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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远点。万一我在前面出事了，手一招你撒腿就跑，回去报官。” “师傅，别离太远，看不见您了，这高粱长得太密了。” 岳彬师徒两人，壮着胆子，一前一后，跟着一位神秘陌生人来到京城外西山脚下。他们穿过一片松林墓地，走进人迹罕至的高粱地，另一个戴着墨镜口罩的怪人守在砍断了高粱的土台上，那里摆放着三件完整的明嘉靖官窑青花五彩鱼藻纹大罐和另外一堆碎片。 “这货你要不要？”陌生人冷森森地说，“这些东西的来路你们已经知道了，盗墓出来的！出了事儿咱们买的卖的全都跑不了，要的话现在交钱，不要的话对不起，你先别走，我怕走漏消息，请你们到山里住两天，咱们好好商量。” 乱世惊魂——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了。 公元2000年，台湾收藏家曹兴诚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上以4404万港元价格，拍下明嘉靖官窑青花五彩鱼藻纹大罐，这惊世一举使这件名瓷维持了4年的全球最贵瓷器身价，而后才被雍正粉彩九桃橄榄瓶打破，而在那一年，曹兴诚扬名全球拍卖界。
“他有天生辨别艺术品的敏锐度。”熟悉曹兴诚的朋友曾这样评价他。 2000年的中国大陆，一斤大米9毛5分钱，长春一个工厂的电焊工一个月工资870元。 一件画鱼的罐子，就算年代久远，不过是明代之物，为何如此值钱？ 事实上，这件大罐早在1985年就已经是纽约拍卖胡惠春旧藏珍宝专场的封面，这位比曹兴诚更早时代的堪称华人楷模的著名收藏家在世时，曾留下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的寓所里摆放着一对鱼藻纹大罐，而他站在当中。 鱼藻纹大罐华美雄奇，形体高大规整，胎体厚重，色彩艳丽，构图疏密有致，描绘出红鲤鱼游曳于莲藻之间。作品色彩浓艳，是嘉靖官窑五彩瓷器中的罕见精品。 胡惠春为自己所起的收藏堂号叫“暂得楼”,“暂得”一词取自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他把一生对文物的获取和收藏比作“暂得”，暂时得到而已。比如这对鱼藻纹大罐虽如此精美罕见，在他的一生中又能陪他度过多少岁月呢？终究要转手，散去，再归别人。 这份对物的豁达和超脱不由得让人对胡先生的人生态度肃然起敬，鱼藻罐上描绘的大鱼，神态悠然，让人想起庄子笔下那些“出游从容”的“鱼之乐”。这“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态度，可曾是明代御窑厂制瓷工匠所能理解的吗？还是在设计这件大罐时已有所本？ 或许明代御窑厂的陶工将“鱼”这一极富道家含义的符号移植到瓷器图案上，是借助了雕版印刷的进步。当时生活在苏杭、南京一代文人们的绘画，已对景德镇陶瓷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些画家的绘画得以刊印成册，常常成为景德镇窑工们的纹样来源。嘉靖时期宫廷画家刘节的作品曾备受赏识，“世庙时供奉内殿。善绘鱼，尤神于鲤，矫首振尾”，有一幅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藻鱼图》，右上角的两处浮萍被艺术性地处理成方中带圆的几何形，并且每丛浮萍由中心向外由细线连接呈放射状排列，有红色和绿色两组重叠分布，这与嘉靖五彩鱼藻大罐上的图案何其相似？ 也有人说，嘉靖时期鱼藻纹的盛行与皇帝热衷于道教玄学有关。明代嘉靖皇帝尊崇道教，并不惜民财修建道观、祭坛等，当时的瓷器，不论官窑民窑，反映道教意识的纹样都开始流行起来。西汉刘向《列仙传》中曾经记载，战国时期赵人琴高得道成仙之时，便是乘着一条红色大鲤鱼出现在水面的。明宣德年间著名的宫廷画家李在更绘有《琴高乘鲤图》，将这一传说用丹青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鲤鱼遂成为道家信徒敬仰的圣物，被称为“赤晖公”。
这件盖罐上的鱼藻纹便有着这样鲜明的道教色彩，它不同于传统的道教神灵图像，这些“鱼”活灵活现、无忧无虑的状态与皇帝本人生活的循规蹈矩形成鲜明的对比。嘉靖二十一年之后，皇帝不理朝政，潜心修玄，以致当时烧造的御瓷当中不乏道教色彩浓厚的器皿，这正是鱼藻纹出现并流行的根本原因。史料档案的记载正好也印证此番转变，例如嘉靖本《江西省大志》卷七之“陶书”一章载录，嘉靖二十一年曾下旨烧造“青花白地满池娇鲭鲌鲤鳜水藻鱼罐二百(件)”。但是该书由于当时保存的档案缺失，仅收录嘉靖八年至三十八年里烧造御瓷的名目，此式五彩鱼藻纹大罐在嘉靖三十八年之前的史料中不见记载，故而本品应该烧自嘉靖三十九年之后至四十八年之前的十年里。 岳彬本来没有能力鉴赏这样精美且含义深刻的官窑瓷器。他出生于1896年中国北京城外通县张各庄贫农家庭，没有读过什么书，是天生的聪颖、后天的奋斗和奇迹般的时代机遇使他在古玩行内脱颖而出，成为民国时期北平最大的古董商之一。 胡惠春比他幸运得多，他出生于1910年，天生富贵，是上海著名金融家胡笔江之子，年轻时受过很好的教育，后继承父业成为银行家，不仅精于鉴赏古瓷，更通晓中国传统文化。 曹兴诚出生于1947年的台中，靠奋斗和台湾经济腾飞的特殊时代机遇成为知名企业家。无论他们的人生际遇有多么不同，在他们的人生中，都与嘉靖鱼藻纹大罐有着一段不了的情缘。 从20世纪30年代到2000年，三代人的青春就这样过去了。 岳彬当年咬牙买下的那三只完整的鱼藻纹大罐，后来并不曾流入市场。据说，他从不向外人说出去，只派徒弟拿着两半的罐盖到煤市街义兴楼首饰店去锔补，花了20元钱。没过两年，他便将单只锔盖的那件卖给了山中商会的高田，赚回了成本，其他两只则藏了起来，一直留在身边20多年。1953年，他因盗卖国宝文物入狱后，公家没收他的全部财产，这对大罐后来进了故宫博物院。成为故宫的著名藏品，经常在各种展览中亮相。 故宫最著名的瓷器专家耿宝昌老人非常熟悉这对大罐。2012年，我在征集拍品时找到一件类似的嘉靖五彩鱼藻纹大罐，拍前请耿老来看，年过90的耿老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他马上想到了岳彬收藏的那对大罐的故事，亲自讲给我听。 当年人们相信，这样的大罐是出自晚明某个大太监墓中，因为当年的大太监死后多葬于城外西郊，这个推测充满了对那个历史黑暗年代的无穷想象。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宦官专权的最高峰，故墓穴之中奇珍异宝也最为丰沛。 我在北京印象深刻的，是参观首都博物馆时看到西郊李莲英墓出土的一件翡翠扳指，它旁边是同时期一个亲王墓出土的同样尺寸的翡翠扳指。相比之下，太监的扳指竟然在颜色、水头方面更胜一畴。赵冀说，“案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也骇人听闻”。宦官王振向百官索贿的定价是百金，送千金者为重礼。而刘瑾专权“天下三司官入瑾，例索千金”，甚至四、五千金。其索贿筹码越来越大。王振死后被抄家，搜刮金银六十余库，宦官刘瑾受贿，仅黄金一项就有二百五十万两，超过明朝一年的国库收入。按此比照，太监墓里出土这样几对硕大的官窑盖罐，也不奇怪。 这样的五彩大罐，在全世界范围都非常罕见，成对的嘉靖五彩鱼藻纹大罐，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见过，这是亚洲地区之外最大的亚洲艺术收藏地之一。如今中国游客横扫巴黎，但我很少见到有旅游大巴车停在吉美博物馆的外面。 那对与故宫所藏近似的五彩鱼藻纹大罐，就安静地陈列在吉美博物馆楼上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每次我去看它们的时候，旁边都没有观众。或许今天的法国参观者，很少人知道它显赫的身世了，而我恰恰可以没有打扰的，安静欣赏这对罕见的明代宫廷御瓷。 嘉靖五彩以色彩艳丽斑斓著称于世。釉上彩中红色多，画面浓艳而暴烈。这对大罐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这时的红彩是枣皮红，黄彩是蜜蜡黄，紫是赭紫，绿是大绿、浅绿，青花是回青。嘉靖五彩多用橘红色，所谓的橘红色，是在黄彩上涂红彩，俗称“黄上红”，这是嘉靖朝独有的色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很难被仿造的特征。我用IPHONE手机拍了很多这种“黄上红”的局部照片，回来放大仔细观赏。后来我想，既然我可以拍照研究，仿造者一样可以拍照研究，以今天的工艺，仿造任何一种古代瓷器上的局部特征，应该都不无可能。 至于单件的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也并不算特别罕见。除了西郊，北京东郊过去也有出土，1955年出土的一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外，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皆有收藏，在近年的拍卖市场上，类似的大罐也曾偶现芳踪，如苏富比2012纽约秋拍“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专场就曾上拍一件五彩鱼藻纹盖罐，这件珍品由巴尔的摩市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释出，估价50至70万美元。
在我身为拍卖公司古董鉴定专家的职业生涯里，曾经有无数人手提肩扛着各种“明代五彩鱼藻纹大罐”来给我看，有的写“大明嘉靖年制”款，有的则是“大明万历年制”款，很遗憾的是，基本上都是赝品，但有一类仿品是我特别留意的，那就是日本的仿品。 万历时期的五彩瓷器色彩鲜艳，造型多变，日本人尤为喜爱，五彩瓷器销往日本后为上层人士所珍视，不惜重金求购。五彩瓷器色彩对比强烈，在视觉效果上与欧洲建筑的居室装饰色彩十分搭配，故大为流行。在十七、十八世纪，日本曾经仿造了大量嘉靖万历风格的五彩瓷器，不仅自用，同样有部分以商品贸易的方式远销欧洲。 正是由于欧洲人、日本人长期以来对五彩瓷情有独钟，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国外古董商纷纷来华收购在中国国内留存的五彩瓷器。当时国内藏家多偏重宋瓷与永宣青花、雍乾官窑，因此五彩瓷器价位也甚低。一些精明的中国古董商如岳彬趁此机会大量为海外收购五彩瓷，造成国内的五彩瓷器严重流失，在国内留存下的精美者甚少，故今天国内收藏群体难以接触到上好的五彩瓷器，自然也就无法激发他们的收藏欲望，更谈不上五彩瓷的专题收藏了。 时代的审美总是在发生变化。今天陪朋友逛博物馆，总是有人指着展柜里红红绿绿的明代五彩瓷器说“太俗气，我最不喜欢这种瓷器”。我们想象在五百年前的明代，人们对这种充满视觉张力的彩瓷是如何感到华贵和炫丽，今天被五光十色世界包围的我们，对色彩的感觉又产生了多大的变化。 前朝人对于明代五彩曾极为推崇，清初叶梦珠于《阅世编》评阅：“磁器，除柴、定、官、哥诸窑而外，惟前朝之成窑、靖窑为最美，价亦颇贵。”叶氏为明末清初人，此见解正是代表晚明以来士人的审美结果。入清以后，嘉靖御瓷之五彩鱼藻图案深得清宫钟爱，康熙朝曾将之摹造在五彩瓷盘，并署款为“在川知乐”以昭示其寓意，亦成为有清一代显赫的名品。由此可观，嘉靖五彩鱼藻罐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清末民初寂园叟《陶雅》谓：“万历五彩，草昧初开，往往显其拙相。”不独万历者如此，嘉靖者亦然。此一“拙”字见嘉靖五彩之真谛，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这一标准也同样影响了对艺术作品的评判。嘉靖五彩因其“拙”气十足，故早已深得明晰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倾心，民国时期多有仿制，后日人亦觉，而益加审慎。此器之“拙”，非工毋巧，釉水之润，色之调和，底款“大明嘉靖年制”，运笔沉着，非今人或民国仿工刻意追摹所能及者。 从陶瓷史的角度来看，在嘉靖五彩鱼藻纹大罐出现之前，元代青花瓷中已有青花鱼藻纹大罐这样显赫的陶瓷艺术佳作。鱼纹大罐在嘉靖朝，即元青花鱼藻纹大罐沉寂将近两百年之后再度重现，并以独特的艺术格调奠定了与前者齐驱并驾的历史地位。如今阅经五百年沧桑变幻，历尽无数人间风霜，依旧幸存于世，述说着明世宗一朝的故事，传播出那个时代的工艺之美。 1954年春节前，岳彬的亲友们得到通知，岳彬在一个星期前的夜晚死于狱中，他有鸦片烟瘾，很少吃饭，发病而亡。他一生过手像嘉靖五彩鱼藻纹大罐这样的珍贵古董无数，然而到他去世时，不过两手空空，与那些流传千年的艺术珍品相比，他只是匆匆过客。 或许，从来没有人能收藏艺术品，只有不朽的艺术品在收藏人。
本文作者刘越，笔名骨董时光，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陶瓷部总经理/资深专家，本文原文连载于《收藏》杂志2016年4至6期。 本期《收藏》微信责编 韩涧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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