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泰戈尔1924年5月的那次访华，或许凌叔华不会被历史记住，因为在“五四”后成长起来的那一拨“才女”中，她的人生显得多少有些平淡—既没有丑小鸭变白天鹅般的传奇，也不曾有逃婚的悲壮和多角恋爱的轰动，即使有过一次小小的出轨多少爆出了些绯闻，但很快就平息了，她长达90岁的生命长河中似乎一直波澜不惊。要知道，与她同一拨的才女们，似乎都应了“红颜薄命”的古话，多数都曾沦为了爱情婚姻的悲剧主角而命途多舛，相比之下，凌叔华似乎倒是一个例外—人生本来应该如此的正常状态，在那个时代反显得不正常—这倒又让我们今天回望那段历史时似乎又无法忽略她，更何况还有泰戈尔1924年5月的那次访华哩！
泰戈尔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人，自然成了整个亚洲的骄傲，一时间内，亚洲许多国家纷纷邀其访问。1924年5月，世界文坛上如日中天的泰戈尔，应北京大学等邀请来华访问，自然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北京大学作为主人，主要接待任务自然由其负责；而泰戈尔说到底是一位用英文写作的作家、诗人，具体接待任务，又自然理所当然地落到了英国文学系；而英文系系主任是陈西滢，这光荣任务又自然最终落到了陈西滢的头上。
陈西滢是个“雅人”，他想将接待场面弄得尽量雅一点，因此他觉得自然不能在学校的饭堂为这位世界级的大文豪举行欢迎晚宴，而京城的饭店、宾馆，虽然不乏豪华和奢侈的，但那种地方终脱不了俗的底子；得找一处雅致而不失气派、清静而不失温馨、特别而不失庄严的地方，来举行一场别致、热情和浪漫的欢迎晚宴！为此，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叫凌瑞棠的女学生。
这个凌瑞棠，此时只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但其父凌富彭可不普通，他不但精于艺文、思想开明，而且还是北洋政府的要员，其新装修过的官邸，陈西滢去过，觉得其风格和气派正合乎他想象中的要求，若是在那儿设宴，一定会给诗人留下很美好的印象。
陈西滢先以老师和院长的身份与凌瑞棠“商量”，凌瑞棠再回去向其父“请示”，结果是凌富彭意料之中地表示出热烈欢迎、求之不得的态度，因为能将世界著名的文豪请进府上，那实在不是一件普通的幸事，而是太有面子、太长脸了！
其实，陈西滢当初之所以想到这个主意，其实除了他看中了凌府的环境外，还看中了凌瑞棠本人。凌瑞棠相貌清秀、气质高雅，此时24岁的她虽已是一举止进退都很成熟得体的大姑娘，但又时露活泼可爱；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她才华出众、文笔优美，常有作品发表于校内外报刊，是校内外知名的才女—如果青春四射的她在座，宴会一定会有别样的精彩；但如果在别处，还是学生身份的她是不合适参加宴会的。另外，为泰戈尔担任随行翻译的是徐志摩与林徽因，如果不再有别的女性在场，那宴会上便只有林徽因一个女性，这似乎也不合适。
在凌府那场注定将进入历史的宴会上，凌叔华几乎是以主人的身份在席间穿梭，她美丽的身影和青春的微笑，果然给宴会增色了许多。同时，睿智而敏感的诗人发现，就是在这次宴会上，一直坐在身边为自己屡屡作着词不达意的翻译的老朋友徐志摩，差不多已爱上了眼前这位美丽的姑娘。
徐志摩与泰戈尔其实早在英国时就已认识并成为了忘年交，对于徐志摩爱情和婚姻上的境况他也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一直很关心。此时，虽然说林徽因已公开与徐志摩分手并与梁思成订婚了，但是敏感的诗人从这些天他们俩同时担任自己的翻译工作中，早已看出了徐志摩其实对于林徽因并没有释怀。现在，泰戈尔又看出了徐志摩的感情在两个女人间摇摆，作为老朋友，不禁又更多了一份担忧。他很真诚地建议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既已分手，就一了百了，眼前的凌叔华“比之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那场宴会上，凌叔华的确给诗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几天后，泰戈尔离京去外省继续他的访华行程，翻译由徐志摩一人随行，林徽因前来送行，临别时徐志摩竟在月台上忙着为林徽因写信。火车启动了，徐志摩将一张刚写完的纸欲递给窗外的林徽因，在一旁泰戈尔的示意下，其秘书一把夺过了这封信—善良而好心的诗人，不愿意徐志摩再与林徽因藕断丝连。
泰戈尔将秘书夺过的那张纸展开，原是一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惊讶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偶然》
读完这首诗，泰戈尔长长的舒出了一口气，因为徐志摩在诗中所表达的，也正是他所希望的，他希望徐志摩能就此真的“忘掉”林徽因而走近凌叔华。
二
凌叔华出生于1900年3月25日，其父亲凌富彭籍贯广东番禺，与晚清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是同乡，且还是同榜进士，曾参加过“公车上书”，思想还是较为开明和进步的。他考中进士后，先入翰林院，后外放保定知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尹和直隶布政使等要职，因此凌家是一个标准的书香门第、官宦之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凌富彭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能与时俱进。当“辛亥革命”爆发进入民国后，他既能识时又能适时，因此很快就又进入北洋政府，并出任要职，继续为凌家保持住了较高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
俗话说：“儿子要穷养，女儿要富养。”意思是男孩子因为将来要在社会上吃苦打拼，所以得“穷养”着以锻炼他的意志与能力；而女儿要尽量“富养”，让她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一个高眼界，这样她将来走上社会后会比较独立和有主见，至少不太会被不怀好意的情色之徒轻而易举地骗跑。
凌叔华就是一个被“富养”着长大的女孩子。
凌叔华出生后，在这个大家庭里本不占有太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二，一是她只是三姨太所生，正如民间所谓“小娘养的”；二是她是这三姨太生下的第三个女儿了，也是凌富彭的第十个女儿。正因为这两个原因，在那普遍重男轻女的时代里，凌叔华出生后其实起初并不太受凌家的重视。好在凌叔华不但生性乖巧懂事，而且难能可贵地活泼聪明，很快就从众姊妹中脱颖而出。
此时的凌家，可谓时时高朋满座，常常胜友如云，那些高朋胜友之中，既有达官贵人，又有丹青高手，甚至艺坛领袖，如齐白石、梅兰芳等，常是凌家的座上客。他们每每莅临，凌家或是堂会，或是笔会，总是或丝竹悠扬，或翰墨飘香。每当此时，小小年纪又聪明伶俐的凌叔华，总穿梭其间，有时看着客人，或笔走龙蛇，一挥而就，或轻描淡写，简笔漫勾，一张雪白的宣纸上，一会儿就或云蒸霞蔚，或丘壑纵横，一切都如变魔术一般，且每每客人放下画笔，总赢得一阵喝彩。对此，小小的凌叔华总是充满兴趣。有时看到洁白的宣纸上出现一只蜻蜓、一尾小鱼、一只蚂蚱等，她甚至会调皮地扯住客人的衣袖，嚷着“教我画嘛！教我画嘛”，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有时客人真会将她抱起来，让她拿起画笔，再手把着她的手画起来……那这位手把着她的手的被她叫做伯伯或爷爷的客人，或就是齐白石，或就是梅兰芳，或就是陈半丁等大画家、艺术家。凌叔华对艺术如此的兴趣和表现，让凌富彭很是开心，他渐渐地喜欢上这个三姨太生的小女儿了，并越来越喜欢，于是他决定要好好培养这个女儿！内心里，他也希望凌家能出一个一流的艺术家，为凌家光耀门庭。于是，名著一时的“北京画会”名画家王竹林，成了凌叔华的第一任绘画家庭教师；又不久，曾是慈禧太后御用画家的缪素筠，竟也被凌富彭常请到府上指点凌叔华画画。
其实凌富彭自己对于绘画也并不陌生，他深知要成为一个优秀画家，只耽于画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画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学画后在磨炼画技的同时还必须丰富文化修养。因此，当凌叔华画技进步到一定程度后，他又为凌叔华请了各科名师，其中英文教师就是能英文报纸倒读、被称为“晚清怪杰”的辜鸿铭；国学大师陈寅恪也曾常出入凌府，不断给凌叔华学业以指点。凌叔华后来成为了民国时名著一时的女作家，同时又在绘画上多有成就，甚至其画名还远播国际，也可谓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中国画家，很明显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其源头。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后来凌富彭还将凌叔华送进学校读书，先是天津师范学校，后又进了北京大学。不说北大是当时中国学费最贵的大学，凌富彭将女儿送进去一定得花去不少银子，只说这行为在当时也可谓是开明之举。我们不妨将凌叔华与同时代的苏雪林、杨荫榆和张爱玲等比较一下，前二位求学的机会来得是何等的艰难而悲壮，这里就不必细说；至于张爱玲，她自己要出去读书，可她的父亲为了不让她出去，竟然将她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多日。我们不说日后苏雪林的极端、杨荫榆的怪僻和张爱玲的阴郁等，全都是因此而造成的，但至少与之是很有关系的；而对于凌叔华来说，她早年的这种被“富养”的经历，也一定会在她以后的人生中历程中有所表现。
的确！泰戈尔在欢迎晚宴上，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像一只蝴蝶在席间翩翩飞舞的凌叔华，一下子就觉得她更适合做徐志摩的夫人，她“比之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她的性格一定会对徐志摩奔放如火山般的性格有所补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