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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曾说过，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远方主义者，出生地不是故乡，血缘上的故乡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地方，只要它能容纳我，都可能成为我的家乡。”而深圳，被他当成“一座森林”。“我不可能走遍这座森林，甚至连了解它都是困难的。好在我是这样一个生命，具有想象能力，以及讲故事的欲望”，也因此，他通过不断的写作完成一次次对“我的深圳”的建构。 此外，小说之外的邓一光还是一位编剧，在深圳成立“邓一光文学艺术工作室”，带领由一帮年轻作家组成的团队陆续推出电视剧和电影作品。同时，他也积极介入参与一些公共文化活动，策划或主编一些丛书，让人不得不敬佩他澎湃的生命热情。 “深圳书写”带有粗略的普遍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作为您迁居深圳后出版的第三部小说集，《深圳蓝》这本新集子反映了您对深圳哪些新的观察和思考？ 邓一光：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说，艺术作品的所作所为是让人们看到或理解独一无二之物，而不是判断或概括，这是艺术作品惟一可取的目标和惟一充足的理由。通常情况下，文本比阐释宽广和复杂，即使学者也做不到用概括和归纳代替无限的阐释，对作品的阐释权利还是交给读者吧，这是作品与读者相遇的最好方式。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蓝》依旧带有一个重要符号，就是“深圳书写”，几乎可以从中感受到我们在深圳的生活气味，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是这个时代的深圳“纪实小说”，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邓一光：不清楚你说的“纪实小说”指什么，所以没法同意。如果你提到的“生活气味”指人们生活的现象，或者别的概念信息或知识，我的回答是，小说在情感世界中与故事的主人公遭遇，提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审美经验，这个工作恐怕和记录式的传媒人工作相去甚远。 “深圳书写”这个说法带有粗略的普遍性，你在这里提到的“深圳书写”，或者别的什么人提到的“深圳书写”，和我认知上的“深圳书写”未必一样。人们习惯于从外部看待事物，以水济水，附影附声，试图使用流行于世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或者精神分析找到一条公共标识指导下的通道，以便解释事物的全部面貌，却疏离了自身经验在阅读作品中的自主阐释，而后者才是创造和解读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手段。 我不是任何地方的土著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小说中镶嵌了不同的深圳地名，这些地名却不仅仅只是一种摆饰，而是各有用心，比如住在西乡和住在华侨城的人物设置特点就很不一样。那么，当初您是怎么想着把它们运用到小说里？ 邓一光：地名包含地理、历史、民俗、语言等文化学概念，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以人为主体与地域有关的社会生活。但这不够，好故事不会被动地呈现地名，而是会对包括地名在内的故事元素做拆分和重构，生出新的意义，以表现人的复杂的精神面貌和受其支配的生活。比如这部集子中的《别把爱你的人送去香港》，周思爱杀了人，准备逃往香港避风头，她的前爱梁鼎和梁鼎的现女友包爱君为到底要不要送她去香港展开了一场争论。“香港”这个地名作为主人公的预设目的地在故事中反复出现，随着故事的发展，预设目的地开始由庇护转化为危险，然后是拒绝，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作为地名的本源意义消失，不再是地图上的地理符号和历史教科书中的文化符号，延宕为主人公的生活被碾碎后，逃亡之地永远不存在，拒绝之地却无所不在的新的意义，于是读者恍然大悟，故事中反复出现的“香港”，作为实体它自始至终没有现身。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当然，您的初衷并不是要做“城市地理学”的探索。可是至今距离您来深居住不过6年，我在小说里却看到您像是一个深圳土著，对这座城市的脉动和气息非常熟悉。平时在这方面是否有做特意的观察和记录？ 邓一光：小说创作、解读和欣赏的困难，在于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对多数人来说，大部分经验来自对现实生活的指涉，所以，主体意识不自觉的小说家，会下意识地守护住与现实生活相连的那根脐带，忽略文学的自觉主张，而与世俯仰的读者，会习惯性地放弃对文学作品丰富性的要求，只关注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还原度。但小说之小，不妨碍它在整体性上的表达野心，其基础是小说家对表达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之于文化价值体系构成的稔熟，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小说家的本能——小说家像一条鱼游进新的水域，他会熟悉这片水域：水的来源、流向、成分、密度、膨胀度、热容、蒸发量、结冰期，以及水中的生物和食物链构成，滩涂和周遭的生活圈情况，本能决定他会这么做，不然他很可能会在下一分钟丢掉小命，不配做一条鱼。我不是任何地方的土著，我一生都在迁徙，带着我的家人，这使我不得不平添一份小心和责任，我对生活地的观察和融入企图，与其说是好奇，不如说是警惕。 “他生命”是我小说的重要角色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小说中也插置了近年来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会焦点和新闻，比如会以深圳居民赴港限行政策收紧、深圳高房价等为背景。在您看来，这种叙事快感与深层思考如何获得有机的融合？ 邓一光：前面已经部分回答了你的问题。一切人类活动都是文学创作素材的来源，这其中包涵哲学、宗教、美学、社会学、民俗和时事事件等等诸多文化，它们是文学价值属性的重要构成，是文学的DNA，其生发出的精神创造是人类创造性活动中最重要的自由创造部分。社会焦点和新闻本身不是小说家最重要的叙事快感源头，通常它只是故事的借口，小说家要在其中寻找到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新闻事件遮蔽甚至取代的那些内容，惟其如此，叙事才得以建立。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我从您的小说里发现您似乎很喜欢深圳的花草昆虫。 邓一光：不是深圳，也不是花草昆虫，我能接触到，联想到，或者想象到的一切“他生命”，都是我故事中的重要角色。苏格拉底说，田野和树木没有给我一点教益，而城市里的人们给了我这一切。我和他的回答不同，人们给了我教益，但人们之外的那些生命，它们给我的教益更多。 在想象中解析和重建城市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拜读您的小说最深刻的一个感受是：您总是在克制冷静地呈现人生活于深圳这座城市里的精神挣扎困境。但“深圳”最后又不能单纯视为现实的“深圳”，您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复杂多义、深沉辽阔的想象空间。不知这种理解对吗？ 邓一光：卡洛尔·奥茨分析过小说的写作动因，她认为，小说是对现实世界问题无能为力，对此又深抱怀疑的人们的一种优越感所为，他们用想象力来完成自己的生命。她说出了小说这一体裁的两个特点，人们对现实世界问题的不满足，以及想象力的主宰。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有着现实与现实之外两个层面，通过小说，人们能对现实世界丰富性内部的意义进行前所未有的梳理，这是别的手段没有办法完成的。 我们习惯说城市，城市是什么？建筑、交通、工业商业住宅区、行政管理机制？不，没有人，它什么都不是，它连文化都没有。城市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你提到的精神挣扎困境，指的也是人的精神困境和挣扎。我们不妨把深圳是什么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想想另一个问题：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我们知道一些什么？他们的肉身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活动，他们崇尚自然神论、泛神论、一神论还是无神论，对这些，我们知道一些什么？这些内容才构成城市的有机活力，是城市故事的真实内容，最终演化成文化，再形成城市历史。至于小说，在小说家的叙事之后，故事会产生全新的想象空间和情感能量，它不再等同于现实生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尽管您平时处事低调，可读过您作品的人都会被您作为作家的责任感所叹服。以超越现实的态度描写现实，这体现出您对当下深圳怎样的思考？或者说，激荡您的是怎样的城市内核？ 邓一光：城市是文明的集中体现，但它的辉煌史是靠着野蛮建筑起来的，你无法做到完全依靠抒情来完成对它的讲述，而简单的怀旧和忧伤更无法让你得以释放。如此，对城市的想象力就成了小说家必须面对的考验，小说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对现实中的城市进行拆分、解析，然后重新叙述和建构，使其成为个人意识中的这一座城市。 （下接03版）（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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