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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大师和才女杨绛先生女儿钱瑗于1937年5月生于英国牛津，1997年3月4日，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 历尽艰辛的出生 当年钱瑗出生的时候，为杨绛接生的斯班斯大夫说：“我将要接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小家伙好像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让妈妈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用了药，让妈妈安然“死”去。 等母亲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急忙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杨绛：“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这个母亲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杨绛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杨绛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钱瑗的祖父（钱基博）称她是“读书种子”，外公（杨荫杭）则说她“过目不忘”，钱钟书说她：“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她和父亲钱钟书最亲。杨绛《我们仨》里写“钱瑗和爸爸最‘哥们’，钟书说女儿像她。”是杨绛笔下“平生唯一杰作”。 做一个小小尖兵 钱瑗和她父母一样，不争不抢。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立志要当教师的尖兵。父母说，原以为尖兵是女儿钱瑗创的新鲜词儿，料想是一名小兵而又是好兵，反正不是什么将领或官长。她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就尽心竭力地当尖兵。 钱瑗坚强不屈，正直不阿。北师大曾和英国合作培养“英语教学”研究生。钱瑗常和英方管事人争执，怪他们派来的专家英语水平不高，不合北师大英语研究生的要求。结果英国大使请她晚宴，向她道歉，同时也请她说说她的计划和要求。钱瑗的回答头头是道，英大使听了点头称善。 有一天，北师大将招待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来的一位监管人。校内的英国专家听说这人已视察过许多中国的大学，脾气很大，总使人难堪，所以事先和钱瑗打招呼，说那人的严厉是“冲着我们”，叫钱瑗别介意。钱瑗不免也摆足了战斗的姿态。不料这位客人和钱瑗谈话之后非常和气，表示十二分地满意，说“全中国就是北师大一校把这个合作的项目办成功了”，接下来慨叹说：“你们中国人太浪费，有了好成绩，不知推广。”钱瑗因为这项工作获得学校颁发的一份奖状。她住进医院之前，交给妈妈三份奖状。钱瑗真是一名好的小兵，称得上尖兵。 钱瑗爱教书，也爱学生。她讲完课晚上回家，得挤车，半路还得倒车，到家该是很累了。可是往往到家来不及坐定，就会有人来电话问这问那，电话还很长。有时晚饭后也有学生来找。钱瑗说她班上的研究生问题最多，没结婚的要结婚，结了婚的要离婚。婚姻问题对学习影响很大，她得认真对待。所以学生找她谈一切问题，她都耐心而又细心地一一解答，从不厌倦。 两次婚姻 钱瑗的第一任丈夫叫王德一，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学校美工队的成员，负责画画，并且都非常有才情。毕业后，两人又同时留校做了老师，文革初期，在钱瑗的主动示意下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两人1968年结婚，在文革时期王德一被安上了“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不断地遭到批斗，最终不堪其辱在自己的隔离室北面窗户的暖气管上自杀身亡。两人当时并未生育子女，王德一去世后，回到了娘家与父母住在一起。 第二任丈夫叫杨伟成。王德一去世后几年，钱瑗一直过着单身生活。直到1974年，钱瑗才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组建了新的家庭。而此时，杨伟成与前妻的儿子已经18岁了，当上了继母的钱瑗并没有想要亲骨肉的欲望，而是用自己的爱心赢得了杨伟成两个孩子的爱。在《我们的钱瑗》 中，她的继女、继子分别撰文深情回忆了与母亲钱瑗在一起度过的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两人在文章中同时回忆了在钱瑗生病前的“温馨周末”，那时候每到周六，钱瑗都会从北师大到灯市口一路买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除了凉面、上好牛肉、大块羊肉串、牛肉馅饼等传统小吃外，在国外生活学习过的钱瑗还会专门为他们去买那时候很稀罕的西式点心。为了不跟子女们产生代沟，每当没时间看电视时，钱瑗就会提前看好电视报，然后“一本正经”地与子女们讨论电视剧情节。 孩子眼中的继母 杨宏建是钱瑗第二任丈夫的孩子。他说父亲与钱瑗结婚时才18岁，刚刚到工厂上班。 当时作为继子的杨宏建并没有不安。因为“钱瑗阿姨”，是个很随和的人，不像个“后妈”。那时他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反正爸爸应该再结婚，那么钱瑗起码是个不坏的选择”。果然，钱瑗在进入西石槽杨家的生活之后，一开始就与自己和妹妹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从未让他们感到有“继母”的感觉。同时，他俩从她那里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对他们的人生轨迹有很大影响。比如说自己在25年前上大学时从未想到过由钱瑗辅导的英文会对一生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为此杨宏建说自己永远感谢她！ 钱瑗不是一个擅长家务的家庭主妇，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要求她。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钱瑗会尽量以其他方式弥补自己的这一“缺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六她该回西石槽的日子孩子们会很盼着她，原因是她经常会给他们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因为要买东西，她一路要几次换公交车，经常到家很晚。如果是冬天，很早就黑天了，孩子们在家准备好了晚饭等着她。有时快七点了，父亲总是说：“先吃吧。妈可能马上就到了。”往往是大家刚坐下来吃饭，门开了，钱瑗就随着冷风背着大包小裹进得门来，总是走得脸红红的，脑门上冒出汗珠，—边急匆匆地从包里往外掏东西，嘴里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大家都习惯了她这样出现，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晚上。 饭后通常看电视；电视剧居多。钱瑗从没有时间或耐心看完一部电视剧，但又舍不得对此“孤陋寡闻”，因此她总是提前看电视节目报，用这种作弊的方式了解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然后得意地告诉孩子们：“后来……”对此，大家都很有“意见”，认为她把悬念给破坏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 1996年春，钱瑗腰疾加剧，一日清晨竟无法坐起，瞒着母亲悄悄打电话到外语系求助。尽管她不愿意，可还是被“押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并且不排除有癌细胞的可能。以后再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住进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扩散，已是病入膏肓。 上述诊断结果对病人是保密的。可钱瑗早已心中有数，亲友的神情、大夫的谈话、服用的药物及采取的医疗措施早已泄露了天机。可她装作不知，不问病，不谈病，似乎只是挪了挪上班地点，在病床上依旧工作，定期给博、硕士生指导，为国家教委《外语专业21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科研课题写研讨提纲，还特地为《中小学外语教学》杂志写了篇稿子。有同窗好友在电话里提到稿子的事，劝她多休息，她却说：“这是还文债。答应很久的事了，欠债总是不好的。” 学校为了保证病人休息，不让更多人去看望，病情恶化之后，有位同学和老伴顾不得“禁令”，赶到医院，坐在她床前，三人相对，昔日同学深情地说：“特洛伊卡”（俄语，三人小组，三套马车之意），她会意地微微点头。当年在班里这位同学是团支书，钱瑗是组委，海云是宣委，40多年前的“特洛伊卡”今日重聚病榻之旁，自是感慨万端。拿出老同学的照片、信件，共同回忆着以往的岁月，交谈着现今同学们的情况。海云带来了一个俄罗斯木套娃，钱瑗惊喜地说：“啊，马特廖什卡（俄语），多可爱呀！以前我也有一个，可是……一次家里来了个小客人，我父亲不会哄孩子，就拿这马特廖什卡让他玩，并送给了他，我真舍不得！”只见她把木套娃一个个地打开，摆成一排，从大到小，一共五个。她一个个地抚摩，目光中含着真情，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她一生没生育，没有自己的孩子，可在这垂危的时刻却仍充满母爱…… 闲谈中这两位问起她父亲，她说：“父亲也在医院，他知道我也病了也住医院了。我给他写过信，我母亲经常为我们两个传递消息。可是……”她话语无限惆怅地咽住不说了。她还说：“我母亲曾对父亲说，他这么病着，真可怜。可父亲说：‘我不可怜，你们才可怜，要照看病人。’我现在觉得真是这样，我妈最可怜。86岁了，还要照顾两个病人。”自她入院以后，就不让母亲来看望，怕母亲见到她那副样子痛心。可是她们母女每晚通电话。 此时的钱瑗，肺癌扩散，肺功能极弱，整天离不开氧气！癌细胞侵入骨骼，脊椎骨质疏松，只能平躺不动。背上的褥疮溃烂得露出骨头，也无法翻身治疗。下身瘫痪，肠胃失去蠕动能力，不能进食，只能输液。而全身可输液的静脉已经扎烂，只好另想别法。 那天大夫给她做一个小手术，在左肩胛骨下开一个输液小口。据说第一次是在右边开的口，结果没成功，又改在左边，反复折腾，其痛苦可想而知。见到母亲，她笑着说：“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呀！”她用玩笑掩盖自己的痛苦，为的是不让别人为她痛苦。 就在这恶疾缠身、生命垂危的情况下，钱瑗仍惦着工作，想着别人——她随时把想到的事记下来或交待别人，说自己身子不听使唤，脑子还可以想；她张罗着为云南老同学的老伴治病买药，并把一笔刚收到的稿费寄去……她有多少要操心的事啊！ 1997年，钱瑗去世。而后1998年，钱钟书逝世，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成书《我们仨》。2016年5月，这位“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也离开了人世，同他俩团聚去了。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此次准备了《细水流年里的围城故事：杨绛与钱钟书》一书，作为纪念，赠送给广大读者。只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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