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家留在伊川的书法珍迹（下）

历代名家留在伊川的书法珍迹（下）

宋赞斌

（接上期）

 

五、 徐浩书《张庭珪墓志》

 

张庭珪墓志1977年7月出土于伊川县高山坡头寨村东，现藏伊川县文管所，由唐代著名书法家徐浩撰文并书丹。

　　张庭珪，两《唐书》有传。据志文记载和推算，张庭珪生于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卒于开元二十三年（735），享年77岁，天宝十年（751）葬于寿安县纺山。纺山，史书无载，说明今伊川县高山在唐代中期称为纺山，属寿安县境。

　　两《唐书》均载为“张庭珪”，而志曰：“张廷珪”。传载“封范阳县男”，志曰：“封范阳县子”。传载“谥贞穆”，志曰：“有司谥行曰：‘鼎穆’。传载张庭珪为“河南济源人”，志曰：“范阳方城人”。传多谬，当以志文为准，志文纠史之误。

　　张庭珪历官，志文可补传之不足。传载：补白水尉，累迁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礼部侍郎、黄门侍郎、少府监、洪州都督，沔州刺史，又历苏、宋、魏三州刺史，江西西道按察。而志曰：历冀氏、白水、伊阙三县尉，右台监察殿中，左台侍御史，再为起居，一为吏部员外，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尚书左丞，黄门侍郎，少府监，持节颖、洪、沔、苏、宋、魏、汴、饶、同等州刺史，前后充河北宣劳、江西按察、河南沟渠等三使。

　　志曰：“其荐贤也，则达奚珣、苗晋卿、李邕、梁涉、孙逖、张利贞、王灵惭、李融、李玄成为一时之，咸登庸焉”。《新唐书·艺文志》载：“峤为内史，与监察御史张廷珪荐邕文高气方直，才任谏诤，乃召拜左拾遗”。又“张廷珪为黄门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为御中中丞”。史志相符。而其他8人，史书未载曾为张庭珪荐举，且王灵惭，两《唐书》无载。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叛乱。十二月，河南尹达奚珣与陈希烈、张垍“同掌贼之机衡”，为安禄山伪左相。至德二年十二月，腰斩伏诛。由于墓志撰于天宝十年，所以仍称达奚珣为“一时之”。

　　志曰：“其瘅恶也，张昌宗作凉宫，薛怀义建伪阁，殚万家之产，并劾奏焉”。唐代张昌宗有两人，一为张昌龄弟；一为张易之弟，此乃后者。其作凉宫，即指《旧唐书·外戚传》载：“三思又以则天厌居深宫，又欲与张易之、昌宗等扈从驰骋，以弄其权。乃请创造三阳宫于嵩高山，兴泰宫于万寿山，请则天每岁临幸，前后工役甚众，百姓怨之”。薛怀义建伪阁当指垂拱年间，“修故白马寺，敬爱寺别造殿宇，拆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等。武则天时期，张昌宗兄弟、薛怀义颛政自肆，恃思狂蹶，而受到劾奏。《新唐书·张行成传》载：宋璟、李邕进奏张昌宗、冯思勗劾薛怀义，而志称张庭珪也参与了此事，这从《新唐书》中可以找到佐证，“神龙初，（张庭珪）上书切争，且言：‘今土木复兴，不称前诏，掘攘伐木，害生气，愿罢之，以予穷乏’”。

　　志曰：“其详刑也，免张文成于殊死，谏张真楷于极法，回九重之听，进谠议焉”。张文成，乃张荐之祖张鷟，两《唐书》只有5处提及。与此相关者《新唐书·张荐传》：“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语讪短时政，贬岭南”。张真楷，史书无载。

　　夫人周氏，生于乾封二年（667年），卒于天宝四载（745年），时年78岁。其父周崇，雍丘县令，史书无载。

　　两《唐书·张廷珪传》不记其子，而志曰：“嗣子，门下省符宝郎。博雅大理评事，博雅鸿胪少卿，博济太子，右赞善大夫”。

　　徐浩，两《唐书》有传。志载“朝散大夫，检校尚书，上柱国”，可补史之阙。

《旧唐书·徐浩传》“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据此推算，《张庭珪墓志》是他48岁时撰书的作品，可谓继河南登封《嵩阳观圣德感应颂碑》后的又一书法珍品，《圣德感应颂碑》是他41岁时的杰作，二者风格一致，字形扁平，骨肉匀适，结构紧凑、波划飘逸，用笔淳劲而笔势昂扬，都有一些用小篆结体书写的别体字。徐浩的隶书以肉多圆润为其主要特点，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唐自欧虞后能备八法者，独徐会稽与颜太师耳。然会稽多肉，太师多骨”。而《张庭珪墓志》较之瘦劲而有气骨，清冯班《印吟书要》，“徐季海筋骨，如渴骥奔泉，怒猊抉石。东坡云：‘细筋入骨’。无人知此言极妙，米海岳以为过老诋之，偏见也”。正因为徐浩的隶书从中年到晚年用笔特点的变化，所以才使黄庭坚、米芾只识其肉多，冯班只识其筋骨。从《张庭珪墓志》中可发现一种古拙、雄健之感。

 

六、梁升卿书《张说墓志》，

 

《唐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张九龄撰、梁升卿书、卫灵鹤刻。1999年秋出土于河南洛阳伊川县吕店乡万安山南麓袁庄村，现藏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张说(667-730)，唐代文学家。字道济，一字说之。一生历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为宰辅。《全唐文》卷二九二录有张九龄撰《张说墓志》文，与出土墓志略有区别。《张说墓志》所述张说行状多见史载。志文之外，其书法亦值得关注。《张说墓志》为梁升卿所书。梁升卿于开元二年（714）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及第。此后任奉天县尉、雍县尉，迁拾遗，历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祠部员外郎、户部郎中、中书舍人、莫州刺史、广州都督、太子右庶子。升卿长于书，其书名虽未能煊赫于史，然于唐代则以隶书名于时，而为唐开元年间名家。

对于梁升卿的书法，时人和后人多有评述：

《新唐书·韦安石传》载：“抗者，安石从父兄子。……所表奉天尉梁升卿……为僚属，后皆为显人。升卿涉学工书，于八分尤工，历广州都督，书《东封朝觐碑》，为时绝笔。”

 唐人吕总在《续书评》中，评价梁升卿的书法“如惊波往来，巨石前却。”

宋人朱长文在《续书断》中将梁升卿的书法归为能品。

清人刘熙载《艺概》中说：“欧阳文忠于唐八分尤推韩、史、李、蔡四家。夫四家固卓为书杰，而四家外若张璪、瞿令问、顾戒奢、张庭珪、胡证、梁升卿、韩秀荣、香弼、香实、刘升、陆坚、李著、周良弼、史镐、卢晓，各以能鸣，亦未可谓余子碌碌也。”

梁氏既长于书，其实碑版亦多有其所为者。据朱关田先生考证，梁升卿所书写的碑刻墓志有19种。

在梁升卿书写的这19通碑刻墓志中，立于开元十五年（727）的《萧灌碑》和开元二十一年（733）的《冯昭泰碑》均由玄宗题额，而《张府君碑》由玄宗撰文并题额，由梁升卿书丹。由此亦可见梁升卿与玄宗之间的书法交谊，亦可窥见梁升卿于玄宗朝书法声名之重。

《张说墓志》书于开元二十年（732），与书于开元十一年（723）的《御史台精舍碑》相比，《张说墓志》书法更为完整地体现了唐人隶书的精熟特征。

邱振中先生评价梁升卿所书写的《御史台精舍碑》时说：“所有点画都肯定、准确、规范，例如撇，不论在哪里出现，你都会感觉到它后面不容怀疑的精确的操作。结构极为匀称，同一字中平行的横画将空间准确地分割。”邱振中先生所评论的虽然是《御史台精舍碑》，但也基本道出了唐隶的基本特征。然从《御史台精舍碑》来看，梁升卿的隶书还是取自汉代，在风格上与《乙瑛碑》有相神似处。梁升卿此时的隶书字形略扁，线条的粗细变化比较明显，起笔收笔还比较含蓄。与《御史台精舍碑》相对照，我们发现《张说墓志》中的隶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梁升卿的隶书字形略呈方整之态，线条的粗细变化不是不明显，在整体风格上已经完全不同于汉隶，而为成熟的唐代隶书了。梁升卿此时的隶书已经十分平整精熟，但精熟之后也带来弊端，我们看其隶书撇划最后的顿笔和提笔，都是明显的顿挫一下，然后向上挑去，成为一个模式，形成了习气。

通过《御史台精舍碑》和《张说墓志》的简单比较，我们约略知道了从开元十一年（723）倒开元二十年（732）梁升卿隶书的发展和变化过程，而且从这个侧面亦为我们关照唐代隶书提供了参照，这亦堪为《张说墓志》书法意义之所在。

《张说墓志》刻工十分精良，对一些细微的笔画交代得十分清楚，透过刀锋，可以想见其时的墨迹原貌。刻者署名卫灵鹤，鄜州三川县丞。据朱关田先生考证，卫灵鹤与《伯夷叔齐碑》的刻者卫鹤为同一人，并于开元廿四年（736）奉教检校镌勒并题篆额玉真公主正书徐峤《金仙长公主墓志》，以善书刻而名于开元年间。

《张说墓志》志盖四行十二字篆书也颇具特色，其篆书线条方折和圆曲相结合，字势工稳、沉静，亦为高手所为。值得一提的是志文中并没有记录篆盖者姓名，赵君平《唐张说墓志述要》和李献奇《唐张说墓志考释》等文章中也没有就此事进行说明。经研究，我们认为志盖的书写者应是梁升卿。

 

七、王洙书《范仲淹神道碑》

 

范仲淹神道碑，又称“褒贤之碑” ，竖立于河南省伊川县彭婆镇许营村北范仲淹墓塚前20米。由“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撰文，碑额由宋仁宗皇帝亲篆“褒贤之碑”四字，碑文由王洙书丹。此碑碑额、碑身为一块石料所制，通体高高408cm，宽141cm，厚40cm。碑文隶书30行，满行72字，尚存1511字。北宋以后隶书碑文很少，而王洙的隶书书法艺术作品，除此以外，更难寻觅，弥足珍贵。此碑乃名符其实的墓主、撰文、书丹“三名”，堪称千秋名碑，也是迄今为止伊川境内最具历史文化价值、保存最为完好的一通名人神道碑。

王洙虽然没有范仲淹、欧阳修名气大，但在宋代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也更因为他们三人的特殊友情，才有了刻于金石上的这一千古绝唱。

王洙（997-1057）字原叔，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少聪颖，博览强记，遍览方技、术数、阴阳、五行、音韵、训诂、书法，几无所不通。官至侍讲学士。《宋史》本传说他对于“篆隶之学，无所不通。欧阳修评他写的《范仲淹神道碑》(欧阳修撰文)，其隶书“峭劲，多带篆体，真出唐人隶书之上”。

王洙的父亲王砺是其时闻誉天下的私塾教师戚同文的学生，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官至屯田郎中。二哥王渎长王洙十多岁，曾执教于应天书院。王洙是王砺的幼子，排行第五。父兄们的学识修养为王洙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加上他自幼聪慧博学，勤奋努力，后来终于成为当时“名臣贤士皆称慕之，其名声著天下”（欧阳修语）的知名学者和教育家。

宋仁宗天圣二年（1034），28岁的王洙中进士甲科，初补庐州（今合肥）舒城县尉，因“复县民钟元杀妻不实”罢官，归居南京（原宋州、商丘县），第二年入应天书院任讲说。天圣五年，著名政治家、词人晏殊知应天府期间，热心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奏请将应天书院升为府学（开北宋官办府学的先例），对博学多才的王洙格外重用，寄以厚望，同时，聘请范仲淹来院任教。经过他们的辛勤努力，书院日趋兴盛。南宋文学家楼钥称赞当时的应天书院“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以文学声名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

天圣六年，欲调王洙赴贺州富川县（今广西东部）任主簿，晏殊执意挽留，并授意范仲淹写《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上呈朝廷。状中盛赞王洙素负文藻，深明经义，极力挽留，词恳意切，终至获准。王洙在应天书院致力于教授生徒总共八年，直到明道二年（1033）调往京城。由于学识渊博，教授得法，又竭心尽力，而深受生徒们敬重。欧阳修对王洙的教学艺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说他讲课时“语言初如不出诸口，已而辨别条理，发其精微，听者忘倦。决疑请益，人人必得其所欲。”

王洙到汴京，初任国子监说书，不久升直讲。其间因校《史记》、《汉书》迁大理评事（参与评断大案要案）、史馆检讨（参与编修国史），同知太常礼院。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五月晋为天章阁侍讲，为皇帝赵祯在迩英阁读讲“宝训”、“要言”，累迁太常博士同管勾（兼职管理）国子监。因在王尧臣（其侄）的组织领导下与欧阳修等一起参加校勘宫中藏书，编篡《崇文总目》，书成后迁升工部员外郎。修《国朝会要》成，加官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寺。庆历三年（1043）九月，依富弼（副宰相）奏请受命与欧阳修等共同编修《祖宗故事》，历时一年，成书20卷。

庆历四年，朝中保守派的当权人物为从组织上推垮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藉故将在馆阁中任职的革新派著名文人全被罗织罪名一举清除。（这就是成语“一网打尽”的历史由来）玉洙被贬出知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庆历五年末移知襄州（今襄樊市）。赴任途中路过紧临襄州以北的邓州（今河南邓县），与知邓州不久的范仲淹会晤。王洙与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和在朝廷共事多年，友谊深厚，二人相见，感慨万端。后作诗唱和以记其事。范仲淹诗的后半部分：“与君誓许国……洁如凤食竹，乐若鱼在藻。安得长相亲，时时一绝倒。不忘平生期，明月满怀抱”。充分表达了二人以身许国、不以进退为怀、光明磊落、豁达乐观、恬淡守志的高尚情操和亲密无间的友谊。

王洙来襄州后，顺应民心筹划重建了西晋开国功臣羊祜的祠，并作《题岘山石壁》长诗以记其事。从诗的结尾“使民永念古遗爱，勖尔风化常丕敦”，可见重建羊祜祠的深远意义在于缅怀先贤，对州民和官吏进行道德风化教育。范仲淹在《寄题岘山羊公祠堂》诗中有“卓有王源叔，文学伟当代。借麾来襄阳，高怀极恬退”，“太守一兴善，比户皆欢快。源叔政可歌，又留千载爱”等句，对王洙的文学造诣、思想品格和爱民政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向以国事为重、荐贤不遗余力的范仲淹认为朝廷对王洙大材小用，为此写了《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扎子》上呈，内称王洙“文词精湛，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缙绅之中未见其比”，“其才内外可用”，力主召王洙还朝。于是再迁知亳州之后不久，得富弼推荐复为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又恢复了曾经担任过的太常博士，掌管讲定吉、宾、军、凶、嘉五礼仪式，撰定谥文，监视祠事仪物。又升迁为兵部员外郎。受命参与编修《大享明堂记》，书成，任为编修国史的史馆修撰，再迁为皇帝起草诏告命令的知制诰。皇佑三年八月，曾受命为生辰使前往辽国祝贺辽太后的生日。

至和元年（1054）九月，王洙迁升翰林学士，嘉祐元年闰三月，因其侄王尧臣任参知政事，罢去翰林学士之职，改任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嘉祐二年（1057）七月，王洙病，迁延不愈。赵祯念念不忘听王洙读讲，派专人前往慰问，并带去口讯，询问：“疾少间否，能起侍经席乎？”后终因医治无效于九月初一去世。十一月葬于故里孟诸乡土山。欧阳修为他写了墓志铭。

王洙一生，泛览传记，自六经、史记、百家之书，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法、音律、训诂、篆书，无所不通。著述甚多，除上文中已记外，尝修《集韵》、编《国朝会要》、《乡兵制度》、《三朝经武要略》，著《易传》十卷、《昌元集》十卷。与司马光合编《类编》（同于今天的汉语字典）45卷，收字达31319个之多。收集宫藏、家藏和民间散藏的杜甫诗篇校勘编纂为20卷《杜工部集》，经姑苏郡守王琪等刻印刊行，使杜诗得以广泛流传。又据宫廷秘藏的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金匮玉函要略方》的杂病部分与林亿共同校订编纂为《金匮要略》，此后得以与《伤寒论》一起流传下来。皇佑年间，王洙在迩英阁为皇帝赵祯讲《尚书》无逸篇。赵祯说：“朕深知享国之君宜戒逸豫。”之后，为警醒自己，命蔡襄（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书孝经，王洙书无逸置于坐席左方。可见王洙的书法亦颇有造诣。

 

八、苏辙书《王拱辰墓志铭》

 

王拱辰墓志1976年3月出土于伊川县窑底村西王拱辰夫妇墓，现藏伊川县文管所。北宋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刻。文彦博篆盖，安焘撰文，苏辙书丹，张士宁刻石。楷书，67行，行69字。志盖书“宋彰德军节度使、北京留守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懿恪王公墓铭”。首行题：“宋故彰德军节度、相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检校持节相州诸军事、相州刺史、充大名府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内劝农使、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九千三百户实封三千四百户，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懿恪王公墓志并序”。

志文记载了王拱辰之高祖、祖父、父亲和他本人的官职升迁降免情况，大越国交趾郡王入侵北宋与西夏、吐蕃关系的情况，王拱辰出使契丹、参与宋辽两国外交活动情况，王拱辰减裁冗兵的奏议和救灾赈恤、处理疑狱滞讼、维持社会治安的措施和政绩，王拱辰治学及其著作等。

王拱辰，卒于元丰八年七月，终年74岁。《宋史》有传，其墓志之大，志文之长，为唐宋墓志所少见。志较传详，可补《宋史》之阙误，志文生动流畅，书法浑厚端庄，雕刻精美。

苏辙（1039 —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诗人、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二年（1057），苏辙登进士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任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文彦博等人历职地方。

宋哲宗即位后，召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1086），任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绍圣元年（1094），因上书劝阻起用李清臣而忤逆哲宗，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崇宁年间，蔡京当国，再降朝请大夫，遂以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州，号颍滨遗老。

政和二年（1112），苏辙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

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苏轼称其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其诗力图追步苏轼，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苏辙亦善书，其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著有《诗传》、《春秋传》、《栾城集》等行于世。

 

九、赵孟頫书《敕赐伊川书院碑》

 

伊川书院碑位于河南伊川(今属洛阳)。程颐于此讲学20余年。延祐三年(1316)春三月，得仁宗嘉许，赐名“伊川书院”。另由翰林直学士薛友谅作碑文记其事，集贤殿学士赵孟頫书丹，参知政事郭贯篆额。碑高8尺，名“敕赐伊川书院碑”，至今尚存。

程颐于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上书宰相文彦博，希望将洛阳城南龙门山附近的“荒芜无用之地”拨给他以供著书讲学资用。文彦博满足了程颐的要求，把自己在伊川鸣皋镇一处庄园赠给了他。有正房5间为讲堂；东西厢房各3间，为弟子居室；大门1间，匾题“伊皋书院”。

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书院被毁。元朝炮手总管勖实戴率兵镇守鸣皋，读二程《遗书》，受其影响，遂改名克烈士希，并筹资材，募工役，于旧址重建书院。有大门、中门、廊庑、讲堂、仓库、厨房等，亲为之记。

其子慕颜铁木又增建稽古阁，藏书万余卷。延祐三年(西元1316)春三月，得元仁宗嘉许，赐名“伊川书院”。另由翰林直学士薛友谅作碑文记其事，集贤殿学士赵孟頫书丹，参知政事郭贯篆额。碑高8尺，名“敕赐伊川书院碑”(今尚存于鸣皋中学)。元末书院毁于战火

 明永乐十四年(1416)佥事刘咸重修。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嵩县知事徐士讷集资重建，作为“育才之宫，讲学之地，以传洛学”。新修大殿3间，专祀程颐、程颢。乾隆四年(1739)增建房舍，设立义学，拨给学田1018亩。乾隆十二年嵩县(时鸣皋镇属嵩县)知县张顾鉴因书院僻处乡村，考课不便，将其并入嵩县城内西北隅之乐道书院。

 鸣皋镇南望九皋山，东临伊水。《诗经》有“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因而得名。程颐就在文彦博所赠的庄园上建立书院，自程颐创建伊皋书院至去世的20多年间，他长期在书院著书讲学，他的思想体系和著述及其传道活动大多在伊皋书院完成，故被称为“伊川先生”。书院兴办后，四方学子，云集程门，“讲易学、授理学”，求教者日夕盈门，“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程颐所传之道，就是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洛学”，它对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起了奠基作用，具有开创之功。可以说伊川书院是理学的策源地之一。到了近现代，理学作为官学虽早已成为历史，但在长时期崇尚理学的背景下所形成的各种礼仪、规制，大都沿袭下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一部分。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作孟俯，汉族，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代著名画家，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之一。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他也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