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军事墨索里尼 第三阶段：争当大战仲裁者时期（1919至1939年） 在战后的动荡格局中，墨索里尼最终胜出，构建了一个法西斯化的意大利。在对外战略认知上，墨索里尼亦有其独到见地。早在1930年，他就意识到：“1936和1940年间，第二次欧洲战争必将爆发。必须强大起来，准备好迎接那一天。鉴于其地理和历史位置，如果意大利会知道如何保持独立，它就将成为这场巨大冲突的仲裁者……那一天意大利将真正伟大辉煌。” 可以说，墨索里尼对二战爆发的预见性确实惊人，其主张意大利保持中立以待时机的构想亦堪称合理，并且，此时外部形势的变化也出现了两个有利于意大利的变量：其一，石油资源日趋重要，而地中海航线正是连贯中东产油区与欧洲工业地带的运输捷径。直到上世纪70年代巨型油轮产生之前，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航线的价值一直高于绕道好望角。其二，德国再次成为欧洲的战争策源地，且希特勒的战略主轴线在于西击法国、东灭苏联。意大利不仅再次偏离了冲突的主轴线，而且正好处在德国的南侧翼上，与英法的北非领地隔海相望，正足以构成左右逢源的筹码。 但是，墨索里尼的目的依然过于高远。他竟然幻想着在一场新的欧洲大战的废墟上，由意大利来扮演终结战争的大战仲裁者！殊不知，就算列强皆已因新的大战而精疲力竭，意大利也还是不具备塑造并维持战后秩序的能力。也可以说，墨索里尼决定以担当“大战仲裁者”为意大利的战略目的时，就已经把其前面两个卓越见识的收获抵消殆尽。除非意大利能够利用新一轮大战爆发前的时间自我发展，实现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的急剧提升，才有可能实现墨索里尼的战略构想。然而，事实却走向了反面—— 首先，意大利经济发展始终没有大的起色。“到1938年，意大利仍然只拥有世界制造业产量的2.8%，钢、生铁、铁矿石和煤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1%、1%、0.7%和0.1%，它的现代资源的能源消耗率比任何其他大国都低得多。”而且，“意大利仍然不得不依赖于肥料、煤、石油、废钢铁、橡胶、铜和其他必需原料的进口——其中80%要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而且不少是由英国船只运载的”。当1939年新一轮大战爆发时，意大利的银行储备已“减少到几乎等于零”的状态。 其次，由于错误的认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意大利军事力量发展，步入了一个严重的误区之中。在上世纪20年代，意大利确实曾经产生过一位杰出的军事思想家，这就是空权派大师杜黑。但是，任何思想都不是完美的。尽管杜黑在促成独立空军出现及发展战略轰炸理论两方面作出了独创且巨大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很少被提及的却是杜黑思想中的内在缺陷性。这个缺陷就是其整个思想都是建基在一个很快就被淘汰了的陆战模式基础上。经历了一战的洗礼后，杜黑终于深刻认清了战争的工业总体化趋势与陆战中防御性力量日趋占据优势这两大变革。关于前者，杜黑指出：“现今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使战争带有一种全民特性，即国家全体居民和全部资源都被吸入战争熔炉中。而且，既然社会肯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人类现在就能够预见到，未来战争在特性和范围上都将是总体的。”这就要求军事力量不仅要对抗地方的军事力量，而且要打击所有可能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资源，体现出来就是对敌方的纵深进行攻击。关于后者，杜黑也已认识到，一战不仅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且是一场防御占优的战争，原因在于“火器的新发展对防御一方比对进攻一方要有利得多”。结果就是，“进攻战斗从来没有像世界大战中那样困难而费钱”。 综合上述两点，要求军事变革者寻找一种新的方法，不必首先突破敌军陆地上的坚固防线“就能进入它的远后方”。杜黑认为，只有独立的战略性空中力量可以做到这一点。同样得益于这种陆战的静态形式，空军的基地也是高度安全的，很难被陆海力量所摧毁，从而导致能够克制对方空权优势的最佳途径还是空中力量本身。 换言之，杜黑的空战制胜论与法国马奇诺防线一样，都是建基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即陆战形态不会发生本质的变革。遗憾的是，一战与二战之间的20年，恰恰是陆战形态发生革命性变化的20年。内燃机革命带来的装甲化、机械化浪潮，结合了新的无线电技术和空中力量之后，塑造了全新的战场时空概念与战争模式。由于杜黑过分注重战略轰炸与独立空战的价值，在强调战略层面陆海空联合制胜的同时，严重忽视了空中力量在作战与战术层面对陆战与海战的革命性影响，以致认为“配属航空兵是无用、多余、有害的”，从而既忽略了空陆密接支援问题，也连带忽略了航空母舰的巨大价值。这不能不说是杜黑思想的严重缺陷所在。
不幸的是，日后的意大利空军正是亦步亦趋地效法杜黑模式，从而严重阻碍了陆空协调作战的发展，也严重阻碍了海军航空兵尤其是舰载航空兵的发展。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受到固有工业基础的束缚，意大利空军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一支具备战略威慑力的空军。而其陆上力量则更为落伍，始终未能跟上内燃机革命的新步伐。对此，北非战役期间曾任隆美尔参谋长的韦斯特法尔将军曾做过如下评述：“意军士兵与我们相比，很多方面都有差距，如武器装备及其他各种无法评估的因素。他们缺乏与敌军作战时所需的现代化武器。墨索里尼忽视了对军队的建设，意军缺乏对坦克、反坦克装备、火炮与防空武器的兴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意军所使用的枪支，竟然大部分还是从1918年就已崩溃的奥匈帝国手中接收来的战利品。他们的无线电设备在机动时无法接收与发送信号。他们没有野战厨房，给养也不充足。他们的工厂缺乏必要的设备，难以为长期的战争供应军需品。” 在德国长期流传着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意大利保持亲德的中立，可以牵制对方10个师的兵力。如果意大利参加反德联盟，德军只要5个师就可以将其击败。但是，如果意大利与德国结盟参战，反而要牵制德军20个师的兵力对其进行援助。不过，如果墨索里尼能够谨守他最初关于保持中立地位的构想，则他最终虽然无法实现充当“大战终结者”的国家战略目的，但至少可以保持国力的相对完整，并避免全面战败的厄运，甚至对其德国盟友的实际贡献也将更大。而问题在于，墨索里尼恰恰连这个底线也没有守住。 第四阶段：德国附庸时期（1940至1945年） 早在1939年5月21日，德意之间就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但是，以一战中意大利的倒戈行为而言，单纯的同盟本身不足以限制意大利的自由，反而更像是一种在交战双方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个明显的例证在于，德波战争爆发时，墨索里尼向希特勒开出了一个天价援助列表，当德国表示无法在短期内提供援助时，意大利便自动保持了德国默许的中立地位。这使得意大利在整个欧洲湮灭在动员与宣战的混乱中时，暂时成为一个置身其外的砝码。但是，伴随着德军在波兰、北欧与西欧的连续获胜，墨索里尼却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了。 概括地讲，墨索里尼的认知错误在于：首先，过于乐观地判断了德军的胜利前景。其次，与一战前的决策层一样，墨索里尼同样认为未来的大战将是一场速决战。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墨索里尼一方面特别担心如不尽快参战就会失去分割利益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严重忽略了自身的力量缺陷，以至于当海军将领忧心忡忡地提醒墨索里尼，海军只有大约180万吨的库存燃油，至多运转9个月时，墨索里尼却认为已经很多了。因为他坚信战争只会打3个月。所以，他强行命令海军将其中的30万吨燃油转让给空军和民用工业。事实上，战争打了39个月（这还没有计算意大利1943年倒戈后的20个月）。本来，海军估算每月至少需要燃油20万吨，但实际上一度每月只能限制使用2.4万吨。 正是出于上述错误判断，墨索里尼才作出了尽快参战、趁势扩张的错误决策。1940年6月10日下午6时，意大利正式对法国宣战，其目的在于乘机获得科西嘉、突尼斯、法属索马里，以及罗讷河以东的所有领土。对此，不仅法国不能接受，连希特勒都觉得不可思议，断然拒绝了这个势力范围分割方案。墨索里尼随之出动地面部队入侵法国，企图制造客观事实，不料遭到法国边防军的顽强阻击，直到法国战败，意军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只是由于德军的胜利和希特勒的“赏赐”，意大利才终于象征性地坐到了战胜席上，但墨索里尼的全面扩张计划也毫无悬念地被其盟友否决了。 这次行动充分暴露了意大利的军事缺陷，墨索里尼却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在东非、北非与巴尔干全面扩张。扩张的结果是遭到连续惨败：其东非帝国土崩瓦解，巴尔干战场则全赖德军介入才转败为胜，北非战场也陷入依赖德军支撑的局面。 这样一来，意大利不仅丧失了战略选择自由，也失去了战争中的行动自由，变成了德国的一个附庸国。直到1943年，意大利内部才开始谋求改弦更张，但此时它已经不再具备和盟军讨价还价的筹码，最终只能接受无条件投降。可是，由于意大利政府与军队的效能还是一贯的低，革新派的倒戈未能与盟军的攻势合拍。他们可以囚禁墨索里尼，但未能阻止德军继续越过阿尔卑斯山。当等得不耐烦的盟军单方面在广播中报道意大利倒戈的消息后，德军立即启动了早就准备好了的“轴心”计划，强行占领了意大利，并解除了意大利陆空军和部分海军的武装。当意大利国王和倒戈政府的要员们乘军舰仓皇逃离罗马时，新意大利只有海军。意大利的国运也随之跌入1870年以来的最低点。
战略反思 回顾1870年以来的意大利历史，不难发现，意大利从完成统一到墨索里尼政权瓦解，虽然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屡经变迁，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位始终模糊不清、不切实际。 假设意大利能够对自身实力作出清醒认识，并对外部战略形势变迁及世界资源结构变迁保持密切关注，则以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和国力基础，至少本该比弗朗哥的西班牙做得好，收获更多。 但是，由于前述错误，使得意大利未能成为南欧的西班牙，反而陷入灾难之中。倒是西班牙坚定而巧妙地避免了世界大战的旋涡，此后又借助于美苏冷战的大环境，周旋于列强之间，而且在民主国家环绕的情况下稳步发展经济，并最终实现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型，顺利融入欧洲大家庭之中。两相对比，意大利的失败就不能不说是“人谋不臧”了。（编辑：马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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