针对明清鼎革之际，胡虏宰制中原的国家危机而发，但这番话正是一语中的，切中了“中国乃为中国”的要义！何谓亡天下？即率兽食人、礼崩乐坏到了极端的程度。当时的士人为什么对风俗文明的流变有如此深刻的阐发？那是因为中国文明不仅仅是古圣以仁义立道的高远理想，更是始终体现于礼乐诗书熏陶下的社会生活、人伦日用，中国的立国之道是人文主义，那么当人文飘零的时候，就可以想见以道统捍卫者的儒士们的焦虑与紧张了。

风俗之美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到底有多么重要？宋儒罗仲素说的很清楚，“教化者，朝廷之光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陈白沙目睹礼乐之日衰，曾痛心的规谏说“弃礼从俗，坏名教事，贤者不为”。明代儒者贺钦亦陈述自己的移风易俗之法“有一世之俗，有一方之俗，有一州一邑之俗，有一乡之俗，有一家之俗。为士者欲移易之，固当自一家始”。顾亭林也从正风俗的角度论说法制应本何义，他说“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人心中，良风美俗基本包含了从个人修养到家族门风再到乡里邻居以至于国家天下，正如古灵四先生之一的陈襄总结道“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里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无惰农桑，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尤其是有宋一季，“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1]，理学家们孜孜不倦的建设乡村礼仪，如著名的朱子家礼、吕氏乡约都事无巨细的规定了约法[2]，以冀可以达到“子弟有学，乡里有礼，行者让路，耕者让畔，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的“礼义之俗”。所以《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表示自己振兴风俗的意向。所以即便遭遇了靖康之变这样的大危机，仍有“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3]

笔者认为：文明需要传承，但是不意味着她不会出现割裂的情况，例如华夏文明本世纪的这次割裂影响至深，大有顾炎武亡天下之义，人人以俗为美，道德日危，甚至说连审美能力都丧失了，如何优雅的生活全然不知，网络坊间流传的心灵鸡汤轻松可以俘获广大贫瘠干涸的心灵，可见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已经堕落到多么可怕的地步，殊不知我们的祖先是多么深谙生活美学。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们现在谈及古人生活的如何如何风雅？如何如何诗意的话，现代人通常主观上的印象就是风雅那都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普通大众是受压迫的阶级，生活在水深火热或者温饱不能解决的境遇中，风雅这种事和平民没有一点关系。那么事实是这样吗？笔者试图将目光投射到传统社会中最为普通、日常甚至琐碎的大众生活细节中，让我们一起来追溯和还原古代各个阶层的生活之美。

在今人的心中，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秉持的是“女性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道德糟粕，认为大部分女性不识字，这种观点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传统社会图景呢？在清人褚人获《坚瓠集》里记载了一位普通的金陵寡妇的日常故事很有说服力，他记录道“金陵一女新寡……邻士以簪刺破纱窗，投以诗云：‘金簪刺破碧纱牕，勾引春风一线长。蝼蚁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瓣上东墙’”。这位新寡的女士得诗大怒，但是她并没有选择骂街，也没有登门痛骂，而是同样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愤怒“失翅青鸾似困鸡，偶随孤鹤到江西。春风桃李空嗟怨，秋水芙蓉强护持。仙子自居蓬岛境，渔郎休问武陵矶。金铃挂在花枝上，不许流莺声乱啼”。此景此情，我们怎么能说古代女子不受教育呢？在宋朝还有一件有趣的夫妻佳话，《崖下放言》载：郭晖远覊京国，寄妻音问，误封白纸。妻得之，乃寄一绝云：“碧纱窗下启缄封，尺纸从头彻尾空。应是仙郎怀别恨，忆人全在不言中”。这样的一件日常小事，足见当时社会的良风美俗，夫妻之间通信亦充满诗意。《闲居笔记》载一士居太学，其妻寄鞋袜并诗云：“细袜弓鞋别样新，殷勤寄与读书人。好将稳步青云上，莫向平康谩惹尘”，做这样女士的丈夫也是压力山大啊。

所以说古代女性并非我们认为的那样，不仅诗书教化，入仕为官者亦比比皆是，史书明载“女侍中，后魏元叉妻胡氏，一作女常侍。齐高岳母山氏，赵彦深母傅氏，南汉宫人卢琼仙、黄琼芝。女尚书，魏明帝选知书女子为之，使典外奏。女学士，陈后主时宫人袁大舍等，唐德宗朝，贝州宋延芳五女若莘、一作萃。若昭、若华、若伦、若宪，明孝宗朝沈琼莲。女博士，宋孝武朝吴郡韩兰英。女进士，宋孝宗时林幼玉，明武宗时林妙玉，皆以女童应试，诏赐女进士。女山人，孟光。明初女官亦有名号，《识小编》载：洪武元年冬，封范氏谨真为孺人，与六品诰命”。女子亦可为将军戍边杀敌，如“晋琅玡王廞起兵，以己女为贞烈将军，悉以女人为官属，以顾琛母孔氏为军司马，时年已百余，尚能执坚破阵。又唐行营节度许叔冀以卫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义，奏授为果毅将军。陈女白颈鸦为契丹怀化将军，侍夫数十人”。[4]《金史》载：“绣旗女将与李全战者”。如此史有所载，真可以让今人大跌眼镜。

女性如此，那么社会最底阶层又如何呢？《涌幢小品》记录了一位乞丐“弘光末，南京失守，一丐题诗武定桥上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投秦淮河而死。食禄偷生，有愧此丐多矣”。乞丐如此，土匪也不输，《涌幢小品》里有一个土匪甚了得，泰和邓学诗性至孝，母子不幸被土匪掠去。土匪头目知其是儒者并且很孝顺，就非常善待他，“与酒食，口占一诗，命之和，约和免死。盗诗曰‘当此干戈际，负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与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儿，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贤，未知天从否’。邓和曰‘铁马从西来，满城人惊走。我母年七十，两脚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悬丝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报否’。这种土匪盗贼与知识分子惺惺相惜的场景恐怕今天无论如何是见不到了。

读书人在传统社会地位很高，受人尊敬，就连市井流氓无赖都知道这个道理，《祁连夜话》记载唐朝诗人王毂一天在市上闲逛，看见自己的朋友被一群无赖殴打，想前去搭救又手无缚鸡之力，情急之下大喊一声“不得无礼，认识我吗？我就是写“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的人，这事要是放在现在一定是先引来一场哄笑再加一顿拳打脚踢。当时那帮无赖一听不仅停止殴打，还惭愧的再三向王毂道歉，后灰溜溜而去。我们是不是应该冷静的结合今日之中国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可以如此？

由此可见，古代社会真是一实实在在之人文社会，这样的社会不能不说与政治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中国传统教育是诗化教育，所谓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家庭传承方式也是“诗礼传家”，在传统私塾流行用一种近乎歌唱的调子来念这些书，依韵行腔，抑扬顿挫，尤能突出“美听”效果，这些念书方法，今人称之为“吟诵”，其实这就是传统中国之“诗教”、之“乐教”，这正是是我们古人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都是体现这种诗意。西哲有言“人，应该诗意的栖居”，今天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可是这在中国古代，却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卖房子、聚餐饮酒乃至讥讽嘲笑骂人。

　　关于卖房子的事，《坚瓠集》记有这样一件事“有人卖宅将行，赋诗志别云‘只为青蚨不济身，故庐业已属东邻。可怜今夜犹为主，才到明朝便作宾。燕雀有情还恋旧，犬猫随我不知贫。殷勤嘱付门前柳，他日经过陌路人’”。主人依依惜别之情跃然诗间，令人感怀。另外在古代，骂人或讥讽人这样的比较情绪极端的情况下是否会爆粗口呢？我们通过大量文人笔记会发现，古人即便讥讽人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甚至有些充满诗意。例如他们这样嘲笑老夫少妻这种事“浙中有年六十三娶十六岁女为继室者，人嘲之曰‘二八佳人七九郎，婚姻何故不相当。红绡帐里求欢处，一朶梨花压海棠’”[5]。《陈后山诗话》亦载绝句云：“偎他门户傍他墙，年去年来来去忙。采取百花成蜜后，为他人作嫁衣裳”。《尧山堂外纪》载王雅宜七十娶妾，许高阳潮之曰：“七十做新郎，残花入洞房。聚犹秋燕子，健亦病鸳鸯。戏水全无力，御泥不上梁。空烦神女意，为雨傍高唐”。读后令人绝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