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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冬，与《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一书作者梁秋川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高警楼
（当时秋川兄正在应出版社之邀赶写这部回忆录）
正直的人品，高尚的人格，显现在生活中细微之处——司机、守门人、农民工……劳动者永远受到尊重——一诺千金，三访水兵家；真诚待人，本色保持终身——同胞姐姐：你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忙，都在为别人想。
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人品或者说为人的，不单是在“大是大非”上，而且还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只有在细微末节上表现出为人的正直忠厚，才有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正确的立场和可贵的节操。
对于父亲的为人，我有着许多的亲身感受。
在我耳闻目染中，父亲对与之交往的绝大多数人都真诚热情相待，尤为尊重那些普通职业、普通岗位的一般人，对自己有过支持、帮助和有所服务的则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们。我感受最为深刻的，是父亲对待司机师傅的态度，而印象最深的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那些年。
1971年，父亲重返文学创作岗位后，除了经常下乡外，社会活动也日渐增多。最初的时候，无论是下乡还是在市内参加活动，父亲都不习惯由单位派车接送，即便参加外事活动，也是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前往。但父亲的年纪毕竟越来越大，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弱，下乡时，尤其是到远郊区县，再骑自行车或挤长途汽车，体力确实难以支撑；而市内的一些重要活动往往都需要凭组织者发放的车证前往出入，特别是在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中，父亲因乘公交车前往而险遭尴尬场面后，才不得不改变这种做法，因而就与当时所在单位文化局的司机师傅们越来越多的打起交道。
那次在重要外事活动中险遇尴尬的经历是这样的：参加活动的领导和各界人士，除了父亲以外都是乘坐卧车到外宾下榻的饭店与之会面。会面结束后，外宾十分热情地将来人送出房间，送到饭店大堂，一直送到门外。父亲本以为送客仪式到此也就结束了，等外宾回转后，自己便可离去乘公交车回家。没想到外宾将来人一一送上他们乘坐的卧车，一一握手道别。来人陆续离去，父亲身旁的人越来越少，而外宾则是一副不把客人全送上车，就不回去的架势。父亲知道自己今天所代表的并非个人，不好跟外宾直言自己是乘公交前来，更不能不辞而别的“落荒而逃”。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同来参加会见的一个熟人的汽车开了过来，情急之中，父亲快步走上前，与那个熟人一起向外宾告别，然后同乘一辆汽车离去，从而摆脱了窘况。
父亲与司机师傅的交往越来越多。无论是到郊区，还是在市内，也不论是否赶上饭点儿，父亲被司机师傅送回后，都要热情的留他们在家里用餐。司机师傅们很快就对此习以为常，既不客套，也不会拘谨，如同回到自己的家，赶上吃饺子的时候，还经常一同动手。而父亲如果没有急需办的事，便会和他们一边闲聊，一边等候饭熟；那个时候对酒后开车的限制没有像如今这么严厉，如果碰上一位喜欢喝，又能喝一点酒的司机师傅，父亲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陪着喝上一口。如果司机师傅因有事或其他原因不能留下在家里用餐，父亲也一定要等车开走后，才会转身上楼回家。我家搬到西城区月坛后住的那栋楼，被人称为“落实政策楼”，里面居住着不少每天上下班都有专车接送的领导干部。对其中某些人下车后屁股对着车，把车门随手使劲一摔便扬长而去的做派，父亲很是不屑，每当看到这种情景，总是不自觉地皱起眉头，有时还会“哼”出一声。
对交往时间不长，并不是很熟悉的司机师傅，父亲也会表现出尊重和考虑问题的周全。记得还是我上中学时的一年夏季，父亲到京郊延庆县写作，我也随同前往度暑假。开学前夕，我独自随县里一辆进城办事的车返回。在早上临行前，父亲叮嘱司机师傅说，已经安排好，到城里时一定在家里吃午饭。中午将由我这唯一一个在家的“男子汉”陪客人吃饭，一路上我都在考虑、犯愁，不知如何才能陪好客人。等到家时我才知道，父亲不仅通知母亲准备好招待客人的饭菜，还特意请来当时《北京文艺》的编辑朋友赵金九叔叔陪司机师傅吃饭聊天。
即便是不认识的普通人，父亲同样也会表示出相应的尊重。1979年夏季，我随父亲到东北长春，住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整日人来人往，十分的热闹，在大门口内的一侧摆放着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男工作人员，大概专门负责来访人员登记一类的事情。由于整天进进出出招待所的人很多，可以说是经常的“络绎不绝”，如同城门口，所以最初的几日我并没有太注意到这个人，但是父亲每每经过他面前时总是谦和的向他微笑着点头示意。大概是他从衣着外表上看父亲既不像个编写剧本的作者，更不像个演员；也许是很少会有人向他主动微笑点头，因而每当父亲向他作出那样的表情和举止后，他都会把父亲叫住，询问父亲到招待所找谁，有什么事。父亲告诉他自己是这里住宿的客人后，仍被要求出示了住宿证。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几次之后，我不无得意的向父亲传授“经验”：“下次再经过他跟前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要理他，直接就往里走。你看他什么时候拦过我？”父亲听完我的话只是不置可否的微微一笑，但下次再经过那个看门人面前时，依旧是向他微笑着点头。于是，父亲就依然一次次的被拦住，一次次的被盘问，一次次的出示住宿证，直到我们离开长春。
在印象里，父亲从未对我讲过一句“要热爱劳动人民，要尊重劳动人民”的话，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和他的文学作品无声地对我进行着这样的长期熏陶。由于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上农民后代血脉的遗传，我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思维模式，并化为不自觉的行动。在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后，我就对来自农村的同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跟其中的许多人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学毕业后，无论工作单位怎样变动，职务如何升迁，我对从事一般岗位工作的同事也始终是坦诚相见，平等对待，从没产生过高低贵贱的想法。我不仅用我对他们的尊重，换来了他们对我的尊重，而且还获得一些额外的“实惠”和“好处”。比如领取办公用品，对其他人来说，是有时间规定的，而对我却没有这种限制。再比如到茶炉房打开水，烧茶炉的人会主动告诉我哪个茶炉的水碱多，哪个水碱少；如果赶上水还没有烧开，他一定会让我把暖瓶放下，而等水开后打满给我送来。这类一宗一件的小事，都使我深深地感到，你若想得到别人的尊敬，首先要学会尊敬别人。从中我也渐渐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尊敬。
除了切身的感受外，我还从父亲留下的一些文字资料以及其他人用各种方式的描述里又了解到更多。在那些资料与描述中，所表述的大都是生活中的小事，虽细微却不乏感人之处。例如，由于家庭人口多而居所狭小，父亲不得不经常忍痛处理掉大量的报刊、书信以及手稿等资料，却将农村青年初学写作时的手稿完好地保存了18年之久，直到作为纪念品交还到作者本人手中；重访23年前曾下放劳动的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山东省昌乐，为了不惊扰那些感情至深的老乡亲，父亲在返京时特意选定了夜车，打算悄悄地离去；为了扶植业余作者，特别是农村文学青年，不仅热心指导他们的写作，而且细致入微地关心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等等。这些，无疑都在加深着我对父亲的了解，但另外一些鲜为人知的小事，却使这种了解更加深刻。
1974年7月，父亲到广东汕头采访、体验生活，其间偶遇一位从京郊平谷农村入伍的海军战士陈宝泉。虽是初识，更无深交，也许此生再不会谋面，但当这位战士提出父亲再到平谷，希望能去他家见见他的父母时，父亲爽快的答应了。回到北京后，父亲尽管杂事缠身，整日奔波忙碌，但对陈宝泉的承诺却始终记于心中。1975年3月21日，为了辅导业余作者的写作，父亲来到平谷县。第二天下午，便专程从县城来到记忆中陈宝泉家所在的村庄。可惜记错了地名，费尽周折也没有找到，只得无功而返。23日凌晨三时父亲便起床工作，一直忙到早上九点，又去寻找陈宝泉的家。这次终于找对了地方，但只见到了陈宝泉的弟弟。尽管从村里找到地里，甚至找到了公社，也没有寻见到他的父母。下午，父亲再次来到陈宝泉家，终于如愿以偿，兑现了自己对一个普通战士的承诺。
稿费的升与降，对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绝不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而每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父亲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能够多得几何或损失多少，而会因此考虑到其它的方面。大概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开始，稿费的标准就不断降低，而到了1965年，《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对工农作者已不发稿费，仅赠送一些书籍，对于作家，最高标准为每千字6元。北京的一名作者，将得到的25元稿费退到作协，而大受推崇。父亲则不以为然：这样做，工人作者可以，可农民作者恐怕连灯油也打不起了。1983年，稿酬的标准大幅提高。得知这个消息后，为打好“翻身仗”而大量新作正源源不断问世的父亲，不仅没有丝毫的喜悦，反而产生一种忧虑。在给我写的一封家书中父亲表达了这种忧虑：“我不把这种现象当成福音。什么东西都涨价，人民币‘毛’了，一般老百姓可怎么生活呀？”
1985年8月，父亲应邀到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偏远小镇热水疗养。一天，父亲与几位朋友在院中照相，正在给疗养院盖房的一群当地民工也要求与父亲合个影。拍摄完毕，父亲问清他们的姓名住址，记在一张纸条上。可是等回京洗印出照片后，却再也找不到那张纸条。终日处于忙乱之中的父亲一再苦苦地回想此事，在记忆中搜寻那些民工的姓名。半年后的一天，终于依稀记起一位住在当地乃林沟村，名叫赵清水的农民。为了保险，父亲特意将照片寄给热水镇党委书记张发，请求他亲手将照片交给本人，免得中间被“扣”或失落。父亲对一张与偏僻小镇普通农民的合影照片何至于此呢？在给张发书记的信中，父亲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荒远的草原上的农民，如今拍个彩照还不容易。跟我这个千里之外或许此生再不会重逢的人合个影则更难。那天，赵清水拍照时最热情、认真。我得尊重他们的感情。我应该对农民讲信用。所以，这照片你务必送交给他，并代我向他致良好的祝愿。”
父亲生长在农村，依靠共产党、新社会提供的一切优越条件，通过自己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从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成为一名作家。尽管名声地位不断提升，但农民的本色没有变，对农民那深沉的爱、真切的情更是没有丝毫的改变，对成就他人生与事业的普通劳动大众始终没有也不敢忘怀。
1982年7月间，北京市文联的一位领导帮忙联系好辽宁丹东的一家职工疗养院，父亲准备去那里一边疗养身体，一边进行文学创作。等到了丹东，才知道那家条件不错的疗养院已经人满为患，250个床位，住了300多人，办公室都被当作了客房。于是父亲被安排在一家招待所。这家招待所的条件很不好，不要说写作，嘈杂得根本无法休息。负责接待的领导同志很是过意不去，劝父亲仍去住那家职工疗养院，并承诺他们很快就能给父亲单独腾出一间房。那个疗养院原本没有单人住室，父亲不想去开那个先例；更何况一个“工农出身”的作家，也当老爷去挤工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在感情上更是无法接受。父亲当时心中同时产生的另一个想法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倒“愿意去挤那些吃饱了什么不干的官老爷”。父亲态度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后，几经辗转才在一家比较适宜写作的军队招待所安下身。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为了在事业上再往前奔一程，再给农民写出几部他们所喜爱的作品，父亲来到河北省三河定居。从此，三河的段甲岭敬老院成为他常去的地方。父亲终日忙碌，杂事缠身，仍不时挤出时间，看望敬老院里的孤寡老人，为他们送去衣食等日用品。一次，一个当地专业户趁父亲外出，将一些贵重食品送到父亲在三河的居所。父亲回来后，给这个专业户写去一封不希望再出现这种情况的信，并将那些食品转送给敬老院。父亲在那封信的末尾写道：“我明日抽空把你的礼物如数送给敬老院。那里居住着的孤寡老人们，虽然不是英雄模范，也不是曾经显赫一时的有地位的大人物，但他们一生都默默地劳动，苦熬岁月，把青春和智慧都掏给了段甲岭这块土地，曾经用汗水种植了难以计数的五谷，养育了并不是他们骨肉的段甲岭的后代，创造了今天，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想我这么做，你不会有意见的吧？在同一座山前、同一块土地上活过来的我们乡亲中那些穷者、老者、弱者，才是我们有钱或有力的人应该惦记、同情、关心和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的。”这虽是写给一个并无深交，甚至可以说很不满意的人的一段话，却是父亲真情实感的表露，也是他为人处世的真实显现。
在为人处事上，父亲总是时时处处为他人考虑，因而更加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许。
父亲的忘年交杨屏曾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大约在1998年，他带着一位私营企业家朋友到三河看望父亲。这位企业家喜爱文学，从小就喜欢看父亲的作品，可以说对父亲十分崇拜。交谈在十分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不知不觉间就到了中午该吃饭的时候，企业家非常诚恳地要请父亲吃顿饭，父亲答应的也十分爽快。走到院外的汽车旁，企业家请父亲上车，并要父亲带他们到三河市最好的餐厅。父亲微笑着回答他，不用开车，走两步就到。确如父亲所说，顺着马路没走一会儿就到了，但那不是什么高档餐厅，而是路边一个整洁安静的小饭馆。那顿饭虽然没有任何高档菜肴，仅仅是一些顺口的家常菜，但却吃得十分舒心愉快。饭后从饭馆出来，企业家悄悄对杨屏说：“浩然老师的为人实在是太好了，把咱们领到这样的小饭馆，我就是再想多花钱表示一下心意，又能花多少呢！”
北京民协原秘书长董梦知在他《听浩然老师讲课》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是1990年后，浩然担任了《北京文学》主编。有一次在京西一处园林宾馆举行笔会。会期两天半，最后半天是浩然主编总结发言。我接到会议通知后，因工作忙碌不能脱身。最后一天下午，我终于挤出时间，匆匆赶到了会场。当时是午后一点左右。正是大家午休时间，为了不打搅别人，我就在客厅的椅子上闭目养神，等待开会。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梦知，你怎么在这里休息？”
我睁眼一看，啊，是浩然老师。我赶紧站起来解释说：“我刚赶到，在这里歇会儿就行了，别麻烦人了。”
但他说要给我找个房间休息。我赶快阻拦说：“不用了，一会儿就开会了。你下午还要做总结，那么忙，快去休息吧。”
我把他劝走后，又坐在那里眯瞪起来。过了一会儿，浩然与管会务的同志来了，告诉我，有个房间里还有张空床，你去歇会儿吧。恭敬不如从命。看我跟着会务同志去了房间，浩然才离开。
我躺在床上，睡意全无，心中忐忑不安。我原以为浩然老师休息去了，他却是去找会务同志给我安排房间。下午他有那么多事要做，还想着我这个普通作者，为了让我休息而他自己得不到休息，他却全然不顾。这对于一位德高望重的名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事情虽小，但足以反映出他的人品和为人。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父亲对朋友都是真诚的，对他们的关心全都发自于内心。1981年7月，父亲应春风文艺出版社之邀，参加在大连大长山岛举办的“黄海笔会”，父亲的朋友、军旅作家胡世宗也一同前往参加笔会。笔会期间的一天午饭后，大家一起到海中游泳，胡世宗在向大海深处游去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十分的危险。事情本来已经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父亲却无法从心中摆脱那惊悚的时刻，还联想起午饭前胡世宗告诉自己整理了八首短诗，下水前还一定要跟自己一块儿照个合影……这简直要成了永别的预兆！父亲越想越后怕，不仅午觉没有睡成，而且整个下午也根本无心再进行写作。两天后，父亲为胡世宗的事担惊后怕的劲头还没有完全过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为了到岛上看望父亲，在海上被风雨阻困在中途的广鹿岛上，让父亲又实实在在地担心了几天。
宗宗件件的小事情，使我越发认识到父亲的谦逊随和、热情真挚，他始终是一个宁肯自己作难，也不愿他人为难的人。父亲去世后，姑姑曾经哭诉着说：“你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忙，都在为别人想啊！”我想，这是一个姐姐对骨肉同胞的弟弟一生最真切的感受吧！
（《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梁秋川著，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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