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存赤子之心——我的中学经验和贵州经验（节选）钱理群 在人生的路途中，支撑着我的，始终有两个基本经验，即中学经验和贵州经验。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相通。 我是196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的。那是一个边远的山区，而且又正赶上所谓困难时期，我感受到的更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饥饿。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南京、北京这些大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这个大环境是比较恶劣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尽快离开这里。因此，我提出要报考研究生，设法调动到大学或我的南京中学母校去工作，但都被学校领导拒绝，而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没有单位领导的批准，是绝不可能自由流动的，我只得继续待在卫校教语文。想走却走不了，就很容易产生无所事事的绝望情绪：中学赋予我的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挑战。 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我还能坚守自己的理想主义吗？在恶劣的物质条件和并不理想的工作条件下，我还能不断地发现与感受生活的美吗？我的选择是：绝不放弃！而且，我对自己的处境也作了一个具体分析：在不利的条件下，也有有利的条件，最起码我还是一个教师，而当教师本来就是我从小的一个理想，而且我教的是文学，我相信总会有爱好文学的学生的，我和学生年龄差距不大，可以从中找到知音。于是，我做了一个自我设计，我称之为“狡兔两窟”。 所谓“第一窟”，就是从已经具备的现实条件出发，先给自己确定一个经过努力就可以达到的现实目标：我下决心就在这卫生学校里做一个好教师。于是，我干脆搬到学生宿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的周围就逐渐聚集了一批学生，我们一起读书、写作，一起踢足球。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并努力培育我的学生内心的美，并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了——我和一部分当年的学生至今还保持着这种超越师生的感情，我觉得自己在育人也在写诗。这样我就开始有了“黎明感觉”：每上一课，我都有一个带领着学生去发现语文新天地的期待，并且经常有进行语文教育新试验的各种计划；而且我如此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学生的进步也很快，记得一个调干班的学生，经过我两年的努力，就把他们的语文水平由高小毕业提高到高中毕业的程度。正是这样的不断获得的“成功感”，使我得以有力量坚持自己的理想，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下，仍然发现与感受到生活的诗意。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形成了我的基本生存方式，即永远和年轻人生活在一起，任何时候都和当代最有理想、最有追求的年轻人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可以说，这样的生存方式一直保持至今。这些年我一再强调“教师”对于我的意义，一直坚持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其原因都在于此，而我的教师生涯正是从贵州开始的。 为了扩大这种生活在诗中的感觉，我又努力去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于是，我登上学校对面的山，去迎接黎明第一线曙光，一面吟诗，一面画画；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感，我半夜起床，跑到附近的水库，让月光下的山影、水波，一起流泻在我的画纸上；下雨了，我冲出去，就着雨滴，涂抹色彩，竟然成了一幅幅水墨画。当然，我还真的写诗，有的就题在我的画上，有的写在彩色的本子上，称为“蓝色的诗”“红色的诗”“绿色的诗”，等等。我近年在很多场合都这样说，“人在大自然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理想的生存和教育状态。“脚踏泥土，仰望星空”，这样的生命存在方式，对人的精神发展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我的这样的教育观、生命观，显然是贵州经验的一个总结；我总要说，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 当然，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贵州让我懂得了鲁迅。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这里说的，也是贵州经验。我早在大学读书期间，就通读过《鲁迅全集》，但很多地方都读不懂；我带着一套《鲁迅全集》来到贵州，在面对物质的饥饿的同时，更面临着精神的饥荒，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读鲁迅，就读懂了。特别是在社会底层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面对极其复杂的现实和形形色色的人生现象，一接触实际，鲁迅的思想都活了。更重要的是，在克服自身的精神危机，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中，终于和鲁迅相遇了，而且有了自己的“鲁迅观”，并且产生了一个到大学讲台去讲我心目中的鲁迅的强烈愿望。 于是，生活又有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要回到北大研究鲁迅，讲鲁迅。我把它叫做“狡兔两窟”中的“第二窟”，即一个理想的目标：客观条件并不具备，需要长期的准备，耐心的等待。当然，我没有想到，这竟是一个过于长久的等待：从1960年来到贵州，到1978年获得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机会，我足足等了十八年。但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目标，支撑着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放弃读书、写作。每每是繁忙教学工作结束了，我一个人挑灯夜读《鲁迅全集》，不知读了多少遍；写研究札记，累积下来，竟有一两百万字。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度混乱中，我也没有失去这样的信念：中国需要知识，中国需要鲁迅。因此也就从未中断过学习。后来，我给我的研究生讲，“一定要‘沉静’下来，即‘板凳甘坐十年冷’，着远于长远的发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学术的根基，而且要‘潜入’下去，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讲的其实也是贵州经验。我还经常对大学生说，要学“大侠”，拒绝一切诱惑、干扰，一心一意“练内功”。我今天的一切，可以说是全赖于“贵州十八年”沉潜读书，“练内功”，奠定了治学的根基和底气。 永远和年轻一代保持精神的联系，永远生活在大自然中，永远沉潜于社会的底层，历史与生命的最深处，永远和鲁迅在一起：这大概就是我能够永远保持“赤子之心”，使自己的生命始终处于“新生”状态的原因。它都是贵州这块土地的赐予，它是我的贵州经验。 当然，我的贵州经验，还包括我的“狡兔两窟”的人生设计：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给自己设置了那些现实的与理想的诗的目标，恐怕是无法经受住这漫漫岁月的磨炼，而仍然保留着心灵的完整与美好的。这里一方面是现实的目标，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自己努力就可实现，就像我当年选择做一个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就是这样的目标，正因为它不难实现，就可以从中不断获得成功感，使自己的生活获得现实的意义：没有这样的当下的价值实现，任何人再有理想也是难以坚持的，像我这样坚持十八年，就是不可想象的。但另一面也必须有理想的目标，即客观条件尚不具备，需要耐心的等待与长久的准备。例如当年我想读研究生，到大学讲“我的鲁迅观”即属于这样的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理想；但有了它，就给自己树起了一个高悬于现实之上的目标，使自己不因眼前的成功而满足，更不敢有半点懈怠，始终处在时刻准备着的紧张而积极的状态中，一旦机遇来了，就可以及时抓住——在我们国家，这样的机遇常常是稍纵即逝的，有准备就抓住了，没有准备就永远失去了。人的命运有时就决定于某一时刻，但这一刻却是需要深谋远虑的准备的，当年允许我考研究生，只有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如果没有前面长达十七年的准备，无论如何是搭不上这最后一班车的（第二年我就超过报考年龄了）。 而之所以能坚持十八年，关键也还在要将现实的与理想的目标都赋予一种诗的意义。这大概就是我的贵州生活经验吧。我十分珍惜它，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有高峰，也有过低谷，但我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断给自己设置大大小小的理想与现实的目标，大至要不断攀登思想与学术的高峰，小至读一本（一批）书，或者是写一篇（一组）文章、一本书，或者编一套书，甚至是策划一次旅游，我都是带着一种期待、想象，怀着一种激情、冲动，全身心地投入，陶醉于其间，用婴儿的眼睛去重新发现，把它看作自我生命的新的开拓与创造，从中去获取“诗”的感觉。我追求生命投入的强度，因此，我有一句话，叫作“要读书就玩命地读，要玩就拼命地玩”，这种生命的自由的酣畅淋漓状态，正是我所向往的。这或许是我的个性所致，而且生命的支出太大，并不值得效法，只是适合于我而已。应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形态，各自写自己的诗，这个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才会取得健全的生态平衡。 2002年1月30日整理，2007年12月1日又作补充 本文摘自《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经出版方授权转载，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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