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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

 花间挹香 2016-06-03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密切相关。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与理论探索中,中国史学给我们留下厚重而丰富的历史编纂学遗产。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理论价值,不仅是推动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

历史遗产颇为丰厚

中国史学肇始于先秦时期的《尚书》,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它具有“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编纂特色。此言指出中国史学自发轫时便具有很高的编纂立意。尔后,《春秋》《左传》《国语》等史学名著相继问世,为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所撰《史记》首创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合的撰史体例,从多元视角彰显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旨趣。班固对《史记》五体撰史的结构予以改造,断代为史,撰著《汉书》,遂为后世正史撰述的不祧之宗。

承《史记》《汉书》之遗风,魏晋时期开创了中国历史编纂新局面,官方修史与私人撰述各具特色。唐初史家将魏晋以降的史学总结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杂传、谱系、簿录等13个门类,刘知幾在《史通》中从理论高度首次系统梳理了历史编纂的演进脉络,剖析了不同史书在体裁、体例方面的优劣得失,推进了历史编纂的发展。

宋元时期史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主要体现在三部通史性巨著,即司马光、郑樵和马端临分别采用编年体、纪传体和典志体撰写的《资治通鉴》《通志》和《文献通考》。中国历史编纂学演进至清代,呈现出范式总结的趋向。四库馆臣从文献目录学视角,将“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史钞、史评等15个门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则从史学理论维度对传统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总结,从理论上揭示了中国历史编纂具有“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的演进特色。

进入20世纪以来,章节体成为史书编纂的主要方式。同时,史学界也在不断探索历史编纂的新模式。

编纂体例不断创新

中国史学发展之盛举世罕匹,编纂史书规模之大亦为世界所仅有。如此丰厚的历史编纂成果,与中国历代史家发挥学术创造力是分不开的。

历代史家极为重视史书编纂体例的创新。先秦时期,孔子采用编年体纂修《春秋》。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主线,对记载史事颇为便利,故后代史家荀悦、袁宏、司马光等相继采纳。不过,编年体亦存在不足之处,例如无法对历史人物进行深描,难以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貌。因此,司马迁创设了具有多种功能的纪传体,以弥补编年体的缺陷。然而,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均难“尽事之本末”。南宋时期,袁枢将《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依时间先后分为239目,创设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至此,形成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鼎足而立的格局。可见,每种新史书体裁的出现,都是对以前史书体裁的扬弃,蕴含着史家通过创新史书编纂模式从多维度再现历史事实的努力。

在同一种史书体裁中,历代史家也注重体例的改造与革新。纪传体是正史撰述的主要载体,但两千年来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之中。譬如,司马迁所写《史记》为纪传体通史。班固则书写了纪传体的断代史,删除《史记》中的“世家”,改“书”为“志”。其后,陈寿首次采用纪传体记载了同时并立的魏、蜀、吴三个政权的历史。范晔编纂《后汉书》时,则在纪传体中新增《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方术列传》《列女传》等篇目,完善了纪传体史书的内部体例。就编年体而言,《春秋》所记仅限于有年月可考的史事,至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其容量得以大大拓展,不仅记载人物和事件,而且记载典制和议论,对于没有确切年月可考的史事,也作了适当处理。可见,编年体史书由《春秋》的初具规模,到《资治通鉴》的鸿篇巨制,经历了一个不断革新的历程。同样,其他史书体裁也是在不断创新中日臻完善的。

史学遗产亟待总结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厚重遗产,理应得到全面的总结,从而为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增加推动力。然而,长期以来,历史编纂学往往被视为编书技术与方法层面的问题,这种看法限制了学术界对其价值的认识和成就的发掘。今天的史学研究应该纠正对历史编纂的认识偏见,以便更好地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遗产。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内容异常丰富,大致说来,应包括如下数端:一是重视对历史编纂思想的发掘,包括史家的著史立意、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如何再现客观历史的复杂进程等。二是总结历史编纂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勾勒出中国史家对历史编纂进行理论总结的整体风貌。三是关注时代与历史编纂的互动,既考察时代精神如何折射在史家的历史编纂中,又揭示出历史编纂学著作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四是将官修史书传统与私人撰史历程并重考察,充分发掘两者的主要成就、关系、特点等。五是着力探讨历史编纂如何助推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如何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入发展。六是细致爬梳史家编史的过程,着意于其著史的使命感、责任感。七是将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与西方史学进行比较,突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与优长,回应后现代史家对历史叙事的质疑与挑战。

中国史学要想在当今国际史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则应加强自身的话语体系建设,对中国历史编纂学进行研究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历史编纂学遗产的总结、继承乃至学科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重大的学术工程,需要史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当代价值研究”(09AZS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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