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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韩非子》记载的墨家 2 1、《外储说左上（一）》 2 2、《外储说左上（二）》 3 3、《外储说左上（三）》 5 4、《八说》 6 5、《显学（一）》 7 6、《显学（二）》 9 七、《荀子》记载的墨家 11 1、《修身》 11 2、《儒效（一）》 12 3、《儒效（二）》 16 4、《富国（一）》 17 5、《富国（二）》 19 6、《王霸》 21 7、《礼论》 22 【综述】： 《荀子》和《韩非子》对墨家多有记载。 韩非子记载了杨墨的辩学；和墨子的技艺水平、“言多不辩”、薄葬、不自耕、不争斗、见侮不辱；和先秦儒墨并称显学、冰炭不相容。荀子则记载了墨家的节用、薄葬、不寻求官方对经济的控制、重情悦、重生。韩非子主要批评儒墨对功用的重视不够，批评墨子不能为君王所用。韩非子评价孔子主要是有德而迂，成为现代对儒家的主要看法。 韩非子要求极权，荀子要求集权。利民、爱民的民本是儒家理想。孔孟荀等人比较理想化，以为有一些人（君子）能改变人性，成为善者。依靠这些人的善就能达至民本理想。但是在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大一统体制下，由于权力必然被滥用，统治者们不可能保持利民、爱民。那么在这种体制下，防止官员们为害百姓就是主要任务。韩非子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深得大一统体制下的治道精髓。韩非子的认识应该比孔孟荀要高明。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庞大国家，极少可能出现能力超人、能控制住官员们的君王。历史上能专制住官员的霸王，比如嬴政、李世民，通常都是马上天子。韩非子的理想仍然只是空想。极权制度对君王素质的要求过高，同样不现实。 先秦诸子没有不想利民、爱民的，世界上的所有思想家们也都是如此。所争执的只是如何实现利民、爱民的理想罢了。老子、庄子、杨朱、墨子、哈耶克等人认为官方不要干涉人们的自然。老庄杨认为君（天）民（地）遁道而趋——各行其道就可以了，人们自然就会向善。墨子稍有不同，墨子是劳动者出身，将王公大人士君子们也视为与民一样人格的人。认为他们只是天下之“器”——工具。所有人都要被天志所约束，所有人都要被人们的共义所约束。墨家学说充满对王公大人士君子们的不信任，不但要求案例法形式的民立法，还要求上下通察的透明执政。庄子反抗社会规模扩大，不得不越来越多地相互交流的趋势。提出相忘于江湖。墨家则要君民被同样的规则约束，在此基础上形成合作。所以可以说从思想角度看，在古之道术诸子内，墨家是最左侧，庄子是最右侧。老杨在中间。儒家则更左，他们认为该由自己代言天道，规划社会，为社会立法。 在实践方法上，思孟系统的儒家激烈批评君王和其他各家，继承了孔子的早期思想；夏荀系统包括商鞅等人则比较现实，他们与政权完全结合，同时吸收了古之道术的法治技术，继承了孔子的晚年思想。如果从维护政权角度看，儒家则最右。我们看“左右”问题，需要区分范畴。“维护秩序”不是一个好的标准。极左的学派在没有达成自己理想秩序前是秩序的革命者，达成自己理想秩序后则一变而为秩序的保守者。以“维护秩序”为标准，就必须明确该“秩序”指的是社会自生秩序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秩序。儒家大一统体制就属于人为设计的秩序，保守这种秩序不是“维护自生秩序”，也就不是“右”。 先秦儒墨冰炭不相容，所以往往儒家的弱点正是墨家的优点。墨家的天志（包括非命）、案例法恰恰是保守自生秩序的必须而且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儒家所主张的礼乐，荀子已经很好地表达其实质。不过是官方教化万民、规划社会的工具。那些耗费民财用于教民、移风易俗的繁礼、官乐。建基在儒家官方比百姓有德的理论基础上，与正常社会不符。墨家不要繁礼要敬礼，不要官乐要民乐。在当今已经是人们的共识。 荀子“从道不从君”，又将儒家置立为天道代言人。与儒家将自己主张归于“天”、“天道”不同。墨家除了墨子本人讲述的天志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墨者将其他内容归为天志。这种认识是由墨子树立的，还是其他墨者树立的呢？很难分析出来。然而穷举墨子所说天志，恰好构成整套“天宪”，恰好是构建一个正常社会所必须[1]。只缺少“非强制”。非强制原则被墨者们表述在《大取》篇。然而没有将之归于天志，严格遵守不得代言天志规矩可能是原因之一。而且在先秦墨者的意识里，“非攻”可能已经包含了“非强制”。墨家使用天志，类似律法中的明文法，是明确的。如此，天志就不是由墨家代言的。与儒家自称天道代言者，有本质的不同。而墨家主张的案例法、分封制又比儒家的圣王立法、大一统更为符合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和人群的利益。 我们承认先秦各家对墨家思想、历史事件的记载，也需要从墨家思想角度去分析各家对墨家的评价。由于儒墨主张尖锐对立，所以《各家论墨》的孟子篇和荀韩篇也将同样从墨家角度批评儒家思想。 [1] 参考《墨学辨析·十天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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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