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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晚报—— 有话要说 安徽安庆太湖县的章先生，已来北京打工多年。近日，他需要取出15年前在北京一家银行的存款，却被银行告知身份证号有改动，需要派出所开证明才能取。2004年，因为行政区划调整，章先生的二代身份证号发生了变化，而他存款时用的是第一代身份证。户籍地派出所以公安部发文称不让开那种证明，拒绝了章先生的请求。经过几番周折，目前户籍地民警已同意开具证明。 （6月5日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根据现行的《居民身份证法》，公民身份号码本是公民个人唯一、终身不变的个人标识。从银行的角度来看，由于取款人和存款人的身份证号码不一致，也没有相关证件留存的图像信息进行比对，故难以判断其身份的真伪，拒绝章先生取款，也符合最大限度保护储户利益的宗旨。银行要求章先生前往派出所开具证明，并不能算是“纯粹的奇葩证明”。 行政区划调整，这是国家或者各地根据发展需要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但从现实来看，一些地方，似乎首先考虑的就是某个方面的政绩，却对由此给普通老百姓增加的社会成本罕有应对之策。 从该案来看，身份证换号缘起行政区划调整，行为由公安机关主导，与公民的个人意愿和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说，身份证换号就是行政区划后续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理应为公民预防这一“后遗症”。若出现问题，政府有关部门也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帮公民解决好。而如果让公民自行解决身份认定问题，就是责任倒置。在该事件中，当地户籍派出所开始以公安部要求不开此类证明为由，拒绝为其提供便利。公民却需要为证明自己身份提供繁琐的证据，难度大，成本高，这都是行政区划调整后遗症在多年后仍未治愈的表现。 而此类由行政区划调整，给公众带来不便的事例近年并不少见。有的涉及单位或街道名称变更、有的涉及管辖范围的重新划定、甚至涉及百姓日常消费用品的供货问题。 所以，行政区划调整应涉及一整套更为细致的工作内容。一方面政府应当提前做好方案，对于每一处涉及修改的地方，应落实到机构甚至个人。只有将其中涉及的规则和操作流程、时限更清晰地规定下来，才能保障后续工作有章可循。 其次，为避免个人、单位在未来的工作生活中因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麻烦，政府有关部门在管理服务的过程中，针对需不需要出证明、谁出证明、怎样出证明等问题，一定要坚持让责任心多跑路，让数据多跑路，让服务多跑路，想方设法增强管理服务的主动性、积极性、科学性和及时性，想方设法从自身的角度解决问题，从而让民众少跑路、少费力、少花钱。 总之，无论改名还是行政管理级别、范围发生变化，它涉及的不仅是行政层面的工作转变，更应从细处着手，别再把麻烦留给百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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