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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易中天:武侯治蜀与“攻心联”

2016-06-08  辷盀
易中天文集第十卷·帝国的惆怅
  易中天:武侯治蜀与“攻心联”
  
  一怎样看“攻心联”(1)
  
  在2006年元宵节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的《品三国》第一集中,我根据自己的理解谈到了成都武侯祠的“攻心联”,认为此联其实委婉地批评了诸葛亮的治蜀。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甚至被斥为“硬伤”。是不是“硬伤”,可以讨论。因为对于此联的理解和解释,学术界原本就有不同意见,并非众口一词。但当真要说清楚,也不容易。在一期电视节目里说清楚,就更不可能。因此,我重新录制了《品三国》的开场白《大江东去》,把这个问题暂时挂了起来。现在,五十二集《品三国》已全部录完,该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那就从头说起。
  
  我们知道,所谓“攻心联”,是清人赵藩所撰,悬挂于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前的一副对联。因为它的第一句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因此被后人称之为“攻心联”,也称“能攻心联”。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有对这一名联的研究论文集,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2年12月出版,书名就叫《“攻心”联与赵藩》。所以,“攻心联”这一简称,是研究者们发明的,且已为学界认可,不是谁的“硬伤”。赵藩撰写此联的起因和动机,也没有争议,就是以古论今,对当时的四川总督岑春煊进行劝谏。问题在于,赵藩的“以史为鉴”,究竟是以什么史实为鉴?这就正如《“攻心”联与赵藩》一书的《序》所言,关系到对蜀汉政权、对诸葛亮的基本认识和评价,而且“学术界存在着分歧”。为此,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原文。
  
  此联的全文是: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很明显,这是批评,是告诫。而且,这些批评和告诫,就是针对岑春煊的。因为此人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既不能“审时度势”,又不能“攻心为上”,自然是“宽严皆误”。难怪岑春煊看完此联后,脸色难堪,一言不发,赵藩后来也被贬到了永宁。但赵藩这个人,既是岑总督的老师,又是岑大人的幕僚。以这样的身份,并不可以直接批评,只能借古人说事。那么,“攻心联”中所说之古人,究竟是谁?
  
  标准答案只有赵藩能够给出,可惜我们问不到。从这个意义讲,任何学者的解释便都是“猜测性意见”,任何人也都不能以权威自居,把不同意见说成是“错误”的。此其一。第二,正因为大家都是猜测,因此不能先定调子,设立禁区,相反必须解放思想。第三,即便是猜测,也不能想当然,必须讲逻辑。怎么讲逻辑呢?先找关键词,再行排除法。“攻心联”的关键词是什么?有说是“攻心”的,有说是“好战”的,有说是“审势”的,有说是“宽严”的。这些都对。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治蜀”,因为它是写给“治蜀者”(岑春煊)看的,讲的也是“治蜀”的事。“后来治蜀要深思”一句,是结尾,也是点题、落实。所以,“治蜀”是此联的关键词,“攻心联”也应该叫做“治蜀联”才更贴切。
  
  找出这个关键词,搜索的范围也就确定了。赵藩联中的古人,肯定是三国时期的治蜀者。那么,是刘焉、刘禅,或者蒋琬、费袆、姜维等等吗?多半不是。因为拿他们说事,意思不大。有意思的,只可能是举足轻重的三个人:刘璋、刘备、诸葛亮。
  
  一怎样看“攻心联”(2)
  
  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地看。
  
  是刘璋吗?有可能。因为刘璋的治蜀,一般认为是失之于“宽”的。但刘璋只是“过宽”,并不“过严”,不能说他“宽严皆误”。再说他也不“好战”。所以,即便“攻心联”里有刘璋的份,那份额也不会太多。
  
  那么,是刘备吗?也有可能。因为刘备毕竟发动过夷陵之战。硬要扣帽子,可以算是“好战”。但刘备发动这场战争要达到的目的(夺取荆州或者为关羽报仇),可不是靠“攻心”就能实现的。所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在这里并不适用。至于不能“审时度势”,这个错误刘备倒是有的。具体表现,还是夷陵之战。但那只能叫“不审势,即进退失据”,不能叫“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宽严皆误”的问题,刘备有没有?有一点,但不严重,且能调整。据《三国志·简雍传》,有一年,天旱无雨,益州歉收。刘备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这当然是对的,但下面执法的人做得有点过分。在老百姓家里搜出了酿酒的工具,也要当作违法酿酒来处分。正好简雍和刘备一起外出散丵步,看见一对男女同行。简雍就说,他们要通奸,怎么不抓起来?刘备说,你怎么知道?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呀!这和家里放着酿酒的工具,不是同样的罪过吗?刘备听了哈哈大笑,立即就放了家有酿酒工具的人。这总不能说是“宽严皆误”吧?
  
  不是刘璋,或主要不是刘璋。不是刘备,或主要不是刘备。被赵藩借来说事的,就只能是诸葛亮,或主要是诸葛亮。这也并不奇怪。“攻心联”毕竟悬挂在武侯祠诸葛亮殿前。诸葛亮不唱主角,谁唱?
  
  这其实也没有争议。争议仅仅在于,赵藩对这位主角,或者说,他对武侯的治蜀,究竟是肯定呢,还是批评?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是肯定,而且是全面肯定。具体地说,就是上联肯定诸葛亮的南征孟获是“攻心为上”,下联肯定诸葛亮对法正宽,对马谡严,均无失误。这当然也讲得通,但总觉得有些别扭。因为赵藩撰写此联的目的,是要委婉地批评和告诫岑春煊。通过赞扬诸葛亮来批评和告诫,当然也行,但总不如通过批评某个人来得有力。何况“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一句,明摆着就是批评的口气。赵藩是不能直接批评岑春煊的,只能“指桑骂槐”。如果那“桑”不是诸葛亮,能是谁,该是谁?遍查蜀史,怕是找不到比这位名相更大的“桑树”了。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诸葛亮的治蜀。我一再说过,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汉是当时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但同时,它又是最早灭亡的政权。这就说明,治理得最好,并不等于没有问题,没有教训。找出这些问题,总结这些教训,比一味地讴歌和颂扬,将更有益于我们今天的发展。这才是我们要讨论“攻心联”的真正原因。
  
  那么,诸葛亮他有问题吗?
  
  二治蜀问题何在
  先看诸葛亮都做了些什么。
  
  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受托永安,到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军中,诸葛亮在蜀汉执政十一年。此间,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即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这四件事,都在《隆中对》的规划之中,可谓“既定方针”。至于结果,则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最成功的是东和孙吴。直至蜀汉灭亡,两国关系都相当之好。后来曹魏大军兵临城下,蜀汉朝廷还有人主张投奔孙吴。最不成功的是北伐。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吴人张俨的评价是四个字:“空劳师旅”(《默记》)。今人田余庆先生的评价也是四个字:“积年无成”(《〈隆中对〉再认识》)。其实此事岂止徒劳无益,简直就是劳民伤财。用张俨的话说,就是“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默记》),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所以是最不成功。
  
  这就让我突发奇想──赵藩联中“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一句,莫非说的就是北伐?
  
  此言一出,肯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因为谁都看得出,赵藩这话说的是“内战”,不是“外战”。为什么呢?因为有“反侧”二字。什么是“反侧”?就是“不安”。民不安,就叫“反侧之民”。心不安,就叫“反侧之心”。心存“反侧”,就不是“顺民”。因此要“攻心”,让他们“安下心来”臣服。那么,这里说的“反侧”能是指曹魏吗?当然不可能。曹魏之于蜀汉,不是“反侧”,而是“敌对”。对付曹魏,也只能靠“武器的批判”,“攻心”(说服教育或怀柔政策)是没有用的。
  
  那么,诸葛亮要“攻”谁的心?
  
  通常的解释,是“南中”的“夷越”,也就是孟获那些人。他们原本是不肯臣服的,对蜀汉也是存有二心的。这就是“反侧”。后来,诸葛亮南征时,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对孟获等人七擒七纵,不杀不辱,终于使他们心悦诚服,宣称“不复反矣”(《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攻心联”的上联,说的就是这件事。
  
  这当然完全讲得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南定夷越在诸葛亮所做的四件大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是东和孙吴,北伐曹魏和内修法制。第二,南抚夷越的实际效果,也并非如《汉晋春秋》所说的那么好。这也是学术界早就有人指出过的。比如缪钺先生在《三国志选注》的《前言》中,就说“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而且明确指出七擒孟获“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实”。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也用《三国志》之《李恢传》、《马忠传》、《张嶷传》中的大量材料,证明诸葛亮北还后,南中的叛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后来曹魏大兵压境,刘禅打算逃往南中,谯周就说去不得。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南方远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来的(兵势逼之),并不可靠。而且,他们臣服之后,反倒要多交赋税,就更是心怀不满,甚至充满仇恨(以为愁怨),因此随时都可能暴乱(见《三国志·谯周传》)。看来诸葛亮的“攻心”,并没有达到“反侧自消”的效果。这个未必成功的事例,怎么能用来劝谏岑春煊?
  
  然而诸葛亮进行的战争,除了南征,就是北战。所谓“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实讲通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前面说过,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条,我在《品三国》(下)的《以攻为守》一集讲过,即: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这三条,至少前两条,诸葛亮应该是心中有数的。何况《隆中对》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北伐灭魏的时候?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出师表》。《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是实话。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师北伐,是因为蜀汉政权受到了威胁。那么,威胁来自何方?来自孙吴吗?不是。诸葛亮执政后,吴蜀盟好已经恢复,双方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来自曹魏吗?也不是。赤壁之战后,曹魏从来就没主动攻打过刘、蜀。反倒是,刘备攻汉中,关羽围襄樊,孔明出祁山,屡屡挑衅。所以,这笔账也不能算在曹魏头上。曹魏不进攻,孙吴没威胁,所谓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内部出了问题。套用孔子的一句话说,就是吾恐诸葛之忧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
  
  实际上我在《以攻为守》一集已经讲过,诸葛亮的坚持北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理想必须实现”,二是“小国更要图强”,三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丵压反对派,也便当得多。想当年,执掌鲁国国政的大夫季孙,就曾经因此而准备进攻鲁国的附庸颛臾,所以孔子才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不过诸葛亮和季孙氏的情况并不相同。季孙攻颛臾是以强凌弱,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强。季孙之忧在鲁君,故曰“萧墙之内”;诸葛之忧则不在刘禅,故曰“成都城中”。那么,让诸葛亮感到忧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三谁有“反侧之心”(1)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蜀汉政权的内部结构。
  
  我在《品三国》(下)多次说过,刘备、诸葛亮建立的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种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种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种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先来后到的原因,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关系。简单地说,益州集团是主是旧,荆州集团是客是新,东州集团夹在当中,既是新是客(相对于益州集团),又是旧是主(相对于荆州集团)。这就已经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新来的“客人”又总是要压制旧有的“主人”。刘璋的东州集团要压制益州土著,刘备的荆州集团则不但压制刘璋的东州旧部,更压制益州的本土豪强。结果便形成了一种“鸡尾酒”似的结构:刘备的荆州集团在最上层,刘璋的东州集团在中层,益州的土著集团在最低层。这就是蜀汉政权的大体状态。
  
  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反客为主”、“后来居上”。将心比心,作为过去的“主人”,此刻的“奴仆”,益州集团绝不可能打心眼里喜欢蜀汉政权。他们的“蠢蠢欲动”和“图谋不轨”,几乎是必然的。再加上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就使形势更加严峻,正所谓“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先生统计,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到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益州土著豪强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竟达九次之多(《“攻心”联再研究》),蜀汉政权可以说是坐在了火丵药桶上。
  
  土豪“武卫”,名士“文攻”。一些益州名士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猖狂攻击蜀汉政权,扬言只有曹魏才能一统天下。比如张裕就公开说“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三国志·周群传》);周舒则说“当途高者魏也”(同上引),意思是取代东汉的当是曹魏。杜琼还进一步做出解释,说是“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三国志·杜琼传》)。谯周则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说“备”的意思就是“足够了”,“禅”的意思就是“让出去”,“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同上引)。这些言论,都被陈寿记录在案,可见当时议论之多,足以蛊惑人心形成“反侧”,成为刘备、诸葛亮执政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诸葛亮显然意识到了,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成为蜀汉政权领导核心后,很注意从益州集团中选拔人才。比如杨洪,犍为武阳人,就是诸葛亮一丵手提拔的。杨洪提拔的门下书佐何祗,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所以当时的益州人士都佩服诸葛亮能人尽其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这是记载在《三国志·杨洪传》正文中的,不是野史,应该可靠。此外,被诸葛亮信任重用,同时也敬佩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还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张裔。张裔对诸葛亮,可谓心悦诚服,推崇备至,赞不绝口。他到处对人说,但凡在诸葛亮领导下的,都会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参看《三国志·张裔传》)。这也都是实话。实际上就连那些反对派,也不一定反对诸葛亮。比如前面说的那个谯周,就反汉不反亮。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但这并不妨碍他“颠覆”蜀汉政权,也不妨碍他“诱导”刘禅降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尽管诸葛亮本人威望高,人品好,工作做得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益州集团,始终是蜀汉朝廷必须面对的“反侧之民”。
  
  三谁有“反侧之心”(2)
  
  原因也很简单:无论诸葛亮怎样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也不能改变刘备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我们不妨看看刘备、诸葛亮信任重用的都是什么人。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不算,其他的如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糜竺,东海朐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袆,江夏鄳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当然,益州土著也有受信任的,比如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不过他们的受信任都要打折扣,或者先不受信任(如王平),或者后不受信任(如黄权),或者中间出问题(如费诗)。而且,即便被提拔,也到不了最高层。诸葛亮去世后,接班的三个人,蒋琬、费袆、姜维,便都不是益州人。益州士人不是傻子。这格局,他们还能看不明白?
  
  何况他们早就把账算清楚了:蜀汉不过一州之地,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都有限。也就是说,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况“切蛋糕”的还不是自己人?天下太平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一等臣民”。刘璋时代,降为“二等”。刘备一来,又变成“三等”了,怎么会愿意?还不如让曹魏来统治。那么,曹魏来了,益州集团就不会变成“四等臣民”吗?不会。因为曹魏要夺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占山为王。何况曹丕接班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负责推荐本籍士人。这对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马昭灭蜀后,就将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调回中原,实施“蜀人治蜀”。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觉得,他们反蜀汉是反对了。
  
  所以,尽管并非所有的益州人都反蜀汉,但反蜀汉的却多半是益州人。比如周舒,巴西阆中人;杜琼,蜀郡成都人;谯周,巴西西充人;被诸葛亮杀掉的彭羕,广汉人;被刘备杀掉的张裕,蜀郡人;刘备时期装聋作哑“闭门不出”,好不容易被诸葛亮请出山来又“乞老病求归”的杜微,梓潼涪县人。他们清一色的都是益州人。至于那些搞武装叛乱的,怕也都是。这些人,或者有权,或者有钱,或者有名,或者有人,势力大得很,不是南中的孟获等人可以相提并论的。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攻心”对象,就该是他们。诸葛亮要消除的,也首先是他们的“反侧之心”。
  
  那么,这和“攻心联”又有什么关系呢?
  
  四是谁“宽严皆误”
  
  这就要看诸葛亮怎样解决益州集团“反侧”的问题。
  
  办法其实就是三个:任人唯贤、依法治国、北伐曹魏。这三条,应该说都很好。尤其是前两条,从理论上讲绝无问题。任人唯贤能有什么问题呢?难道要任人唯亲?当然不是。问题在于对“贤”这个字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和曹操是不同的。曹操的做法是“唯才是举”,诸葛亮的标准则首先是“志虑忠纯”(《出师表》)。这当然是对的。但具体到蜀汉,就会有些麻烦。比如前面说的那些反对派,算不算“志虑忠纯”呢?恐怕不算。其他那些益州人士,他们的“志虑”又是否“忠纯”呢?恐怕需要考验。不要说诸葛亮,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就能担保没有“二心”。总之,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事实上是有政治隔阂和心理障碍的。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把忠于蜀汉政权放在首位,客观上就会妨碍许多益州人士的政治前途。所以,这一条,并不能消除他们的“反侧之心”。
  
  三谁有“反侧之心”(3)
  
  北伐曹魏也不能。战争虽然能够起到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提高执行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打仗是要用钱的。这些钱,天上掉不下来,地上长不出来,刘备他们带不进来,只能向益州人要,而且主要靠益州的世家大族和土著豪强出。他们当然不乐意。所以,益州的“反对派”,几乎同时也是“反战派”。比如前面说过的谯周,便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指出如果不审时度势,一味穷兵黩武(极武黩征),势必土崩瓦解(土崩势成)。那个时候,可就“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三国志·谯周传》)!这话实在可以看作“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注脚。
  
  剩下的就是依法治国了。我一向认为,这是诸葛亮治蜀最精彩也最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陈寿的评价也非常高。他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语,几乎通篇都在讲这个问题。陈寿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词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输,恶无纤而不贬。”这叫什么?这叫公开、公正、公平!结果是什么?是“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这是有旁证的,旁证就在《三国志·张裔传》。张裔对诸葛亮的依法治国也有一个评价:“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所谓“佥忘其身”,就是奋不顾身。所谓“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就是公正、公平。也就是说,正因为诸葛亮公正公平,所以大家工作起来都奋不顾身。而且,这里说的远和近,也不只是当事人与诸葛亮的私人关系,更指是否属于荆州集团。也就是说,无论你属于荆州集团,还是东州集团,还是益州集团,该赏就赏,该罚就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诸葛亮能够有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
  
  张裔是蜀郡成都人,属于益州集团。他这么说,说明诸葛亮确实尽可能地做到了公平执法,并没有多么亏待益州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过严”。诸葛亮的执法之严也是有记载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就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也说“刘备克成都,诸葛亮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这与陈寿的评语“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似乎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诸葛亮治蜀虽然偏“严”,但基本上“严”得公平。公平,正是诸葛亮大得人心之处。实际上,在“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后面,陈寿还有一句话,即“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开。公正公开,也就公平。正因为如此,所以“而无怨者”;但过于严峻(刑政虽峻),也是事实。也就是说,民众虽然不会抱怨不公平(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却仍会抱怨太严峻(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此其一。
  
  第二,武侯执法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比如他对法正,就很“宽”。据《三国志·法正传》,当时有人向诸葛亮报告,说法正这个人太跋扈,太霸道,不但锱铢必较,而且擅杀无辜,应该绳之以法。诸葛亮却说法正功劳太大。没有法正,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怎么能够不让法正爽一把呢(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显然,这就是“以政治代法治”了。作为一位政治家,诸葛亮不可能不把政治问题放在首位。然而一旦如此,就很难完全做到“宽严皆不误”。比如对待益州土著,他的执法就基本上是“从重从快”,甚至“制造冤案”。比如冤杀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就被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此案记载在《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读者不妨自己查看。
  
  第三,即便诸葛亮执法完全公平,益州集团也不会满意。因为蜀汉政权的许多法律,就是针对所谓“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的情况制定的,是专门用来对付他们、整治他们的,他们怎么会喜欢?恐怕是执法越严,他们越倒霉,越反对。何况执法人又不是诸葛亮一个。诸葛亮公平,其他人也能保证公平?要知道,那些人不是荆州集团的,就是东州集团的,很难说他们不滥用职权,利用执法之便打击益州集团。这一点,罗开玉先生的《“攻心”联再研究》一文有很清楚的阐述,也请读者自己查看。
  
  由此可见,无论任人唯贤,还是依法治国,都无法消除益州人士的“反侧之心”。因为只要不改变“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鸡尾酒政权结构”,无论诸葛亮怎样出以公心,在益州士族眼里也都是“宽严皆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
  
  这就是我要说北伐曹魏是“安内必先攘外”的原因。可惜的是,这一招不但未能搞掂国内的反对派,反倒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五蜀汉为何而亡(1)
  
  对于蜀汉政权的灭亡,罗开玉先生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即“蜀汉表面上是亡于魏,实质上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攻心”联再研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可以和孙吴作对比。晚年孙权统治的吴国,情况是很糟糕的,可谓法纪不立,言路不通,君臣猜忌,骨肉相残,与诸葛亮领导下蜀国的政治清明刚好相反。然而,治理的最好的最先灭亡,治理的最差的国祚最长,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因为孙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了“吴人治吴”,实现了自己政权的“江东化”。江东士族既然已经把自己和孙氏政权绑在一起,实现了他们利益的“一体化”,那么,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要保卫东吴。
  
  蜀汉则相反。刘备、诸葛亮不但没有实施“蜀人治蜀”,实现自己政权的“益州化”,反倒不断将益州士族底层化、边缘化。在刘备、诸葛亮的统治下,益州士族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与蜀汉政权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的领导人再优秀,再鞠躬尽瘁,再以身作则,都是没有用的。益州士族不可能像江东士族那样保家卫国,只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里应外合。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这里面不能说没有诸葛亮的责任。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他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当年的曹魏,“兴复汉室”也早就成为过时的口号。因为对于士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初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益州士族的这个理想,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个趋势告诉我们,士族地主终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丵华帝国的统治阶级。曹丕那里已经这样做了,孙权那里也在做。所以,曹丕的魏,已不是曹操的魏;后期的吴,也不是前期的吴。他们都在为晋做准备,“反潮流”的是蜀汉。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司马氏的晋,执行的是没有曹丕的曹丕路线(儒家士族路线);诸葛亮的蜀,执行的却是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法家寒族路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家寒族路线无法战胜儒家士族路线,因此三国终将归于晋。晋是不是就比魏、蜀、吴好?未必。在这里,没有个人好恶,也不作价值判断,只是说出历史事实。
  
  这样一来,我们对“攻心联”就可以重新解读了。我的解读是:倘若能够从根本上做通益州土著集团的思想(能攻心),他们的“不安之心”就会消除(反侧自消),并不一定要通过对外战争来解决国内问题(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明白士族地主终将成为统治阶级的天下大势(不审势),即便公平执法,也会左右为难(宽严皆误),这是后来治蜀的人要充分注意的(后来治蜀要深思)。
  
  显然,这里并无对武侯的不敬之处,相反给予了充分的“历史之同情”。说得再明确一些,所谓“宽严皆误”,并非批评诸葛亮执法不公,而是说由于他坚持的政治理想既“不合时宜”,又不对益州士族的心思,结果便“宽也不是,严也不是”。这样一种评价,如果也被说成是“把矛头对准诸葛亮”,那就只能理解为故意找茬了。
  
  五蜀汉为何而亡(2)
  
  实际上,作为个人,诸葛亮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在《品三国》节目的第五十一集《百年孤独》,总结了他的四种精神:心系天下的国士精神,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公正廉明的法治精神。这难道是贬低,是故意做“翻案文章”?但是,我们重读历史,不能一味歌功颂德,更应该总结教训。那么,蜀汉政权有没有历史教训?有,其中之一,就是由于连年战争而人民甚苦。据《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当时出使蜀国的薛珝回国以后就对孙休说,我看蜀国是差不多了。为什么呢?走进他们的朝堂听不到正义的声音(入其朝不闻正言),走进他们的田野看不见健康的脸色(经其野民皆菜色)。另一个名叫张悌的人,也在邓艾和钟会刚刚出兵的时候断定蜀汉必将灭亡。理由之一,就是当局穷兵黩武(玩戎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的话,记载在《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也记载在《资治通鉴》。
  
  如果说薛珝和张悌是吴人,其言不足为训,那么,蜀国自己的统计数字总能说明问题吧!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刘禅投降时,蜀国有民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而军队则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这种状况,并不能只由刘禅和姜维来埋单,因为他们执行的正是诸葛亮的“政治遗嘱”。无疑,诸葛亮坚持北伐,自有他不得已之处。我在《以攻为守》一集,已经给予充分的“历史之同情”。其中之一,便是“小国更要图强”。用《华阳国志·后主志》的话说,就是“以弱为强,犹可自保”;或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所说,一方面通过战争来保存自己(巩固以存),另方面通过战争来寻求机会(待时以进)。所以,对此不能简单否定。但因此造成了“人民甚苦”的现状,却也是事实。当然,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是比较廉洁的。由于诸葛亮依法治国,蜀国的治安也是相当好的,陈寿谓之“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上〈诸葛亮集〉表》)。但我们要记住,这种状况,是靠“战时军事管理”的方法造就的,未必“可持续发展”;而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够吃饱肚子。
  
  那么,前面说的这些,是赵藩的意思吗?这就不知道了。赵藩先生早已作古,我们没法求证。但我以为这并不要紧。赵藩写“攻心联”,原本就是借古论今。我写此文,亦不过借题发挥。只要事情说清楚了,原意不原意的,也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历史。因此,不妨将“攻心联”略改数字云:
  
  能攻心,则疑虑自消,从古知书非好辩;
  
  不审势,即褒贬皆误,后来治学要深思。
  
  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2009年6月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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