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浩然
刘绍棠
我和浩然，同时开始习作。他比我大4岁。起跑时，我跑在前面，后来他超过了我，现在是并肩前进。对于浩然和浩然的作品，我可以自夸是比较了解的。
浩然和我都是京东农家子弟，1947年解放区土改，浩然家划为中农，我家划为富裕中农。中农是农民阶级的中间阶层，有向上爬的，有向下走的。我家爱攀地主富农的高枝儿，浩然家跟贫雇农靠的近。因此，我俩的家庭影响便不同。浩然比我谦抑，我比浩然狂放；不同的性格气质，反应了不同的家庭影响。
浩然幼年父母双亡，只念过3年半书；寄人篱下，饱尝辛酸，是共产党给了他温暖和扶助，走上革命道路，做地方工作。我却自幼就被家庭和乡里娇惯宠纵，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一直读书，事事如意，不懂人情世态。因此，我虽然在文化水平上比浩然高一点儿，但是浩然在生活阅历上比我丰富深刻得多。我比浩然有灵气，喜欢逞强斗胜；浩然实干，以韧性求发展。表现在我们的小说创作中，我爱写多情重义的女子和粗纩豪放的汉子，浩然则擅长刻画安分守己、吃苦耐劳的农民。
在选材上，浩然主要写山区，我始终写水域。在写法上，浩然是拙中见巧，我是以巧掩拙；他比我扎实，我比他讨俏。我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却不能取长补短。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我们都已定型；只有自我完善，无法重塑金身了。
正如我和我的作品存在不少缺点和弱点一样，浩然和浩然的作品也有不少缺点和弱点。但是浩然的整体成就，是令人佩服的。我们可以指出《艳阳天》在政治上的某些失误，然而不能不看到他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的贫下中农形象和真正生动的落后农民形象，这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肯定的。我曾对浩然说过；“你对自己的作品肯定得不足，否定的不够。”评论家在对浩然作品的肯定与否定上，应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几年，50年代的老朋友中，我读浩然的作品最多。从1979年到1987年，8年来浩然发表了大量的短、中、长篇小说，表现出深厚的创作实力。《山水情》、《浮云》、《赵百万的人生片断》、《机灵鬼》、《乡俗三部曲》和《苍生》，是他新时期的代表作。他在逐步解除思想的束缚，摆脱因袭的重担，于是在创作上推陈出新，呈现老当益壮的大好气象。
我一向不愿对别人的作品妄加评论。每个作家都应各有路数，各吃一方，不可求同，必须存异。我最反对废黜百家，独尊一统，也反对以一己之偏见，强求于人。《苍生》以苦熬死受的田成业一家为主线，展现新时期农村的众生相，便是浩然独具匠心，为我所不及。
选自《刘绍棠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