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旭：为什么要谨慎“评价他人的生活“：不受“公德”制约的“私德”往往会败坏“公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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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谨慎“评价他人的生活”：

不受“公德”制约的“私德”往往会败坏“公德”

陈立旭 |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节选自《我们缺的是什么德——当前中国道德危机审视》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2年6期，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昨天，五花八门的高考作文题不出意料地引爆全民大讨论。据各家点评，上海卷高考作文主题如何评价“评价他人的生活”的海派风格和开放视野得到颇得好评。这个充满弹性的话题该如何解析？

在如何评价他人这件事件上，中国人显然不是单面向的，而往往具有双面性。在熟人空间里，中国仍可称得上礼仪之邦，仁义礼智信样样不缺，但是在公共空间，却往往见到别样的景象，口无遮拦，全无道德可言。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在评价他人时，为什么难免中国人会有两副面孔？我们又该如何超越这种人性上分裂，带来一个公私领域俱佳的社会呢？

其实，这则高考作文题所表述出的现象，有其背后深刻的技术刺戟和道德观念使然，《探索与争鸣》杂志对此皆有剖析，现择取两篇文章发表。正如陈立旭教授所言“历史上中国最不缺乏、最完备的是‘私德’，而现时代我们最缺的是‘公德’”，也如蒋建国教授所言“（微信）群迷们却津津乐道于群聊生活，对其精神控制并无怨言。‘我群聊，故我在’，群聊已成为他们表达生活意义的手段”。

可以说，在世界文化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像中国这样把伦理道德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然而，一个历史上伦理道德发达的国家目前却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和道德危机。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是中国人过去道德状况很好现在下降了吗？人们认为的中国当前道德底线已经被突破，是否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底线被突破？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回答：中国人过去拥有什么“德”？当前中国人缺的又是什么“德”？中国人过去拥有的“德”与当前中国人缺的“德”，是不是同一个“德”？

诚然，目前中国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危机，但当前大家广泛热议的中国道德危机主要还不是发生在“私德”领域，而是发生在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公共”领域，发生在作为社会公共道德、社会性道德的“公德”领域。历史上中国最不缺乏、最完备的是“私德”，而现时代我们最缺的是“公德”，当代中国道德危机事实上是“公德”的危机。中国人过去拥有的“德”与当前中国人所缺的“德”，事实上不是同一个“德”。

准确地说，并不是现时代我们缺公德，历史上我们私德发达但一直缺公德。在 《论公德》 中，梁启超已经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林语堂认为，“‘公共精神’为一新辞，‘公共意识’一辞亦然，‘社会服务’一辞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

梁漱溟曾对中国传统社会“公共性”问题做过系统分析，在谈到作为一切公德之本的“公共观念”时说：“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本。所谓公共观念，即指国民之于其国，地方人之于其地方，教徒之于其教，党员之于其党……如是之类的观念。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

费孝通也说，中国人“一说到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灰尘堆积，满院子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

缺乏“公德”，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会成为一个突出的、严重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 90%以上人口生活于乡村的熟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关系，是“我”和“我”的亲戚、朋友、邻里、熟人的关系，是“我”和“我”的私人生活圈子的关系，是“熟人”和“熟人”、“私人”和“私人”的关系。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血缘为序列，以父子为经、以兄弟为纬的立体关系网，几乎所有相识的人都可以纳入这架网中，但不同人之间的关系却是不同的，这架立体网上不同的网结间有着远近亲疏的差别。它实际上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就是作为中国社会结构基本特征的“差序格局”。

面对这个陌生人社会，调节和维系亲属、邻里、朋友关系的“私德” 已经捉襟见肘。儒家把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邻里等私 （熟） 人交往圈内的伦理道德关系规定得十分详细，但没有具体规定那些脱离了传统血亲纽带的、原子化的陌生人之间应当恪守、奉行的道德规范，比如，过马路、乘飞机时应当奉行什么伦理道德规范。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求全责备于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这些古代大儒，因为他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以熟人为主导的乡村社会，从来也没有遭遇过像黑格尔第一次来巴黎时遭遇的“他们穿同样的衣服，面孔也差不多相同———同样的外表，但却是大群的”陌生人。

更严重的是，如果把“私德”应用于一个公德缺乏并且以陌生人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往往还会加重社会的道德危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一种不受“公德”制约的“私德”往往会败坏“公德”。比如，如果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为父母抢占座位，以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来衡量，无疑是体现“孝道”的美德，但按照现代社会公德准则来衡量，就是一种缺德的行为。为了亲情、哥们义气，有求必应，不分青红皂白，不计一切后果，虽然与传统“私德”若合符节，但按照现代社会的公德准则来衡量，当然也是一种缺德的行为。

END

编辑：优酱

校对：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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