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一个人年少时读什么书，大抵构成其后生命的底色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哲学教师

　　本文首发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05月15日）

　　阅读的月色

　　

　　一个人年少时，在什么环境下读什么样的书，大抵也就构成他其后生命的底色。这个阅读的起点，每个人不一样，因此难有所谓普遍的阅读途径或人人适用的书单。这种偶然性和差异性，或许也是使得许多读书人具有鲜明个性的重要因由。阅读，尤其是年少时代的阅读，有点像是心灵播种。你种下什么，就长出什么。

　　我在大陆农村出生，在偏远小镇长大。我开始爱上看书，大约在小学一、二年级。最初看的是连环图，有点像现在的漫画，也称小人书。第一本教我着迷的，是《三国演义》，而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是百万军中救阿斗的常山赵子龙。

　　那时家里穷，想看书，就只能到街边的小书摊。书摊老板也随意，用长绳将两棵树连起，然后将连环图一本一本挂上去，有二三百本之多，读者想看那本取那本。租金是一本两分钱，但不能借走，必须坐在树下小板櫈看。夏天天气炎热，蚊多，街上灰尘扑面，但很奇怪，只要一书在手，我就可以立刻将外面的世界忘个一干二净，完全沉醉于刀光剑影的故事里。

　　我读的这些小人书，大部份是神话和历史故事。到了三、四年级，识字多了，不再满足于连环图，遂开始找大人书来读，例如《封神榜》、《西游记》和《水浒传》等。我特别喜欢《封神榜》，尤其书中那位会遁地术的土行孙，最最教我惊叹。印象中，《聊斋志异》、《七侠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大明英烈传》等，都是那时候的至爱。

　　这些书从哪里来？那时镇上没有图书馆，自己又买不起书，于是只能问人借。我喜欢去大人家串门，留意屋中是否有书，然后恳求他们借我。有时班上有人买了最新的《故事会》，大家就会排队轮着看。那时的我，有严重的阅读饥渴症，什么书都读，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史》之类，因为里面的战争场面很吸引。

　　当时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校，大人都不鼓励小孩读课外书，所以我总是活得偷偷摸摸。有时给发现了，少不免一顿责骂。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读？快乐啊。那时的日子并不苦闷，也不是没别的玩意可玩，但没一样东西能像阅读课外书那般带给我无以名之的愉悦。

　　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有次我不知从哪里借来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听别人说这是世界名着，满心欢喜，谁不知很快读不下去，因为我根本记不清那些长长的翻译人名，总是被弄得晕头转向。我是直到后来进了大学，才开始读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助夫的兄弟们》等俄国作品，可见那些译名带给我多深的挫折。

　　虽然读得乱七八糟，而且兴趣愈来愈广，但在我的少年时期，真正令我读得如痴如醉且难以自拔的，只有两位作家，那就是金庸和琼瑶。多年后回望，我甚至觉得，没有他们，我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

　　先说金庸。我是什么时候迷上金庸的呢？这背后有个故事。那时是八十年代，李连杰刚拍了《少林寺》，全国为之疯狂，每个男孩都迷上武术，人人幻想自己有天也能成为武林高手。其时有本月刊叫《武林》，正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每期十多页。我读了几期后，开始泥足深陷，读完一期就痴痴的等下一期。

　　如果有书瘾这回事，金庸就是令我上瘾的书毒。怎么形容呢？就是你一旦拿起来，你就不可能放得下，脑里无时无刻都是书中情节，世间所有事情都再也见不到。不幸的是，读了几期后，可能是版权问题，连载便消失了。这真是害苦了我。我当时并不知道金庸是谁，也不知道去哪里可找到他的书，但我知道，没有了郭靖黄蓉黄药师洪七公，我的日子过得很不快乐。

　　又过了一段时日，我认识的一位同样嗜书成迷的高年级同学，有天拉我到一边告诉我，他知道那里可以找到金庸。原来当时镇上有家地下租书铺，专门出租港台原版武侠小说，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主，是店主专门托人从香港偷购回来。书铺不开门营业，必须有熟人介绍。在那个年代，出租这些港台图书，是有风险的。

　　我仍然隐约记得，第一次去那家书铺，就是由那位高年级同学陪同。屋子晦暗，里面别的什么也没有，全是书。或者准确一点说，全是金庸、古龙和梁羽生，而且全部用牛皮纸包上封面，看上去一点不起眼。当时我心想，妈呀，如果有天堂，这里就是。

　　店主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不苛言笑，直接告诉我，留下按金十元，书租两毛钱一天，每次只租一册，而且必须低调，不能告诉别人书从哪里来。两毛钱一天，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租看连环图，才两分钱一本，而我一个月最多也就几块零用钱。那怎么办？我必须一天看完一册。这些书都是繁体字啊？没关系，看不懂就猜。但要上课啊？也不要紧，那就跷课吧。跷去哪里？跑去学校后山的橡胶林，那里风凉水冷，人迹罕至。不怕老师处罚吗？我当时帮自己立了条规矩，一定不可以逃班主任的课。至于其他老师的，只要和班长做些「私人协调」，跷一两节课然后偷偷溜回课室，是可以「特事特办」的。

　　那真是超快乐的读书岁月。我沉迷或沉沦到什么地步呢？我记得读到《神雕侠侣》时，真个神魂颠倒，一分钟也停不下来，于是放学骑自行车回家时，我过份到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拿着书，边骑边读。回到家，看小说可是死罪。那怎么办？于是我晚上就躲到公共厕所看。公厕有电灯，家人又不会发现，绝对是好地方。惟美中不足的，是不能看得太久，而不是厕所太臭。

　　这样的疯狂岁月，维持了一年多，我就跟着家人移民香港。来港的那年夏天，在深水埗北河街的板间房，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四处观光，而是去楼下租书店，将金庸一本一本搬回家，一次过过足瘾。再后来，我知道公立图书馆原来也有武侠小说，于是我去将古龙、梁羽生等人的作品也完完整整读了一遍。

　　第二位我喜欢的作家，是琼瑶。我忘记了是怎样发现琼瑶的，反正来香港后，我很快喜欢上台湾文学，读了不少如三毛、琦君、张晓风、白先勇、司马中原的作品，但他们的吸引力都及不上琼瑶。原因不用多说，情窦初开，琼瑶的小说是另一种教人上瘾的书毒。《窗外》、《在水一方》、《几度夕阳红》、《彩霞满天》、《心有千千结》等，我一本接着一本，和书中男女主角同悲同喜，顾影自怜，不能自已。

　　读琼瑶和读金庸，是两种不同的体验。金庸的书，会陶冶你的侠士气慨。琼瑶的书，却特别容易令人忧伤。是自作多情也好，是强说愁也好，反正你就是快乐不起来。那种忧伤的郁结，我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上了大学才慢慢好转。

　　读琼瑶和金庸，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他们令我爱上中国旧诗词。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经常提及李煜、李清照、柳永、苏轼、辛弃疾等，我遂顺着这些线索，逐个去找他们的作品来读，甚至主动背了不少。这种自愿的用功，和学校里的为了考试而背，实在是两种境界。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段经历，并不是叫大家一定要读他们。事实上，我知道有不少人是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读金庸和琼瑶长大的。我不仅没有这种负担，而且很感激他们，为我的少年时代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如果有些作家，在你成长的阶段，能令你整个人投入其中并与之同悲共喜，这不是很幸福的事吗？！这些作家是谁，他们的作品够不够伟大，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将你带进一个新天地，让你看到一些「欲辨已忘言」的风景。一旦见过，你就会停不下来，就会自己主动向前寻找你的阅读桃花源。

　　现在人到中年，回过头看，我发觉少年时代这些杂乱无章的，兴之所至的，狼吞虎咽的阅读，对我后来的思考、写作甚至做人，较正规学校教育的影响可能还要大。我知道有不少人的阅读方式，是颇为精打细算和讲求效益的，例如一定要知道某本书对自己的学业和工作有什么用处，才愿意将书打开。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最快乐最忘我的阅读，往往不是这样。

　　这些年少时光离我很远了。许多早年读过的书，现在都已记忆模糊。有时候我不禁自问，那些年的阅读，对今天的我还有多大影响。然后我发觉，影响远远大于我的想像。这事从何说起呢？

　　让我举个例子。我自小喜欢赏月。不管何时何地，只要见到天上有月，我都会忍不住放慢脚步，甚至停下来，两相对望一会，然后心里自然泛起某种哀愁，又或脑里自然念记起某人。我最初也奇怪，后来便明白，那和我自小的阅读有关。

　　试想想，细味过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又或「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百千回后，你看到的月，和那些从来没读过的人，怎么可能还再一样？！

　　月是一样的月，看月的人，却有别样情怀；而情怀，是你的阅读岁月沉淀而成的月色。也许这就是文化。你读过的书，不知不觉走进你的生命，铺成你的底蕴，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润你的生活，丰富你的情感，并默默引领你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