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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書法生命意識的生發 把書法作品理解為生命的形態，是古代書法理論的重要內容。以生命來譬喻，重在說明書法同生命一樣，既有形體相貌，也有聲氣、精髓和心靈。在時間的縱向坐標上，書法的精氣神則會呈現出應有的青春氣象、盛年風貌和蒼老景況。 書法的生命化是藝術的“自覺”和“自醒”。魏曹丕《典論》提出“文以氣為主”，標誌著藝術開始與生命特征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南北朝劉勰繼承這一觀點並加以發揮，在《文心雕龍·附會》中言“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將情志、事義、辭采、宮商等藝術的基本形式與神明、骨髓、肌膚、聲氣等生命體熔為一爐，更為深刻的是，劉勰反對“為文造情”，堅守“為情造文”，提出“質先於文”“質文並重”的藝術主張。這些觀點與同期的書法理念相益生輝。西晉索靖在《草書狀》開篇就談到文字先是由“科鬥鳥篆”類物象形，再“睿智變通，意巧滋生”，再由“百官畢修，事業並麗”，後則“婉若銀鉤，漂若驚鸞”，最後則像“蟲蛇騏驥、玄熊飛燕、芝草棠棣、淩魚奮尾、駭龍反據”。書作煥發生命的性靈，吸納或噴射生命的光華，是書法的“自覺”和“自醒”，也表明此時書法理論研究已相當豐富和成熟。
看重人品鑒別，促進書法人性化的實現。漢代已重視人品的鑒別與評判，到魏晉六朝為盛。如果說漢時重視從外貌看人的道德修養的話，那麽魏晉更重視通過相貌看人的才華能力，而到南北朝時期，由於士大夫在混亂的社會境遇中，更珍惜生命的流逝，追求生命的自由，人物品鑒則更看重內在的風韻、神明、骨氣。如《世說新語·品藻》：“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人品鑒別的思維開始直接進入書作的品鑒上，於是在傳統書論中開始出現大量借用人生的詞語來鑒賞和述及書法作品。南朝王僧虔《書賦》提出書作必須“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首次提出了書論中的“天然”“功夫”“神采”“形質”等審美概念，實現了人品和書品鑒別的有機交融。 “意在筆先”使書作更具鮮活的生命力。把書作理解為生命體，那是在作品完成之後，而在書作誕生前，書法家們就主動考慮為作品注入生命的種種特征。這是書法家們更高層次更高境界的追求。王羲之在《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提出著名的“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先，然後作字”，王僧虔《筆意贊》說得非常清爽——“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達情，書不妄想”。這種書法生命觀，倡導以生命來孕育生命，以生機來煥發生機，將書法理論研究推向高峰，而且達到後期難以企及的高度。遵循此途，書法藝術空間更加博大而深邃，生命更加飽滿而充盈。 歷代書家特別推崇書作書品中的“生命意識”。漢鐘繇在《用筆法》中說 “點如山摧陷，摘如雨驟，纖如絲毫，輕如雲霧，去若鳴鳳之遊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燦燦分明，遙遙遠映者矣”，極力推崇書法作品要洋溢一種異常強烈的生命活力，彌漫一種激昂躁動的向上精神。書論家經常用“龍騰鳳翥”“鹿奔虎走”“藤蔓纏繞”“雲蒸霞蔚”來贊美品述書法作品，盡管我們暫時還無法對此類術語內在的蘊涵和意旨作出確切的詮釋，但他們確實是在高舉生命的旗幟，追求灑脫奔放，讓活躍的生命機能盡情迸發揮灑，永葆生命的激情和樂觀情緒。且看唐柳公權《蘭亭詩》，字跡動感活絡，線條流暢，眉目清晰，無半點老氣，豪情萬端，熱情四射。又如清初王鐸《行書與大覺禪師等書劄》，毫無柔弱之習與拘謹之俗，直書激蕩的胸襟和直率的性情，以咨意狂放的節拍，左突右奔的章法，煥發出旺盛的生命力量。
書法中“生命意識”的形成，是時空因素和人文素養綜合交融的結果。在書法史上，古代書法家要麽位高權重，要麽出身豪富世家，要麽才智超群，時代風尚對他們書法“生命意識”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以初唐為例，此時政治前景廣闊，國家生機凸顯，世事百廢俱興，書法也風煙俱色。《舊唐書》載：“於時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的確，這是一個蓬勃的時代，也是一個生命意識十足的動感時代。而此時之書法藝術風格，更是風韻獨具，陽光明媚，青春颯爽。雖然書法的標準還籠罩在魏晉以來的風氣之下，但優美雅致的審美價值標桿已經確立，以研媚為主的書法藝術風格開始形成，時代的鮮活的生命氣息已浸透到書法等各類藝術領域。從初唐幾家來看，歐陽詢書風乾凈利落，結體簡明，在生命意識的高揚中，又有矛戟森列險勁之象；褚遂良書風勁絕明麗，天然媚好，用筆功成極致，華美秀腴；虞世南書風圓融流暢，外柔內剛，如裙帶飄揚，束身矩步，生命姿色華滋華爾，美輪美奐。 一方水土養育一代書家，區域文明的獨特風貌必然會自覺主動地參與地方藝術的構建，給烙上區域文明的重重胎記。我們從早期書法楚金文來看，極受楚文明靈巧、活潑、艷麗、繁復的美學旨趣的滋養。與周金文相比，楚金文則大都誇張、多變、綺麗，字形修長，曲動淳美，有著詭譎清爽、浪漫雋秀的生命景象。從現存的楚金文看，《王孫誥編鐘銘》線條纖細如絲，而絲縷中又都拖出一條長尾，如風箏飄帶，搖曳縹緲；《王孫遺者鐘銘》則體勢頎長，回曲的線條綿亙勁韌，往來不絕，奇巧美瞻，給人一種心動卻又不敢逼視的處子之美。 書品即人品，人品即書品，人品與書品本不可分。觀賞王珣、羊欣、王僧虔為傑出代表的六朝書體，多汪洋恣意，流美多變，自然清爽，而這種風格的出現，正與他們風流瀟灑、飄逸落拓的人格相吻合相匹配。這不僅因為抒寫個人的感情與意趣，行草諸體自然比篆隸諸體更自由，更富於表現力，更重要的是因為六朝人的品性、感情與意趣較之他們的先輩，而更具強烈的個性。正如劉熙載《書概》所說：“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主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再換一個視角看，我國古代湧現出不少卓有成就的女子書法家，與男性相比，她們更有亮麗的品性。王羲之的老師衛夫人，擅長隸、正、行書，線條清秀平和、嫻雅婉麗。宋陳思《書小史》引唐人書評，說她的書法“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並非過譽之詞。也許，在“女子無才便是德”封建思想的籠罩下，在漫長的歲月中，女性也更註重在書法的天地裏，讓生命駐足，讓生命在詩書墨跡中不被埋沒而無聞。 來源：中國藝術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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