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性、真孝、真才子

南宫藏文 2016-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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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坊（1492——1569）字人叔，一字存礼，后更名道生，更字人翁，号南禺外史。鄞人,明著名藏书家、学者、书法家、金石学家。然而他的一生却饱受世人垢病与非议,以致流落他乡,最终病死在杭州吴山的东岳祠行宫之中，这真是人生的一场悲剧。究其原因,无非是丰坊做了二件在时人看来为最糗、最糗的糗事。一是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写道:“(丰)坊之入都献諛,距其父殁,时尚未小祥(即一周年)也。不忠不孝,勇于为恶,一至于此”。明王世贞则说:“丰坊者起而疏请宗睿皇入大庙,天下恨其谄”；二是如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所说:“(丰坊)撰写伪书,訾毁先贤,不遗余力”,而黄宗羲说：“南禺为人狂易，穷经力学，文藻乃其余。眼底无一人当其意者，故其注六经视训诂为可厌。别出新意僻径，怪说以佐之。然其中惊骇创辟处，实有端不可易者，乃概以狂易束之高阁，所以叹世眼之如豆也。”这二件事在当时来说是天大的罪过，但如按此来评价丰坊是过于武断与草率,实际上这些都是带有厚重的偏见,这偏见有三,即是社会世俗的偏见,地域的偏见,以及个人性格喜好之偏见,是我们没有真正了解并读懂丰坊这个人。

（1）社会偏见：在明代中晚期，资本主义萌芽渐发，新的思想潮流涌现,开始了思想观念上的反叛。江浙文人首先受到影响，追求人性自由，个性解放。因此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程学说发起了挑战，进行了批判。此时浙东学术非常活跃，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姚学派”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意愿，提倡“心即理”“知行合一”“至良知”，以反传统面目出现，闯入禁区，冲击了“绪千百年绝学之传，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的程朱理学，给当时僵化的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丰坊亦受到“王学”的影响，因此充分张扬了自己个性，反对循规蹈矩和复古守旧，但个性张扬却与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磨擦与矛盾。

然而当时统治者嘉靖皇帝依旧力尊程朱之学，明《世宗宝训.辨学术》记曰:“近年士习多诡异文辞,务艰险所伤治化不浅。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紊乱正学。”明余继登在《典故纪闻》中也记道:“(嘉靖十七年诏书內一款)士大夫学术不正,邪伪乱真,以致人材卑下。文章政事,日趋诡异,而圣贤大学之道不明。关系治理,要非细故。朕历览近代诸儒,唯朱熹之学醇正可师。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一以朱子传注为主...今后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又“自后遇乡试,礼部必详阅试录与各生公居。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辞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为民。”

在这种背景下,谁还敢用真名去公开反对程朱学说,故只能借先贤之名,来阐发自己思想之实。因此我们先抛开丰坊是否真的造假不说，只看他所说有否有意义。清全祖望虽对丰坊“伪造经书”大加指责，但对书之说，还是给予一定的肯定：“则虽荒略，亦自可宝矣。”他又在《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中说:“予乡先生杨镜川、丰人翁都有经学。丰氏五经世学,先王父云曾见之,今舍间只有《鲁诗世学》一书,而其余虽博访,已不可复得。”李邺嗣则说：“然余尝间览《五经世学》，虽多悖于大义，而自能探奇出隐，以深研于六艺之旨，亦非近世所易及。”而卢文弨说“伪书不可废。”此话极对，伪书不仅具有深刻的学术思想价值，同时亦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因此，当时有人因某种原因借托古人或他人之名而著书立说 ,发表、宣扬自己的观点或主张，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何必细究何人所著，只须象清大学士张廷玉所说：“开卷有益，古之不易之说存也。”

近人对丰坊的著述作了更积极的肯定与评价。郑振铎在《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中说:“只有异军突起的丰坊,能稍跳出他们的范围。丰坊的影响也颇大,如凌蒙初,张以成都是相信他的话的。当时的刻书家且传其书,这可以算是明代《诗经》研究中的一支别派。”王汎森说:“丰坊造伪似乎在表达他自己对当时理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的回答,_____尤其是对那些几乎完全没有历史材料可作最后论断,而却又极密切地关联着理学争论的问题,他的作伪同时也代表当时一种反朱子学,但也不太满意于王学的倾向。他的思想每具创新性,但处在一个保守的年代,故不断地以造伪来创新。”又“丰坊在编造石经《大学》出土过程时,还有意无意留下一点破绽,让人知道这是他伪造的。” 刘毓庆则说:“明代《诗经》之经学研究,其特色之形成实始于季本,丰坊.前人对此二人颇多毁辞,然他们对诗旨之探讨,对诗义之讲解,对于宋儒统治下走向僵死之《诗经》研究模式之毁弃,实有突出的贡献。”

再说那些书究竟是否是丰坊伪造也无确证。如《鄞县志》载：“丰清敏公著述：古易正说、鲁诗正说、礼记正说、春秋正说、孟子注等。”又《嘉靖宁波府志》记述:“丰熙戍镇海卫居十有三年,杜门著书,绝口不言时事...所著有《鲁诗正说》、《古易传》、《义礼教仪》、《节白庵集》、《一斋集》等”。明杨德周在《四明乡先生遗文偶录》中提到“范木王（汝梓）、丰五溪（熙），俱大儒也。著作富而奥，今罕传，惜也。”清初顾亭林（炎武）是位十分著名的学者，他在《日知录》中写道“书为丰熙所作，鄞人谓坊所为。”并说:“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丰熙，鄞人。与其子坊，皆善造伪书。”据民国《鄞县志》记载，“丰熙在戍所十三年中，足不履公门，日以讲学为事，埋头著书。”因此那些所谓伪书，亦有可能确系丰坊祖辈遗著。

（2）地域偏见：明代由于实行海禁，宁波就由通衢变为穷海，因此丰坊之交往亦受此影响。加上当时苏吴人才辈出，群英辉映，而丰坊只是孤芳独放。不仅如此，还有人拚命贬低丰坊，王世贞便是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但极力贬低丰坊的人品、人格。说丰坊“以无行黜归家，坐法窜吴中”，而且对他的书法也极力否定。他在《弇州四部稿》中评《笔诀》时说丰坊“有书学而无书才者也。” 这就如范钦将丰坊所写的《底柱行》摹刻上石时题跋称：“先生精研书学，神诣力追，为吴人所掩。”冯梦祯在《快雪堂集》中云：“本朝知书者推丰吏部，而吴人往往短之。”而《大瓢偶笔》亦云：“于明则斥南禺，履吉，似乎所学与所取尚不相符，不知其何说也。”又云：“道生书，前人极称其得右军笔法，然所见最少，岂真见斥于吴人，故不甚流传耶，抑本在祝（枝山），文（征明）下耶？”而鄞人明杨德周对此提出异义：“卮言于先文懿（杨守陈）之文，陈约之（束）之诗，丰考公（坊）书及诗，俱褒中有贬，非定论也。”苏州四才子之一、也是丰坊的好友文征明是如此评价丰坊的:“当今论书,子驰我驱,子在穷海,我在通都,脱若易地,我焉子如.凡今之人,骜崇厥虚,小子敬听,敢告在符”(余寅《农丈人集.四明八象赞》)，可见地域对人的影响也如此之大。　　　　　　　

（3）性格偏见：“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丰坊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丰坊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丰氏是宋时宁波史,郑,楼,丰四大望族之一。因此这样一个公子哥儿免不了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在性格上会有一种孤傲,偏执,率直而又有些天真的习气。他“合则逖疏为肺腑，不合则亲昵为尤垢”，也正因具有这种性格,以致“爱公者百无一二，而憎公者十常八九”。这样，也注定给他的命运涂上一层悲剧色彩。

丰坊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从他的发少陆釴《赠南禺子序》和密友张时彻《祭南禺丰公文》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使我们对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的身上有种孤傲的任性和悲壮的凄凉，但他不失是一个“三真”之人，即真性子、真孝子、真才子。

（一）真性丰坊: 世有人千万亿，各有个性不同。但自古至今，虽有“诤友諫臣”、“闻过则喜”之说，实际上都还是喜欢听好话、奉承话。而丰坊心直口快，任性而为，是个地地道道的性情中人，一点不懂得任何人情世故，因此非常容易得罪人。他的发小陆釴和密友张时彻是这样评价他的。陆釴说：“存叔性介而少容,喜怒辄见颜面,于是寡谐于俗,余固病其处世之难矣”。而张时彻说他：“好自行一意,罔虞众谯,见彼脂韦,肆口嘲讥,人曰甚矣。”　　

丰坊就是这样，对好的诗文，他不吝赞誉之辞。丰道生序钱薇《承启堂稿》云:“君之体,序论穷理道切,时务记志核而雅。词赋古今歌诗,属而华,和而畅,无摹拟刻削之迹,要皆出于肺腑,自含于轨则,可传矣。” 嘉靖十八年,日本策彦周良初次入明时,携有诗友联韵9000句,编成一帖,名以《城西联句》,诣丰坊为之序。丰在序中亦赞赏有加曰:“吾今观公之诗,言近而旨远,词约而思深,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诚理蕴于心,而嘉言孔彰,炳兵琅琅,焜耀于后世者也。”明范濂在《云间举目抄．张之象》说；“四明丰存礼豪士也，读公文咤曰‘天生老丰，何复生此子’。”此与三国之“既生瑜，何生亮”为异曲同工。

　　丰坊在评议他人书法时，亦对好的作品溢美有加。他称祝允明“枝山颠草，精于山谷，锋势雄强。”赞文征明“小楷根本钟王，金声玉润。”誉陆深“俨山真行，规摹怀仁，出入北海，无愧仙手。”在《慈东费氏宗谱》中也有如此记述:“费瀛,字汝登,号丰山。尤精署书...丰考功尝评隲诸家书,少许可,而独善君,谓当与文衡山小楷,祝枝山草书并称三绝,有三山之称。”然而对他认为差的书作则是口不留情，说马负图的字“如盲师批命，不辨点画。”说陈鹤“书如麻风丐子，拥肿秽浊。”说杨珂“书如胠箧偷儿，探头侧面。”讲王逢元“书如小儿乳臭，学语未成。”

　　也由于他性格直率，不饰语言，因此也难免得罪人，以至朋友，如沈嘉则、李生威等。李杲堂在《题家藏丰考功帖后》一文中写道：“府君（李生威）间索书其近诗，不即得。稍遂促之。考功不胜其愤，手书答府君曰：‘吾非李氏家奴，何颐气使之’”。后来，丰坊还是为他家新建的鄮峰草堂写了一首《李六峰侍御鄮峰草堂》诗：“落日浮窗白，凌霄入院香。酒醒初觉暑，天晓细生凉。策蹇陪騘马，谈元扣石桑。岂无家可念，身世两相忘。”丰坊实际上与李家关系还不错的,如李生寅,李生容，丰坊曾数次推李生容，后其为经筵侍讲官。但因一句话，直到百年以后，李邺嗣还是耿耿于怀。同样，因受人挑拨，他又得罪了沈明臣。由于丰坊滑稽玩世，口无遮拦，得罪了不少人，因此，世人妒喙交张，竟掩其长，往往诬以谩语。薛冈在《丰南禺先生集序》中说：“人传考功放浪形骸，不矜小节，亦不可一世。今视其是不诗文，殆抑抑自检，无行不谨之人，传固有诬谬不足信者。”
（二）真孝:在“万善孝为先”的古代，谁戴上不孝之名，则是万夫所指，永世不得翻身。然丰坊究竟是否如沈德符所说的那样：“不忠不孝”呢？丰坊在其父亡而尚未小祥( 小祥指古时父母丧后周年的祭名。)时，就连上二书实出有因。陆釴在《赠南禺子序》文中写道:“(丰坊)喟然叹曰:‘缇萦一女流耳,能赎父罪,而吾不能以身戍归吾父,将女氏弗逮耶?',遂连上二书。”张时彻则说丰坊“今尊人之謫戍瘴海也,屡欲吁号肺石,恒感緹萦而涕出。解组如遗,绝迹尘世。”丰坊亦在《秣陵七歌》中写道“丈夫生男不如女，人间安用吾生为？”“言犹在耳孝与忠，悠悠此生堪愧死”，其拳拳之心昭昭可鉴。

明嘉靖三年（1524），丰坊随其父熙争諫“大礼仪”，触怒皇上（世宗），受杖阙下。其父被遣戍至福建镇海卫，丰坊亦调为南京考功司主事，后再降通州同知。十三年后,嘉靖十六年(1537)丰熙卒于戍所，丰坊悲痛万分，迎柩归葬于鄞县东五十里之北山。当年争谏“大礼仪”的许多大臣，均已获赦并得以重用后，也曾几次上书请求赦免丰熙、杨慎等，然皇上终不肯谅。丰坊甚为其父感到冤屈，他不管陆釴和张时彻的劝阻及反对，毅然决然在嘉靖十七年（1538）上疏，说前谏“大礼仪”非出其父本意，想为之予以辩解，并上书进言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这是因为丰坊感受到自己对其生父丰熙生前死后均不能尽孝的切肤之痛，而深知皇上欲尊所生者，乃是人子之至情，体谅到皇上不能给皇考以名分而得以尽孝的苦楚。丰坊对世宗“以仁孝之思，诚不忍自绝其父”的做法身同感受。并为嘉靖帝所说二段话深深动：“朕受祖宗鸿业，为天下君长，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思，何由得安！始终劳卿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又：“降祖为宗，经所未闻，孔子不曾有是言以教后世。但世意世道愈湮，文人学士之心一日昩于一日。但骋彼舞文、弄智恣己胡为，上箝君父，下愚细人”。对此，万斯同在《明史》中亦持肯定态度曰：“夫天性至情，君亲大义，追尊立庙，礼亦宜之。”

对此，有人指责他上疏是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但我们看陆釴是怎么讲的：他与丰坊同赴春官试,抵云阳道中,丰忽赋诗柬返,有“驱马归东山,白云足悠悠”之句,盖浩然有纵马之志矣。嘉靖更始,白庵先生复促之行。癸未(二年)举进士,拜秋官,调仪部。余时亦官京朝,存叔每过必语曰:“仕宦非吾愿也,从亲志耳”，又：见存叔无少愠色輒语人曰:“吾不复对吏民矣,必乞归以毕志”。丰坊自己在诗中也写道：“忆初射策酬祖愿，愿得幽泉开笑面”。他又在《柳洲亭赠龙洲先生》一诗中云：“风波眼底皆春梦，利达寰中一电光。”同时，我们从丰坊所刻的印章“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中，看到他的爱好与追求。由此可见，丰坊上疏绝非象有人说他为了寻求官职。

丰坊上疏不仅触犯了程朱理学的“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更颠覆了袭用了千年之久的封建礼制，故遭到众多百官的反对和诋毁，以致丰坊既不能为其父亲申辩而讨还清白之身，还因此落下“不孝”、“悖逆”、“负国叛父”之骂名。到隆庆更号，丰坊总算等到了他父得以恢复名誉之日。《明穆宗实录》记:“(隆庆元年正月壬戍)吏部又言,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又次,系狱戍边斥死牖下者,应复职赠官,若左侍郎唐胄,都御史李璋,学士丰熙,编修杨慎...凡二十八人。”《古今图书集成》记：“屡更大赦，唯（丰）熙等不原，处之恬然，日以读书为事。阅十有三年，竟死于戍所。隆庆初赠官,赐恤子坊”。

嘉靖三年，倭寇入侵宁波，致使丰坊兄弟沦亡，祖母受惊病重，而自己则因“大礼仪”受罚，格于新令而不得归家探望尽孝。他五内俱焚,悲不能抑,寝食皆废,相思成疾。在沉痛之中，写下了摧人心肺的诗句《秣陵七歌》，充分表达了他內心那份彻骨之痛。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有诗云：“少年攻文耻为吏，群公谬许请云器。陆机词赋何足奇，徒令四海知名字。”吴子孝在《赠丰子二首》的诗中是这样评价丰坊的：“直木无曲阴，广川无逆波。天命自有常，好恶知奈何。倚楹激悲啸，雄志长磋跎...抱节曷云海，道懿位不卑。”

（三）真才:对于丰坊的才，大多数人还是认同的，只不过往往“因言废人，因人废书”。明陆釴《赠南禺子序》中写道:“(丰坊)生而颖异,九岁学古诗文,长益淹贯,耻为举子业。”明张时彻《芝园定集.祭南禺丰公文》:“公之学则博综百氏,人恒蔽于目睫；公之识则囊括千禩，尺短寸长，谁其不然？公之才则旁通乎六艺，古称名书，各擅一体，而公之书，则集成乎众美耳目心志，罔不有营，少壮衰老，亦各改嗜；公则穷年皓首,唯沉精于论著,此公之独得于天,而习成与己者也”又在《客讯南禺》一诗中写道：“聪明本天纵,旷识穷八垠。研探尽墳索,高论富经纶。”

丰坊的文学成就颇高，其文体有记、碑、铭、题跋、赋和诗,其中以诗为最多，近400余首。丰坊深知诗体不同，在表情达意上各有千秋，而他则因生平遭际，选择了五言古诗来抒写自己的感遇，倾吐心中的压郁与苦闷,大有阮籍、左思、陈子昂的风神和气骨，悲凉和慷慨。明陈尧在《书丰南禺诗卷》中写道:“见其词藻笔意,诸体错出,譬之珠林玉海,八宝炫烂.叹曰,奇才,奇才,何可多也。” 策彦周良(日本遣明使)来中国时，在写给柯雨窗的信中说:“此去南北二京,苏杭二州,才子之出群拔萃者,今有几人?仄闻本府人丰解元,诗也、文也，为当世第一.。”明葛芝《丰考功南禺》中也说:“翁与大父同官,余谒之吴山（杭州）东岳祠行宫...出示所著作,无下汉杨雄.说理主石经,史法太史公。其间更参订,以正诸儒夣.六艺继绝学,千古怀高风。”明莫如忠《浙江按察司知事张公之象墓志铭》:“四明丰翰林存礼,天才豪宕”。清李邺嗣认为丰坊的诗:“于步骤极闲，深合古意，虽时写牢骚，殊未尽其狂也。”叶昌炽在《藏书记事诗》是这样评价丰坊的：“吾服南禺著录才。”晚清民国时莫棠（1865-1929）在丰坊《鄙作古今诗录呈乔庵先生》的书作跋尾：“四百年来一卷诗，流传岭表少人知；丰家经学难专席，词翰犹堪擅一时。”

丰坊在经史方面也有独特见解，他在《世统本纪序》中说：“人有言，经以载道，史以载事，事与道果二乎哉？”又说：“性也者，天理也；道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理，乃所谓道，故古之言道者，未始不征诸事也。言道而遗于事，老之虚，佛之空而已矣！”他这种扬弃王阳明心学，而对经史关系的阐述，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丰坊的书学与书法更可堪称一绝，他在《金石韵府叙》中说：“余幼喜学书，尤笃古体。...道无精粗，学无大小，施之有先后，而本之则一贯也。”他所著的《书诀》、《笔诀》深为后人钦服。清朱彝尊谓丰坊能书外，又说：“其于书学亦有大志，所作书诀一篇，论执笔甚警深，气魄甚壮，识见亦新，辞气汩汩,然若有源,爽峻可喜。明人书论文字中,实为上乘,在王弇州,孙月峰之上。”方士淦在他的《蔗余偶笔》中写道：“（丰坊）有评论书法一卷，议论高超”。张时彻说:“闭户穷经综百家，老来仍梦笔生花。”明薛冈:“丰考功文章冠两浙,书法冠当代。”明杨承鲲说：“（丰坊）博学善书，为嘉靖间第一。” 明吴人许初:“浙东多名书家,在四明若南禺外史,卓为一时之冠。” 王世懋也说:“人翁实有笔...今观诸帖,虽多老年颓笔,然时出入二王,兼存米颠风致”。明邢侗说：“丰太史直锋运腕，波拂居然魏晋，文征仲不及。”明汪芝(歙西山人)于嘉靖甲午（十三年）云:“近得南禺所临（《太白歌诗》）,开阖纵横,遒劲飞动,殆谓优孟作楚叔意到者,其神也哉。惜乎枝山化去不得见之耳。因併其书,手自登石以传,从吾所好。” 清康熙时书画鉴赏家卞永誉在《式古堂书话汇考》中记述：“（丰坊）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进退，收往垂缩，刚巧曲直，纵横运转，无不如意，则笔在画中而左右无病矣”。清沈曾植《海日楼札记》：“丰考公篆书《唐人早春诗屏》，余从论古斋得之，索价六十金。留余家中两月，雅根不济，乃以归穆琴。奇迹也，体用三体石经悬针法，而笔力峻绝。”又在《海日楼题跋》里言丰氏小楷普门品：“书法谨严，刻尤精绝，明代小楷之最可珍者。”寐叟（沈曾植）书学邃密，渊博有识见，所言甚可信也。清何绍基《题丰考功草书千字文卷》：“固宜深醖金石味，意思沈厚神清雄。千文狂草果健笔，收藏赏叹天瓶翁。寻常札牍颇频见，岂知大有颠素风。”子贞于其草甚多赞词。丰氏自才者，清人草书最弱，巨手如子贞，对此卷即已叹息。明李子藎評其《甘露帖》特入神品,惜未之見。清杨宾《大瓢偶笔》:“文征仲书宜小而不宜大,宜真行。而祝希哲,王履吉则草真大小无不宜然。三君子执笔尚有出入,似不如丰考功之纯,不得以其人而思之。”丰坊存世的书作不多，然他的书作《古诗十九首》、《跋张旭草书古诗四首》、《底柱行》、《自书诗卷》、《逍遥游》等都为精品之作。

丰坊的画与金石也造诣极高. 清徐沁《明画录》:“（丰道生）所作山水，不师古人，自成一家，造意高远，兼写花卉，点染绝趣”。近代画家黄宾虹笔法特点主要有二点:一为中锋用笔,二为用书法入画.然他对丰坊的笔法与画也十分欣赏。他说:“凡画山,山下必有水,欲其波上之整而理,故吾以斯翁小篆之法行之。”在其一画中自题道:“丰道生以书法入画,余用古籀写之。”他另有一幅《拟丰道生笔意》的画中题曰：“丰道生写花,于用生用拙中见笔趣,兹拟之。” 又《花卉四屏》“丰人翁以伪尚书为世所诟。而写花卉甚奇古，兹一拟之。”清方士淦说：“（丰）章草篆隶，无法不备，苍秀古健，迥绝凡蹊。图章印泥更佳，世罕见。”清乾隆时篆刻家董洵（小池）刻“岁在癸丑”与“人日生人”为二面印,其边款为“两峰居士...惜未能仿丰人翁（坊）纪年月日象形式也。”丰坊自刻的藏书印有：“丰氏存叔”、“丰氏人叔”、“南禺外史”、“人翁”、“发解出身”、“天官考功大夫印”、“清敏公家”、“碧玉堂下吏”、“土木形骸，仙骨道风”等。枚枚刻共精纯，刀法简洁利落，在所存碑石中尚可见其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