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人心地宽舒，便福厚而庆长，事事成个宽舒气象；鄙夫念头迫促，便禄薄而泽短，事事成个迫促规模。善良宽容的人，会因为自己的宽厚胸襟而通体舒畅，这样，就会得到长久的丰厚福禄，做起事情来也轻松自如；而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的人会因为自己的思维狭隘既得不到丰厚的福禄，做起事情来也显得失手无措。
仁柔寡断，建文帝失国
朱元璋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建立了明朝。做了皇帝后，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不料，朱标在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因病去世。于是，朱元璋立朱标的第二个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继承帝位，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
朱允炆做皇帝时已二十多岁，在中国古代继承帝位的皇帝中，他这个年龄不算小。朱允炆也算得上是聪明能干的人，明朝又处于国势上升时期，按常理说，他应该做个太平天子。可是，他只做了五年皇帝，便被赶下了帝座，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叔父朱棣。原来，他即皇帝位时，他爷爷朱元璋给他留下了一个封建统治者最忌讳的难题：尾大不掉。
原来，朱元璋建国后害怕有人起异心，于是分别封自己的几个儿子做藩王带兵驻守各地，这就形成了这些藩王拥兵自重的现象。朱元璋活着的时候，这些藩王倒还安分守己，可朱元璋一死，这些藩王就开始蠢蠢欲动。其中野心最大、实力最大的当属燕王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英勇善战，且有智谋。明朝建国后，受封燕王，驻军在北平（今北京）。
聪明的朱允炆早在做皇太孙时就预料将来各位叔叔是自己的对头，曾和侍读太常卿黄太澄语及此事。做皇帝后，朱允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削夺了除燕王以外其他五个叔叔的爵位、权力。对这些藩王的处理，朱允炆干净利落。唯独对后来夺了他天下的燕王朱棣，小皇帝朱允炆优柔寡断，一误再误，最后自己终于痛失皇帝宝座。
在削藩之初，朱允炆曾和朝臣仔细分析如何削藩。最后采纳黄子澄、齐泰建议，避强就弱，先削夺了其余诸王。而燕王朱棣据地最险要，政治军事经验最丰富，本来就因朱允炆不允许他进京师奔朱元璋之丧而不满，又见其余兄弟被夺藩，自然兔死狐悲，更加警觉且怀异志。于是叔侄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朱允炆用黄、齐二人之计，提升北平军官张（日丙bing）、谢贵官职，密诏二人监视燕王朱棣。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正月，燕王派使者葛诚到京师述职，朱允炆密问燕王府中动静，葛诚以朱棣心怀异志的实情相告，朱允炆又密嘱葛诚回北平后作为朝廷的内应。葛诚回北平后，朱棣已看出他表情有异，心中动疑。这样，双方矛盾更加明朗，可谓一触即发。
但是，同年二月，朱棣亲自到京师朝见朱允炆，“行皇道入，登陛不拜”。没见到面时，双方仇视提防；见了面，朱允炆反倒仁柔起来。
朱棣觐见，走皇帝专用的道路，又不对新皇下拜，这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当时，有御史官弹劾此事，朱允炆竟轻描淡写地说：“至亲勿问。”户部侍郎卓敬密奏：“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封南昌，以绝祸本。”朱允炆竟将这至关重要的奏章藏了下来，第二天对卓敬说：“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
这次朱棣入朝，时间长达一个月，龙离深渊，虎落平原，这时朱允炆对朱棣或捕或杀，都是一句圣旨的事。然而，小皇帝硬是大谈什么“骨肉之至亲”，以至于朱棣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北平。同年四月，朱允炆又一次轻易放弃了控制朱棣的最后王牌：将朱棣的世子朱高炽、儿子朱高熙、朱高燧放回了北平。
原来，朱元璋临死遗嘱，要亲王或亲王之子来京服丧三年，这时朱棣准备谋反，以病重要见孩子为借口，向朱允炆请求，允许留在京师的世子和其他两个儿子回北平，朱允炆竟然应允。朱棣见了自己的儿子后，大喜曰：“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于是决心谋反。
同 年七月癸酉（公元1399年8月6日），燕王朱棣诱杀了朱允炆安在北平的近臣，公开反叛。出兵的理由是：清君侧。说齐泰、黄子澄是奸臣，他要按先帝祖训起兵讨伐奸臣。朱允炆也不敢怠慢，调兵遣将平叛。直至此时，朱允炆还荒唐之极。他对前去平叛的将帅下了一道可笑的圣旨：对朱棣只能活捉不能杀死，以免“负杀叔父之名”。这场叔侄间的较量持续三年，最后以朱允炆战败，朱棣全胜而告终。燕王朱棣终于攻占了京师，做了皇帝，即历史上的明成祖。
仁柔寡断的建文帝朱允炆，乘兵乱逃出了京师，从此下落不明。
宽宏大量，曾国藩立德
宽宏大量是立德之基，更是处世之道。
曾国藩认为，人必先有宽广的胸襟和平淡的心境，后才能稳健地立足于世。
曾国藩非常佩服唐朝名将郭子仪，不仅对他的英勇善战、足智多谋钦佩不已，对他的“量”字精神也深为折服。郭子仪的祖坟为人所掘，他不但不报仇，反而引咎自责，曾国藩称此“是名臣之度量也”。
韩信也是曾国藩心中的模范，韩信曾在闹市上受过“胯下之辱”，后来成为一代名将，他不但未找这些人报复，反而召他们来任以官职，他的宽容与大度实在是旁人无法可比的。每读到此处，曾国藩都会赞赏不已。他以此为例告诫部下，称韩信之举为“豪杰之举动也”。
他以此二人为榜样，与人为善，宽于待人，这在与左宗棠的关系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经历了几次波折，但曾国藩始终本着“待人以诚以恕”的原则与之相处。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左宗棠虽然很有才华，但是却屡试不中，科场失意，便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升为“刑名师爷”，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达六年之久。他们二人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经常意见不一致，容易起分歧。
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也绝不示弱，立即这样回敬道：“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他生性桀骜，言词尖锐，锋芒毕露，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在其中。
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却以失败而归，欲投水自尽却未遂。于是，他垂头丧气地回到省城。左宗棠闻讯，便指责曾国藩说，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速死非义，何必出此下策。左宗棠虽然直言，但是在为主帅打气，话语中也流露出几分敬爱之意，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病丧，他闻讯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不待君命，舍军奔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于是，湖南官绅也都附和这一说法，这使曾国藩十分尴尬。后来，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他特地登门拜访了左宗棠，并以“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请求左宗棠篆书，以表谦抑之意。
尽管二人性情不同，经常意见不合，但都是关于“国事兵略”之事，而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这也显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他说左宗棠“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此，他的保举才使左宗棠能够一展抱负与胆识。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给他这样的论定：“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
为人处世，胸襟坦荡、大度宽容可以帮助人们得到别人的真诚相助，在行事过程中更加畅通无阻。
荀子曾说，一个有涵养、懂为人处世之法的人，应该懂得敬重天道、遵循常规、敬畏礼法、自守节操，对待事情要有宽宏大量的气度。为人处世中，自己若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自己若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处处行得通。今日自己处在顺境，要想到他日自己也可能会处于逆境，今日自己待人盛气凌人，他日也可能有人会盛气凌人对待自己。因此，无论何时，要以“宽宏大量”立身，常给他人留有余地。
感悟：历史有远去的尘烟，有近代的风云，更有刚刚远去的时光。纵观人类历史，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悲喜剧。权力争夺，总有人占据主动、稳操胜券；宦海沉浮，总有人左右逢源、立于不败；名利场上，总有人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同时，也总有人满腹经纶却终生不得志；英雄盖世竞败给泼皮无赖；君子清正廉洁却屡屡受挫。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悲喜剧中，总有生存规律可循，这些规律是人们必知的生存智慧—老人言，也是人们立身处世的根本。世事如棋，人生如局，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如同棋手，都在社会这张无形的棋盘上精心地布局。善于揣摩人的心性，知晓历史博弈的智慧，你就能拥有精妙绝伦的高招，下出变幻莫测的妙棋：强者当更强，弱者将突围，变弱为强。历史的典故以及老人言不仅仅享受到无数精彩纷呈、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也能够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博弈智慧，在现实中更好地选择人生策略，多一分成功，少一分失败。文/单眼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