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容乃大！以柔克刚！低调，或者冷处理，是态度，更是智慧。值得学习！ 一九四七年，梅兰芳与杨宝森合作，演出了《汾河湾》。散文家黄裳在《文汇报》副刊“浮世绘”上发表了一篇观感，题目是《饯梅兰芳》。大概这是一篇黄先生十分满意的作品，在他后来的各种文集和选集里频繁出现。而当时的黄裳不到三十岁，可能还只是个报社的记者，是没什么名气的“小黄”。 梅兰芳《汾河湾》饰柳迎春 一九九四年，有人旧事重提，撰文批评《饯梅兰芳》是一篇充满恶意的“请梅下台”的文章。此时的黄裳已经是“黄老”，他的书迷和读者已有几代人。黄裳在近耄耋之年，还要为自己半个世纪前的旧作进行辩解。在《关于〈饯梅兰芳〉》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写过不少评梅戏的文章，大抵喜欢的多说一些，不大喜欢的少说一些，但从未放过‘冷枪’。对他早年的反串戏，我也并不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未能一律吹捧。就在《饯梅兰芳》一文中，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如笑场，未曾恢复盛年原样的嗓音、身段等。我觉得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我的敢于讲大师的缺失，在有些人看来，怕是不可忍受的。怎么提一下梅与孟小冬的故事就是‘即使用最新式的精密仪器，大概也检验不出丝毫的善意来’呢？……”
《饯梅兰芳》在刊登之初，没有引发多少争论。因为抗战后的梅兰芳，“他的嗓音的确大大不如从前了，全失了低回婉转的控制自由，时时有竭蹶的处所”，这是大家都听得出看得见的，一个演员八年不登台，怎么可能精彩依旧呢？何况岁月催人老，即使大师亦如是。黄裳的感慨，也代表了许多观众的惋惜之情。 
十分巧合的是，建国后组稿《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任务却落到了黄裳的身上，因而他与梅兰芳的接触也就多了。梅兰芳并没有在黄裳面前提及那篇饯别他的文章，并且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序言中记述了黄裳的工作辛劳。这一切令黄裳很感动，“他的宽阔胸怀，霁月光风的襟抱着实使我钦敬”。
这段往事，有几处颇值得回味。首先，为什么有人会说那篇《饯梅兰芳》是“充满恶意的”？恶意就是对人不对事。对一出戏，或者一个演员的表演，评价他是好还是不好，都很正常。如果做诛心之论，以此来指责作者的批评，那么这本身算不算也是一种恶意呢？其次，讲大师的缺失，为什么有人就“不可忍受”。是被批评的人自己不可忍受？还是他身后的利益群体不可忍受？即使不可忍受，可以正大光明的去反驳，何以抹黑对方的意图？最后是黄裳所说的“剧评作者的权利和义务”。对戏进行优劣的评价，是批评家的权利和义务。可以不同意批评的内容，但要保障批评的权利，甚至珍惜这种批评的氛围。因为一位艺术家也好，一种艺术也罢，都需要艺术批评。尤其是“义务”，令人遗憾的是，时下有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剧评家们，却不愿履行他们的“义务”。
一个演员成为艺术家，就不大能听得进去别人的批评了。如果这位演员不仅成了艺术家，而且还成为所谓业内“扛大旗的人物”，自认是某种代表和权威，甚至有了艺术之外的地位。那么，就不只听不进批评，很可能是不许别人批评了。因为批评他，就是要撼动权威，就是要扳倒“大旗”，就是“充满恶意”。有人就会“不可忍受”，来剥夺批评者的权利和义务。
梅兰芳不是这样的艺术家，他艺术生涯中经历了太多的批评，认为正确的他虚心接受，觉得谬误的他保持沉默。常言道“有容乃大”，梅兰芳绝不会以自己的名誉和权力去堵住批评者的嘴，所以他才是业内外人们心中真正的梨园代表，才是一代伶界大王和领军人物。  青年黄裳在一九四七年写的《饯梅兰芳》，虽然真诚坦率，但今天看来确实有些不合时宜。我想，梅兰芳对这篇散文，不可能心底里感到愉快。但这种不愉快，也恰恰是因为文章的某些感慨是说到痛处了。然而，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梅兰芳，并没有为了保全自己昔日的完美形象，或是躲避人们对他的比较和品评，而就此真的“绝迹歌坛”。更没有对“黄裳们”进行任何的解释与反驳。他的回应就是，完善他的表演，继续登舞演出。虽然或许声色不如从前，但艺术却更加精妙，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为世人留下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剧目录音，其中也包括被黄裳批评过的《汾河湾》。
其实，批评别人也要看对方值不值得批评，黄裳的幸运是生逢梅兰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