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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念母亲红线女：爱与痛都永存心底 －－作者：马鼎盛
马鼎盛与母亲红线女 她有多伤悲，我的内心就有多懊悔
红线女与马师曾
《关汉卿》剧照（红线女饰朱帘秀，马师曾饰关汉卿） 我从不隐瞒，过往很多年里，我并不怎么“待见”我的亲生父母。 我的生父马师曾，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被称为“粤剧泰斗”、“一代伶王”，父母因粤剧结缘，但粤剧并没有将他们在生活上长久地紧紧拴在一起。父亲比母亲大20多岁，年龄的差距让他们在生活越来越多的不和谐。离婚提上了议事日程。祖母很强势，告诉我母亲：“马家的男孩子留下，女儿你可以带走。”于是我和哥哥马鼎昌被“划归”父亲，两个姐姐跟随母亲。 我对父母真正心生隔阂，是从他们开始谋划各自的再婚生活开始。父亲郑重地告诉我，他要和王同志（父亲不让我们称呼她阿姨）结婚，以后她和我们父子仨一起生活。我的反对并没有改变父亲的决定。 那段时间我做梦都想着如何阻止母亲再婚。寸步不离地“监督”着母亲，家里来的每个客人，无论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还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只要是男人，我都觉得可疑。在与母亲进行拉锯战的同时，我还进行着另一场战争，对手便是我的继母。王同志在与我父亲结婚没多久，我哥便搬到我妈那儿去住了，这让我越发对她有成见。四年后我父亲因咽喉癌去世，遗体告别会上来了不少领导和社会名流，工作人员安排我和王同志作为家属站在一起，15岁的我死活不肯，两个大人来拉我都没有拉动。 我母亲的再婚，已是10年之后的事。10年后我25岁，母亲再婚那天我没有回去。在我看来，母亲与另一个男人组建家庭，这对作为儿子的我来说，无疑是心酸与隐痛。 母亲这次嫁的男人是名作家。与第一段婚姻一样，母亲的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10年，继父患肝癌晚期的日子里，我母亲推掉一切演出和活动，每天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无微不至地照顾。继父去世那天，母亲推着他的遗体从病房走到太平间，60岁的她腰板硬朗、步履稳健，脸上没有一滴眼泪。 母亲高到无法企及，我唯有努力做好自己
50年代的红线女
晚年的红线女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东省社科院工作，并很快有了女儿。1989年我40岁，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带着妻女告别广州定居香港。 在香港，我们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没有厕所的唐楼板间房，用“穷困潦倒”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为了生计，我打好几分工，在几家报社做编辑、记者，还在电台做兼职主持人。我把一天24小时当成27小时用！ 母亲不帮助我，但并不代表她不关心我。那天母亲事先没有通知，从天而降一般突然出现在我家，面对小小的房间连个站的地方都难以找出来，母亲很久没有说话，我内心惶恐，也不言不语，我知道母亲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临走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孩子，中国有句古话：安居才能乐业。” 母亲惦记着我、牵挂着我，却常常忘了她自己。继父去世后，母亲一直独居在广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的治安并不怎么好，一次窃贼接连洗劫了我母亲居住的华侨新村好几户人家，她的家也未能幸免，已经70多岁的母亲还被打成重伤。我知道的时候母亲已经伤愈出院，母亲知道我忙，工作压力大，不想让我分心。 时光能带走很多东西，也悄然改变着我们母子间的关系，晚年的母亲变得日渐宽容豁达，在我眼里不再高高在上，平凡得如同邻家老太太。那天一大帮亲戚聚会，酒酣耳热之际我讲了一个段子：小动物幼儿园开学了，老师让大家自己介绍，于是有的说：“我是小牛牛。”有的说：“我是小兔子。”……一个小朋友却悄悄溜出了教室，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说“我是小鸡鸡”。多年后大家再聚会，已经为人父母的他们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兔爸。”“我是鹰爸。”“我是羊爸。”……这时又一个悄悄溜了出去，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母亲脱口而出：“这家伙肯定是鸡爸！” 全场哄堂大笑，母亲也乐得不行。母亲一生严谨，我从未见她如此彻底放松笑过，我也笑了，内心五味杂陈，脸上笑中带泪…… 努力成为母亲的骄傲，斯人却已离去
马鼎盛与母亲红线女 母亲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我，我主持的每期节目她都会收看，首播看不了的看重播，要是连重播也错过了，她会打电话让我制作成碟寄给她看。而且，母亲没少给我提意见，一次我穿唐装做节目，母亲后来给我打电话：“你根本就不会穿唐装呀，穿这衣服领子露多少、袖子露出多少，坐的姿势是怎样的，都是有讲究的。” 年过8旬的母亲依旧对年过5旬的我要求严格。我还知道，母亲为我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好几次回广州，母亲的街坊都悄悄告诉我：“知道吗？每次你的节目快播出了，老太太总会提醒我们：‘一会儿大伙别忘了看我儿子的节目啊，这家伙现在比我还要火。’” 内心百感交集。母亲在事业上达到的高度，或许我永远无法企及，但作为儿子，我的努力让她骄傲，给她带来快乐，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高度？ 我的事业一天比一天辉煌，母亲一天比一天老去，老了的母亲很希望能有子女陪伴在身边。那天在广州参观红线女艺术中心，我对中心未来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母亲无比兴奋：“你的想法很好啊，要不回广州来帮我？”她甚至和我开玩笑：“电视台给你开多少薪水，我同样开多少。” 我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是在香港我是电视时事评论员、军事节目主持人和报纸军事专栏作家，如果来到红线女艺术中心工作，我将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告诉母亲：“我们还是经营各自的领域比较好，但只要有机会，我都愿意与您联手合作。”母亲点点头，不再强求。 曾经，因为反对母亲再婚，因为觉得母亲对待我和哥哥没有“一碗水端平”，我与母亲隔膜多年；记忆里，我与母亲之间的拥抱屈指可数，每次回广州探望母亲，告别时已移民加拿大的哥哥会搂着母亲贴贴脸，我却坚持中国的传统习惯，鞠躬如仪。而在这一刻，已入耄耋之年的母亲和她年过六旬的儿子，两颗心贴得却是那么紧…… 转自《四川省妇联幸福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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