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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苏州的稻作文化
苏州稻作文化源远流长。从田野考古来看，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一定规模和比较成熟的稻作生产。几千年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水稻品种、生产工具不断改良。现代考古发现，包括苏州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的稻作之源。苏州的稻作生产，历来规模巨大，所产稻米除了供当地所需之外，还作为税粮和商品大量外运，乃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粮仓。苏州稻米的大量外运，极大地推动了水运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苏州商业的发展，并对市镇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稻作生产不但深刻影响了苏州人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形态，也对苏州民间信仰以及苏州人的道德价值体系产生深刻影响，同时还推动了苏州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并印染了苏州人的思想性格和文化心态。
第一节 概述
一、天时地利人和
《吕氏春秋·士容·审时》谈到农业种植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苏州的稻作文化，也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天是指苏州的气候条件。苏州处于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地区，气候温和湿润，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春季风和日丽，春雨绵绵；夏季炎热多雨，熏风习习；秋季天高云淡，晴朗舒适；冬季朔风不烈，冰冻期不长。地是指苏州的地形地貌。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地势低平而少山丘，河网交错，湖荡密布，是著名的水乡。这样的气候、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最适宜水稻的生长。而人是指苏州的先民，他们勤劳、智慧、灵巧、细腻，经过长期的实践，终于掌握了火耕水耨这种原始稻作生产，将自生自长的野生稻培育成了人工栽培稻，为生存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正是这样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机组合，孕育出了苏州地区灿烂的稻作文化。
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的日本绳文时代，日本列岛已种植水稻，稻种的粒圆、芒长和中国江南水稻具有同样的特征，加上伴随着出土的石刀，也完全是中国江南一带的形式。因此有人认为，日本列岛的水稻稻种和耕作技术，是从中国江南一带传入的。日本农业学者甚至认为，水稻是从长江下游经由朝鲜半岛南部，再通过北九州而传入日本列岛。由此可以追溯苏州与日本关系的起始。
二、稻作之源
苏州东郊唯亭镇北边一望无际的平川上，矗立着一个十来米高的土堆，因形似草鞋，人称草鞋山。1971年考古发现，这是一处人类生活的历史遗存，堆积层依次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春秋遗迹。就在马家浜文化层中，发现含有大量炭化谷粒的土块，经专家鉴定，为籼稻和粳稻，距今已经有六七千年历史了。
粳稻具有和籼稻完全不同的品质，它耐寒，抗病力强，不易落粒，能接受更多的肥料。野生稻种变成人工栽培的稻种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野生稻是籼稻型的，最初形成的栽培稻也是籼稻型的，这种籼稻只有经过不同栽培条件的长期驯化，才会逐渐演变成粳稻。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1974年，在吴县车坊摇城发现了完全炭化的稻谷遗存，有灿有粳，据测定，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马家浜文化。2003年，在昆山正仪绰墩的考古发掘中，也从马家浜文化层内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米粒。
此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桐乡罗家角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和湖南玉蟾岩遗址、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等，也都发现了早期稻作遗存。这一切足以证明，中国是稻作文化的发源地，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作文化的发源地。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也是稻作文化的源头之一。 
草鞋山古稻田遗址 
灵岩山下良田沃野
三、天下粮仓
据《吴越春秋》记载，越国向吴国“请籴”，“吴王乃与越粟万石”。一个诸侯国，一下子就能动用“万石”粮食，可见当时的生产规模。《越绝书》在提到吴国摇城时也说：“后越摇王居之，稻田三百顷。”
自三国孙吴历六朝的三百多年里，尽管北方战乱不已，但江南相对稳定，农业得到很大发展，稻作生产更有了长足的进步。《宋书·沈昙庆传》称“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千百年来，稻作生产的技艺和农具不断改进，稻作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江南米粮不仅漕运进京，成为朝廷最重要的财赋来源和经济支柱，而且还被当作商品远销四方，所谓“今自江以南，所在皆穰”，“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日渐成为全国最大的粮仓。
江南稻米作为税粮大量北运，促进了江南水上交通的发展。汉初，吴地船运就十分发达。到了隋代，为了保证江南粮赋能顺利北运，炀帝杨广前后发百余万民工，在原江南运河基础上开掘大运河，沟通了河、洛、江、淮等水系，从此南北漕运更是络绎不绝。
唐宋时期，苏州农业不断发展，皮日休在《崦里》里咏道：“崦里何幽奇，膏腴二十顷。风吹稻花香，直过龟山顶。。”就是一幅太湖流域丰收图景的写照。洛阳含嘉仓城是隋唐时的皇家粮仓，其中有多个米窖专放苏州米粮，一个就储大米一万三千余石，可见苏州漕米北运之巨。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更具体地指出：“臣知苏州日，检点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中稔指通常丰收年景，如大熟，当超过此数。平江一府产量相当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可见产量之高。当时平江府城中设有南北两仓，据元丰三年（1080）统计，两仓储粮达三十万斛，以供外运和京师之需，难怪当时有“东南之计，仰给于此”（《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的说法。
明代以后，苏州作为天下粮仓的地位更加显著。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为例，全国农田平均每亩征收税粮为三点四六升，苏州府农田每亩征收的税粮却高达二十八点五三升，苏州实征税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九百九十石（其中主要是稻米，麦只占百分之二左右），占全国税粮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强，比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税粮的总和还多，正如唐寅《姑苏杂咏》所云：“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
粮食的北运，不仅促进了内河航运，而且也推动了海运业的发展。杜甫《后出塞》诗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又《昔游》诗云：“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说的都是江南之粟集中苏州后，通过海运直送幽州的情况。元初，大都所需粮食亦多由吴地供给，但由于当时部分运河壅塞，至元十九年（1282），元政府命造平底海船六十只，运粮四万六千余石，自此以后，海运粮食的数量逐年增加，“终元之世，海运不废”（丘濬《漕运议》）。
高度发达的稻作生产，使苏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粮仓。
第二节 农技和农艺
一、培土
土壤是稻作之本，苏州地区的稻农，经过千百年的探索努力，培育出了太湖流域所特有的水稻土。它分五个层次，最上层是十二至十八厘米的耕作层，是人们耕作、施肥、排灌、耘耥等农艺操作影响最深的表土层，物质和能量交换最为活跃，落干后，土壤根孔周围有锈纹锈斑，它是有机物质与铁的络合物，酷似鳝鱼血斑，这是高肥力水稻土壤的重要标志；其次是八至十二厘米的犁底层，在水稻栽培中起着稳水促肥的重要作用；再次是渗育层，具有淀积性，受灌水淋淀影响，水分在此层滞留时间短暂，液内物质沉淀在土体裂隙或母土结构体表面，呈灰色胶膜状，有铁锰聚积斑点；再下面是潴育层，是土壤地下水位间歇性升落变动的土层，氧化还原作用在此交替进行，淋溶淀积作用强烈；最后是潜育层，是水稻田终年积水的部分，土体还原性强。这种水稻土还具有爽而不漏、深而不陷、软而不烂、肥而不腻四大特征。
二、治水和治田
治水是稻作生产的关键，据考古资料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并有了初步的引、灌、排水设施。2001年，在独墅湖东部湖底三点二平方公里范围内，发掘出四百五十多口古井，时间跨度从五千五百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一直延续到八百多年前的宋代。据专家推断，在如此有限的范围内开凿这么多水井，应该和稻作生产有关。
秦汉至六朝时期，苏州先民开始修筑更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盐铁塘即是一例。盐铁塘西起张家港杨舍镇北，向东横贯常熟市，经太仓至嘉定，由黄渡入吴淞口，全长九十五公里，相传是西汉吴王刘濞为运盐铁所开而得名。实际上它还是一项调节江湖吐纳、有利高低分治的水利工程，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高低分片治理的河道，既可“堰水于冈身之东，灌溉高田，又可遏冈身之水，减免湖东洼地数百里流注之势”（郏亶《苏州治水六得六失》），使两岸农田旱涝无虞。正如《常昭合志》所说：“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于是，海虞之名也就改成了常熟。这是南朝梁大同六年（540）的事，说明盐铁塘早在六朝已经对当地的水稻生产产生了推动作用。高低分开，旱涝兼治，是近代水利一项重要的治理技术措施，而在两千多年前，盐铁塘在客观上已经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唐代，吴淞口、元和塘两岸逐渐形成了纵浦横塘和圩圩棋布的塘浦圩田体系，即一种四周以河港为界的圩田，堤高河深，有很好的防洪泄水条件，史称“塘浦圩田”。它是我国古代最完善的一种圩田系统，对稻作生产的发展曾起了很大作用。到吴越时期，由于大规模建设塘浦圩田，使“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一跃成为我国的重要粮仓，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州府之一。塘浦圩田，将治水与治田有机结合起来，开挖塘浦，以利宣泄，里筑圩田，以利种植，是低洼地区围圩布局比较理想的形式。
范仲淹在苏州知州任上及入相以后，对苏州水利始终密切关注，并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结合的治水主张，妥善解决了蓄水与泄洪、挡潮与排涝、治水与治田的矛盾，推动了苏州的稻作生产。两宋时社会上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这样的谚谣。及至元明清，苏州圩田工程进一步发展，并传播到洞庭湖地区和天津滨海地区，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农学家王祯就将圩田工程看作是“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认为“富国富民，无越于此”。（《农书》卷十一） 
锦绣阡陌 虞山春色
三、稻艺
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苏州地区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稻作生产技艺，成为稻谷丰收的保证。稻作生产大致分以下几个步骤。
稻种处理。俗话说“好种出好苗，稗子出稗草”，选择优良稻谷留作种子是十分重要的。选择有片选和穗选之分，片选即将专门的种子田或其他长势良好的稻田单独收割、脱粒，留备来年下种；穗选则是在收割前挑选特别饱满的稻穗单割、单脱、单晒、单藏，留作种子。晒种是提高种子发芽率的重要措施，将稻种均匀地薄薄平摊在晒场上，连晒二三天（早稻略多数天），还要经常翻动，使其受热均匀。下种前对稻种还要作进一步的筛选，首先要将稻种放在按一定比例调制的盐水或泥水中，选出在五分钟内下沉的稻种，以淘汰秕谷、病谷及其他杂质，然后要对稻种浸泡、消毒。浸种时间长短需根据不同品种和气温灵活掌握，消毒的目的在于杀灭种子表面的病菌。浸种和消毒往往同时进行，冷水温汤或石灰水是过去最常用的浸种消毒液。如果播种季节气温偏低的话，还要进行催芽，促使种子提前发芽，播种后能迅速扎根。地坑催芽法是过去苏州地区常用的催芽方法。也有人家将稻种装入蒲包，用稻草缚牢，浸于河边或水缸，三五日后捞起，稍稍晾干，用稻草垫盖在蒲包上，待稻种萌芽两三分，即可择日播种了。
秧田管理。秧田是稻谷生长的摇篮，因此必须选择土松肥足、水源充沛、排灌方便的好田，早稻秧田还要求避风向阳，晚稻则要通风凉爽。做秧田是个细致活，要做到“晴天不开裂，雨天不积水”，“沟深板平基肥足，两头出水四周通，稻根杂草除干净，下松上糊泥浆谷”。苗床则需匀、细、平、肥。秧田做好后，就要落谷了，即将谷种均匀地播撒到秧板上。落谷所用种谷，按亩计数，分板定量。落谷后谷粒半嵌泥浆中，这时需用木板或铁铲将其轻轻压入泥中，以泥保根，达到防冻、防晒、防雀的目的，又有利于秧苗扎根。这道工序俗称为“蹋谷”或“蹋秧板”。此后，还要在秧板上撒一层草木灰。秧田管理以追肥、除草、防虫害和控温度为主要内容，但由于播种季节不同而略有差异。早稻育秧期间，因气温较低，秧苗成长缓慢，易发生烂秧现象，因此秧田管理以促生保温为务。晚稻秧田管理，则以防止秧苗疯长或瘦苗为主。健康成长的秧苗，就等待到时移栽插秧了。
莳秧与其他田间管理。莳秧即移栽秧苗，莳秧前先要做稻田，即对稻田进行翻耕、平整、施肥，为莳秧做好准备。第一天插秧称为“开秧门”，苏州稻农对此极为重视，还有一套传统仪式。插秧以浅插不倒为宜，每行六棵，要求横平竖直，棵距行距匀称。莳秧后，要在田里缺棵的地方进行补棵。莳秧后的田间管理，大致可分前、中、后三期。前期是指从插秧到分蘖末期，中期是指分蘖末期到抽穗前，后期是指抽穗到成熟。其重点在控制水、肥与防治病虫害，以保证苗壮株足，提高结实率，降低空秕率，力争穗重粒满获丰收。搁田、耘耥是田间管理中两项重要内容。为抑制无效分蘖，改善土壤通气性和田间小气候，促进新根成长，抑制病虫害发生，在秧苗存活返青后（约在莳秧后二十天左右），需将田里的水排干，让太阳将田板晒硬，称为搁田。搁田的具体日期、搁田时间的长短，需视秧苗、田地和气候等情况来决定。在管理中期，还要再进行一次搁田。耘耥的目的在除草、松土、促进分蘖。以前苏州稻农耘稻时下穿草裤，上穿小竹管串扎而成的马甲，手戴竹篾编成的耘爪跪行田间，以十指拔草壅土，将拔下的杂草塞入泥中以作肥料。王祯《农书》卷十三说：“尝见江东等处农家，皆以两手耘田，匍匐禾间，膝行而前，日曝于上，泥浸于下，诚可嗟悯。”
除此之外，还有收割、储藏等过程的管理，这些就不再赘述了。
四、稻作农具
古老的稻作文明推动了吴地先民对稻作农具的创造发明。草鞋山和梅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都发现了石刀、石斧、石锛以及蚌器等与稻作生产、稻米加工有关的器具。在古吴境内还发现了形制不一、用途各异的青铜农具及铁农具，包括耕地翻土用的犁、锸，中耕除草用的铲、锄、耨，收割用的铚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越溪出土一把锯镰，其正面有细密且间距相等的斜向平行篦纹，虽已经二千五百多年，依然表面光洁，纹饰清晰，刃口锋利，反映出当时苏州制作青铜农具的工艺水平和稻作生产的发展状况。到明清两代，犁、锄、耙、罱夹、耘爪、水车、镰刀、掼床、扇车、磨盘等各种材质制造的农具，更形成了一个系列，为稻作生产作出了贡献。
谈及苏州稻作农具，不能不提《耒耜经》。《耒耜经》是一部介绍江南农具的专著，相传为唐人陆龟蒙所作。书中记载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江东犁，它是一种曲辕犁，由铁铸的犁镵、犁壁、木制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键、犁盘等十一个部件构成，《耒耜经》对每一个部件的形状、尺寸、制作和功用都作了详细说明。江东犁操作灵活方便，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犁评、犁箭，进行深耕或浅耕，反映出唐代苏州农业生产已达很高水平。《耒耜经》还记述了耙、砺礋、碌碡等农具。《耒耜经》北宋元符年间付梓行世，后代的丛书、类书多收入或引录，它是我国问世最早、流传最广的农具专著，对研究江南农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稻种稻品
吴地农谚曰：“稻种三年，不选就变。”苏州农民十分重视稻种的选育，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努力探索，精心培育，不断淘汰陈种，推出新品。
吴地的稻种稻品不可胜数，所谓“江淮以南饭稻，自古已然，载在史籍，故农事以艺稻为首务。常人知稻之为米而已，不知稻之种实繁，虽老农或不能尽识”。谷穗色泽有红、黑、黄、青之别，米粒形状有长短、粗细、大小之分，播种时期有三、四、五、六月份之异，收获期从五六十天到一百五六十天不等。稻种如“一丈红”“深水红”“长水红”“鳗鲡糯”“乌口稻”等耐水耐寒，“红绿稻”等久旱不枯，宜种高陇，“松江赤”等不惧咸潮，“铁杆早”（黄糯）等枝干坚挺。按其米粒，则有的硬，有的软，有的糯而带滑，有的柔而不粘，有的以白著称，有的以香闻名。真是品质各异，应有尽有。范成大《劳畬耕》有云：“吴田黑壤腴，吴米玉粒鲜。长腰瓠犀瘦，齐头珠颗圆。红莲胜雕胡，香子馥秋兰。或收虞舜余，或自占城传。早籼与晚
明人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苏州吴县人，他写的《稻品》是我国保留至今最古老的作物品种专著，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系统研究水稻品种最早的著作。此书记载了十六世纪苏州一带籼粳稻品种就有三十八种之多，这足以说明苏州地区稻农选育稻种的高超才能。
苏州培育出的糯稻，粒大饱满，色泽银白，糯性适中，软熟滋润，香味纯正浓郁，醇香飘溢，素有“一家煮饭满村香”之誉。因历年作为贡品进贡朝廷，故称“苏御糯”。清圣祖玄烨曾将它带回京中栽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州也是我国最早种植双季稻的地方。左思《吴都赋》有“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之咏，这“再熟之稻”应该就是双季稻。双季稻的种植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南宋才改“双”为“单”。清康熙年间及后来林则徐、冯桂芬，都曾在苏州推广过双季稻。尽管现时双季稻已少有种植，但当时的双季稻对于探索稻米增产，解决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无疑是作出了贡献的。
第三节 苏州稻作的制度文化
与稻作相关的制度有许许多多，这里只介绍与苏州关系最密切和最有苏州特点的一些制度。
一、苏州重赋
田赋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主要收入。唐宋以后，经济中心日渐南移，江南成了国家的经济支柱，到明代苏州成了全国田赋最重的一府。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的田亩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一，税粮二百八十一万四百九十石，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九点五，是全国平均亩税的八倍多。弘治十五年（1502），苏州府的田亩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税粮二百零九万一千九百八十七石，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八，是全国平均亩税的三倍多。万历六年（1578），苏州府的田亩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三，税粮二百零九万二千五百六十石，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八，是全国平均亩税的七倍。 
丰产方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引丘濬《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时未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重赋成了压在苏州地区稻农身上的沉重负担，导致大量稻农生活艰辛，乃至不得不弃家逃亡。对这种情况，顾炎武也作了记述与分析，《日知录》卷十引杜宗桓上周忱书曰：“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顾炎武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明代宣德、正统年间，苏州老百姓迎来了一位关注民情、重视民生的知府况锺，他在任十二年，“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况锺初上任时，苏州府属诸县的赋税有四年未曾收齐，总额达七百六十余万石。况锺请求适当变通，被户部部议所否决，但从此却有所蠲免和减征。据《明史·况锺传》记载，况锺曾上书道：“近奉诏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它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在况锺和巡抚周忱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获得了“奏免七十余万石”的“皇恩”。除此之外，况锺还在苏州创立了“济农仓”，曾积粟“岁数十万石，赈荒之外以代民间杂办及逋租”。况锺卒于苏州知府任上，“吏民聚哭为立祠”。
清代也有一些比较体恤民情的官员，曾为减轻苏州的重赋作过努力。康熙四年（1665），巡抚韩世琪议减未允；十年（1671），巡抚冯祐请减；十三年（1674），布政使慕天颜又请减。二十四年（1685），汤斌抚吴，上《详陈苏松逋赋难清之由疏》，疏曰：“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而倚山傍湖，旱涝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区区两府，田不加广，而当大省百余州县之赋，民力所以日绌也。”“顺治初年，钱粮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宽。后因兵饷急迫，起解数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难逭部议。”“及此纂修简明全书之时，博集廷议，将苏、松钱粮合盘打算，各照科则量减一二分，定适中可完之实数，无存过重必欠之虚额，再将科则稍加归并，使简易明白，便于稽核。”他又请蠲免苏、松等七府州十三年至十七年未完银米。汤斌上疏后，苏州田赋方得裁减征额。但即使如此，一些地方恶吏，依然想方设法对稻农敲骨吸髓，使“输课之逾额，独数倍于他方”，“加以浮收、帮贴，又有条银、杂捐、徭役，竭一岁之收获，不足供一岁之征输。追比日急，贫者益困，户绝丁逃，嚣然无乐生之趣，此吴民之所以重困也”。直到同治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二、漕运漕粮
漕运是指朝廷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一种制度。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作百官俸禄和军饷开支，有时也用来为百姓食用作调剂。这种粮食就称为漕粮。漕运历史悠久，秦汉时已有记录。
漕运的主要通道是水路，苏州的交通地位是其他城市无法取代的。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5），夫差借太湖地区水道纵横之利，开凿运河，水出吴都平门，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无锡梅村），入杨湖（今常州、无锡之间），出渔浦（今江阴利港），入长江而抵广陵（今扬州）。这段运河是我国最早的运河之一，也是京杭大运河最早开凿的河段。
正是通过漕运，苏州等江南稻作区的大米源源不断地输往京师，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成为中央政权的经济命脉。也正是由于漕运，极大地推动了苏州的发展，孕育了浒关、枫桥、松陵、平望、盛泽等集镇。苏州经济、文化对全国的辐射和影响，也和大运河这条漕运通道无法分开。大运河苏州段内的闸坝、码头、桥梁、纤道等，乃是漕运历史的宝贵遗存。除运河以外，漕运还通过海道进行。元代海运的最高管理机构是中书省，其“左司”下辖“粮房六科”中的“海运科”为具体办事机构，主要则由分处南北的两大组织系统承办。南方的“承运”系统最终定名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当时这个机构的治所就在今天的苏州。至明代，除漕粮外，朝廷还征集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白熟粳糯米。
因黄河改道，运河浅梗，河运日益困难，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漕运已非必需，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停止了漕运。漕运徭役，征发既众，服役又长，以致贻误农时，曾是人民群众沉重的负担；但历代漕运保证了京师和北方军民所需粮食，有利于国家统一，并因运粮兼带商货，有利于沟通南北经济和商品流通。
三、族田义庄
族田义庄为北宋名臣范仲淹所创。仁宗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在长洲、吴县置田四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供给各房族人衣食、婚嫁和丧葬之用，世人称之为“义庄”。范仲淹还亲自为义庄定下了十三条规矩，如规定各房五岁以下男女，每人每天给白米一升；冬衣每人一匹，五到十岁减半；族人凡有嫁娶、丧葬者，分等发给现钱等。此后，他又在续定的规矩中规定：尊长不得干预义庄掌管人依规办事，族人不得借用义庄的人力、车船和器用，不得租佃义田，不得私自将义宅屋舍兑赁典当，不得占据会聚义仓，义庄不得典卖本族族人土地。南宋时，范氏义庄田产建筑增多。宁宗时，族人购置田产，另置“小庄”，以补义庄不足。理宗时，义庄田产达三千多亩。
范氏义庄为宋代宗族置田开创了先例，各地官员竞相仿效。义庄田产的用途不仅在赡养本族族人，而且扩大到培养本族士人和赈济本地贫苦百姓。
族田义庄在元明时有所增加，但为数不多。清代两百多年间发展比较迅速，各省都有关于族田义庄的记载，而以江南最多。清代吴县见诸记载的义庄，达五十九族姓，田六万三千七百一十九亩。义庄的建立虽出自于维系宗族关系的考虑，巩固了封建的宗族制度，但客观上对社会的安定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清人方苞曾在论述范氏义庄时明确指出，范氏族姓宗法所以长期持续不坠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冯桂芬也说，“千百族有义庄，即千百族无穷民”，使“亿万户皆有庄可隶”，则“奸宄邪慝，无自而作”。
第四节 稻作生产对苏州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对商业、运输业、苏州城镇发展的影响
稻作生产，特别是稻米交易，对苏州商业、运输业以及苏州城镇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苏州生产的大米，除了供当地居民食用和作为税粮上缴以外，还有大量剩余；而许多地方对稻米日益增长的需求，则为苏州大量剩余大米提供了市场。这样的稻米交易极大地推动了苏州商业和市镇的发展。至明代，丝绸纺织业在江南发展迅速，出现了丝贵米贱的情况。蚕桑生产的收入高于稻作生产，致使许多农民将稻田改成桑田。此外，当时棉织业在江南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又使大片粮田变成了棉田。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态势，使许多农民也都必须到市场上去购粮，才能补其产粮的不足。原先的许多产粮区，如杭、嘉、湖等地，此时多以蚕桑为业，粮田日益缩减，即使丰产之年，办完漕粮，所余已不敷民食，变成了“缺粮区”。
于是，米市便在苏州等地兴起。运河等水道不仅是漕运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成了粮食贸易的主要流通渠道，许多市场便在运河沿岸应运而生。在这些市场上，店铺林立，货物山积，生意兴隆，车船交织，聚居了大量人口，这些市场也就慢慢发展成了集镇。
当时枫桥是全国最主要的粮食集散地，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说：“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取资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据叶昌炽《寒山寺志》卷二记道：“盖庚申以前，海道未通，两湖江皖米艘自长江泛舟而下，漏私海舶，又皆麇聚于此。闻诸故老云，自昌门至枫桥十里，估樯云集，唱筹邪许之声宵旦不绝，舳舻衔接，达于浒墅。”枫桥的米价，影响全国各地米市行情，民间有“探听枫桥价，买粮不上当”之谚。至咸丰十年（1860）战乱后，米市才北迁无锡。其他一些集镇，也在粮食交易的推动下繁荣起来，如月城（阊门外）“有南北濠、上下塘，为市尤繁盛”（乾隆《苏州府志》），安亭镇“自早至日中，涩沓相竞，声沸水面”（同上），许市镇“居民际水，农贾杂处，为一大镇”（正德《姑苏志》卷十八），黎里镇“每日黎明，乡人成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尤多。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光绪《黎里续志》卷一），平望镇在弘治以后“居民日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枫桥目之”（乾隆《吴江县志》卷四）。
二、稻作影响民间物质生活形态
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稻米曾经是苏州地区最主要的生活资料，稻作是最主要的社会生产，它对苏州民间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州饮食的最大特点是以稻米为主食，食制也和稻作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农村，平日以“一干二稀”三餐为常，农忙时不但改粥为饭，而且还增加餐数，一日吃四顿，秧时要吃到五顿，以增加进餐次数来维持体力，以适应高强度的稻作生产。
苏州地区的某些节令食俗，也是稻作生产的产物。如农历二月二，要吃撑腰糕；三月三，要吃眼亮糕。据说吃了可以腰脚轻健，筋骨强壮，种田时腰腿不疼，眼目清亮。其实，所谓撑腰糕、眼亮糕，就是油煎的隔年年糕，不管它是否有强筋骨、明眼目的功效，至少人们通过这一民俗事象，寄托了希望有一个强健身体以适应稻作生产的心愿。
第一天莳秧，一定要吃菜花头干烧肉，并要将十至二十根不切断的菜花头干打成结，以象征稻穗茁壮。农民们对大田劳动期间的食品营养非常注意，一般要吃黄花鱼、粽子、菜花头干、肉、咸蛋等平时不易吃到的东西。农历三月二十八是苏州民间的长工生日，说明这个时间是最要长工出力、长工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一天，主人家要好好待长工，因为稻田里农活的好坏全在长工手里，正如俗话所说：“小菜碗在东家娘娘橱里，生活出勒浪我伲手里。”四月八日，枫桥、木渎、胥口、横泾等地则有吃乌米饭的习俗。乌米饭由糯米加乌饭树叶的汁煮成。据医学测定，乌饭树的子、根、叶具有益精气、强筋骨、明目、止泄等功效。苏州西郊山区多乌饭树，乌米饭也就成了当地农民农忙季节的滋补食品。
这些食俗尽管名目各异，花色不同，但其通过饮食来强身健体，以适应稻作生产繁重体力劳动需要这一点却是相同的。
苏州甪直、唯亭、陈墓一带农村的妇女服饰最能说明稻作的影响。那儿的妇女梳盘盘头，扎包头巾，着拼接衫，穿作裙，裹卷膀，蹬绣花鞋。
水稻生产，脚陷泥浆，手沾泥水，且大多是弯腰农活，如果头发蓬乱，散发下垂，就会遮住视线，还会使脸上奇痒难忍，满手泥水，欲掠不能，必然影响生产。为防止在稻作生产时头发散落，农妇们将头发在头顶上挽成髻，这样就出现了盘盘头。雨天戴斗笠，最怕野风，更兼弯腰劳动，使斗笠倾斜，更易招风吹袭。盘盘头正好将发髻嵌入笠帽，再将帽带在下巴下系牢，这样即使风吹雨打，斗笠也平稳牢固。田野风大，插秧时都是背风后退，收割时也是背风劳作，如果不扎包头，背后吹来的风就会将散发吹向前额，遮住眼睛。同时，夏秋季节，田间虫多，常会飞入发际耳中，这时，满手泥浆，无法抓挠。包头却能将发团固定，不让它被风吹散，弯腰劳作时，头发也不易脱落下来，同时也防止了小虫的侵扰。它还起到了夏天遮阳防雨，冬天挡风御寒，脱谷时防尘保洁等作用。
稻作劳动时，上衣的肘部、肩部特别容易破损，破损部位补上不同颜色的布料后，颜色、花纹、图案各不相同，反而特别好看，这就促使农妇们在制作新衣时，干脆就有意识地在肩头、衣袖等处用不同颜色和花纹的布料拼接，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拼接衫。（后来这种拼接发展到裙子和包头，使这里的农妇服饰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拼接衫，大襟，襻纽，衣长，腰宽，紧身适体，袖口特别小，袖底却特别大。衣长，是为了在弯腰插秧、耘稻、收割时，上衣后摆能遮住臀部，避免烈日的曝晒和冷风的吹袭；腰宽，可以在弯腰、扬臂、摆动身体时，始终使身体感到舒适自在，也能让汗水畅流，胸背部通风透气；袖口小，下田时往手臂一捋，就能紧紧扣住手臂，劳动时不易下滑，可以防止沾上泥水和小虫、杂草的侵入，而袖底宽大，则胳肢窝处可以避免牵扯摩擦。顺便提及，农妇们穿的裤子，也是裆大，裤脚短而裤管小。稻田劳作，经常弯腰起蹲，裤裆宽大，起蹲时使人感到舒适宽松，出汗时也不致感到湿热；而裤脚短，下田时就无须揎卷，用稻草在膝弯下一扎，野风吹不进，小虫爬不进，立在泥潭之中，也不会沾上泥水。作裙束在拼接衫外，一般用两幅布做成。系裙腰的带子特别长，在腰间绕一周后挽结。作裙中间开裆，便于下蹲劳作。妇女的上衣较长，作裙将它们束在腰里，加上腰带，能增加腰部的力量。弯腰劳动时，腰背部也不易受寒风的侵袭。作裙下摆较大，不会影响行动，下身也较为暖和。在田野大小便，还可以起到遮羞的作用。卷膀裹在小腿上，不但可以抵御风寒，而且还能防止杂草、小虫、尘土的侵入。总之，这种别具特色的服饰都与稻作生产密切相关。
船是过去苏州稻作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水乡泽国、河网密布这样特殊的地理条件下，船便与稻作生产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购置农具、罱河泥、运肥、到城镇里去收集粪肥、收割后运稻、交租、交税、收账、运粮到专门工场进行加工、卖柴卖米等等，几乎全都靠船。总之，船在稻作生产中用途广泛，稻作生产也离不开船。
稻作生产对苏州地区农舍的结构、布局也影响巨大。苏州农村住房与稻作生产关系最大的是场，所谓场就是民宅前边用来打谷、晒粮、堆柴禾的空地。苏州农村住房一般都造在场的北边，坐北朝南。这是为了不让住房挡住太阳，使场上有足够的阳光日照来晒谷、晒柴禾，同时也为了使住房能冬暖夏凉。另外，房子大多造在河边，这样方便汲水洗涮，可以停船，照看也方便。苏州民间又强调“亮灶暗房”，即灶间要亮，房间要暗，有“亮灶发禄，暗房聚财”之说。其实，灶间亮，有利于农时早起做饭烧菜，可以节约灯油；房间暗，符合农民富不露财的心理，给人以安全感。
三、稻作生产对苏州人精神文化的影响
稻作生产对苏州社会文化的影响深远，民间信仰体系的构成、科学文化的发展乃至苏州人的思想性格、文化心态无不与稻作生产息息相关，留有稻作生产的深深烙印。
太湖之滨的古吴之地，给吴地先民创造了种植水稻的条件，带来了鱼鳖之利，但水稻生产又非常艰苦，水涝灾害和蝗虫的袭击，常使农民们丰收的希望化为泡影。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征服自然能力非常有限的时代，许多自然现象人们无法解释，许多苦难人们无法逃避。从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答案、得不到的力量，就只能到虚幻的世界中去探求、寻找。可以说，从对鸟、蛇、蛙的原始崇拜，到对龙王、猛将的信仰，几乎无不与水稻种植有关。这种崇拜与信仰，数千年来曾经是吴地人民价值体系的曲折反映。
草鞋山出土的泥质黑衣陶带盖双鼻壶，壶腹中心部位饰有昂首展翅翱翔的飞鸟纹，昆山赵陵山良渚文化墓出土的刻有神人和鸟兽的玉饰件，吴江梅堰出土的许多陶鸟形壶等，这些都说明，苏州地区早就有了对鸟的崇拜。《吴越春秋》卷四说：“禹崩之后，众瑞并去，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直到现代，苏州农民砻谷时若看到老鹰盘旋叼食，麻雀啄谷，还是不加驱赶，允许它们啄食，这正是古代鸟崇拜的遗存。旧时苏州儿童头部梳理头发，也要前后左右留发，梳成小辫，象征鸟嘴、鸟尾和羽翼。“鸟还为民田”，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王充《论衡·书虚篇》说：“鸟自食萍，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论衡·偶会篇》又说：“雁鹄集于会稽，去避碣石之寒，来遭民田之毕，蹈履民田，啄食草粮，粮尽食索，春雨适作，避热北去，复之碣石。”候鸟这种“春拔草根，秋啄其秽”的自然现象，好像是在帮人耕田，人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便把它归于“禹功”。于是，鸟便成了吴地稻农最原始的崇拜对象之一。
鼠曾是稻田最大的危害之一，人们对猖獗的鼠害防不胜防，而蛇却是鼠类的天敌，它极大地帮助了稻农，于是激起人们对蛇的崇拜情感。过去苏州娄门有蛇王庙，受到农民的供奉。稻农如在田间劳动时发现蛇，不可打，只将草木灰撒于蛇身，让它自己走掉。
青蛙会吞食螟蛾、响虫、青虫等二十多种稻田害虫，过去也受到稻农的崇拜。胜浦前戴村等地方，更有禁止捕蛇捉蛙的村规民约。
牛对稻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稻农对耕牛都有很深的感情，过去有“斋牛宫”的习俗。《吴郡志》卷二记道：“牛栏亦名牛宫，吴地下湿，冬寒牛即入栏，唐人谓之牛宮。”陆龟蒙《祝牛宫词》小序也说：“冬十月，耕牛违寒，筑宫纳而造之。”可见人们对耕牛的爱惜。苏州许多地方都有牛王庙或牛王殿，祭拜牛王。每年出梅，插秧结束后，还要用两只团子（或馒头）、三样菜（鱼、肉、素菜）、一壶酒来斋牛栏。斋过牛栏以后，要拗酒给牛吃，据说那天是牛的生日。
水稻离不开水。史有“禹治水于吴，通渠三江九州”等说，大禹是治水英雄，稻农（包括渔民）都将他看作是水神。禹王庙是禹王信仰的产物，苏州东西山就曾有过四座禹王庙。
龙王也是农民心中的水神，凡有水处，无论江河湖海、渊潭塘井，莫不有龙王，负责各地水旱丰歉。苏州各地龙王庙林立，龙王信仰深入民间。乌鹊桥东南原有龙坛，相传为阖闾所造。唐贞元年间建为五龙堂。据记载，南宋淳熙十年（1183），吴郡大旱，郡守至五龙堂斋祓四日，竟然大雨倾注，奏报朝廷后，诏封为灵济庙。绍熙四年（1193），五龙神被敕封为东灵侯、西灵侯、中应侯、南平侯、北宁侯。从此香火大盛，岁有赛会。
现代考古还发现大量古代水井，数量之多，分布之密，绝不仅为满足生活需要，而是与稻作生产有关。井泉也曾是苏州人崇拜的对象，苏州人除夕有封井、祭祀井泉童子的风习。
蝗虫是稻作种植的一大灾害，猛将是苏州民间的驱蝗神，猛将信仰十分广泛，许多地方都有猛将堂。关于猛将神究竟是谁，历来说法不一，按苏州民间传说，猛将姓刘，是个苦孩子，母亲死后，父亲娶了后娘，后娘待他十分刻薄，处处刁难，后来还把他赶出了家门。有一年，田里突然飞来了大片蝗虫，眼看庄稼都要毁了。猛将就拿起竹竿，脱下身上破衣衫，往竹竿上一扎，就冲到田里去赶蝗虫。他想把它们赶到海里去喂鱼虾，免得别人田里庄稼再遭殃，就日夜不停地赶。最后，蝗虫固然被他赶到了海里，他自己却也被一个浪花卷到海里去淹死了（一说是被蝗虫咬死的）。人们为了纪念猛将，给他造像，供在庙里，称他为猛将老爷，每年他生日那天以及稻子成熟时都要出会祭祀。苏州民间认为猛将除了能驱蝗外，还能司雨，所以过去久旱不雨，就有“待猛将”之举，祭祀之外，还抬了神像在烈日下巡游，希望他能感受到人间无雨干旱的苦痛，大发慈悲，普降甘霖。
苏州米业的发展，还产生了对米业祖师和仓神的崇拜。吴江盛泽镇的米业，就供奉后稷为祖师，《吴江盛泽镇米业公所碑记》记公所有“厅事三楹，供奉先农后稷及文武二圣神位”。苏州米业则供奉仓王，建有仓王阁。据《五丰公所碑记》云：“职等系粮食营生，向有仓王阁供奉香火……议将此房改建仓王阁，供奉圣像，为米业公所。”
诸多的民间信仰，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美好愿望。民间信仰同样是人民群众道德理想的一种反映，看看民间信仰中诸多的崇拜对象就可以知道，被人民群众当作正神来崇拜的，是那些在传说中或历史上为人民创造了功勋、作出了贡献而受到人民拥护和爱戴的人。这些民间崇拜与信仰，是吴地人民千百年来在艰苦稻作生产中创造出来的一份重要的精神财富，是吴地民间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稻作生产也使吴地农民早就掌握了许多天文、气象等方面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往往以通俗易懂的谚语来表述。如农历初八有“上八不见参星，月半不见华灯”“参星参在月背上，鲤鱼跳在镬盖上；参星参在月口里，种田种在石臼里”等谚语，以八日黄昏参星的隐现、位置来预测天气的晴雨和年中的水旱。这类谚语，都是千百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搜集起来洋洋千万条，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水稻生产是相当繁重的，而讲故事、说笑话、唱山歌，正是用以缓解身体疲劳、宣泄内心寂寞和痛苦的途径。韩愈《送孟东野序》就说：“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而这种故事、笑话、山歌，构成了苏州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历史悠久、遐迩闻名的吴歌，也是在江南水乡稻田之中诞生的。稻农的劳动生活和喜乐忧苦，也成了文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稻耕是吴地最早、最基本的社会生产活动。水稻生产万万焦躁不得，春种夏收，勤奋耕耘，水多了要排，水少了要灌，还要除草、驱虫。千百年来这种特殊的稻作生产，将苏州人的心肠磨细了，将他们的性格磨柔了，也把他们的心灵磨得和水一样灵动聪慧。
千百年来的稻作生产，确实对苏州人的思想性格和文化心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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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吹甑甗间。”诗下自注：“长腰米，狭长，亦名箭子。齐头白，圆净如珠。红莲，色微赤。香子，亦名九里香，斗米入数合作饭，芳香满案。舜王稻，焦头无须，俗传瞽瞍烧种以与之。占城种，来自海南。
，籼禾，价最贱。以上皆吴中米品也。”从中可见吴中米品之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