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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极花》的四重境界

 孟溪ProbeT连山 2016-06-13

为读者发现好书,为好书寻找读者


  这几年,贾平凹先生的长篇小说,从篇幅巨大的《古炉》到《带灯》《老生》,越写越短。《极花》是他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顺应着“越写越短”的方向,据说这是他迄今为止最短的长篇小说。起初,基于篇幅上的“最短”,对于著作内容以及立意的揣测,并未过多地超越图书导读的表达——“写被拐卖的胡蝶,也是写作家自己内心的恐惧与无奈” 。


  然而,即在与主人公胡蝶相识的同时,顿时发现我翻开的远不止一个女人的命运,更是一幅21世纪初中国农村的生态长卷。当这一长卷以无比坦诚、细腻与生动的姿态铺展开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深深烙印在这长卷之上的,是对中国农村拐卖妇女现象来龙去脉的陈述与背景解析,是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朴素巡礼与理性反思,是对人性情感与理智、抉择与宿命的真诚描摹与诚恳求证。


  《极花》是一部有着丰富层次与重量承载的著作,关于个体命运的观察、关于农村生态环境的剖析呈现、关于城乡环境冲突的反思、关于人性宿命的拷问,即是《极花》所表达的四重境界,作者按照由微观到宏观,再由宏观到具体的叙事逻辑将它们演绎开来。


   《极花》是对“拐卖妇女”现象的一次走进与发现。“拐卖妇女”这一话题已然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然而当全社会对被拐卖妇女毫无保留地投之以同情与叹息之时,当全社会义无反顾对买卖交易者投以嗤之以鼻的憎恨之时,之于被拐卖妇女,她们的情感深处与生存时空却在悄悄地构建起另外一重世界,这重世界告诉我们:基于情理,基于人性,基于设身处地的感受去解析“拐卖妇女”这一社会现象,远远不够。《极花》讲述了胡蝶被拐卖的来龙去脉,胡蝶的煎熬、反抗与逃跑,是我们所能预见的情理之中。而我们无法预见的情理之外,是胡蝶从最初时刻伺机逃跑到最后被救出却自己选择回去;是胡蝶与她的男人黑亮从一个床上一个地下到最后拿去了那根横在他们睡床中间和内心中间的那根木棍;是胡蝶从最初每天在窑璧刻道度日如年到后来渐渐融入这里的人群与生活;超出我们想象更多的是这些胡蝶们,包括訾米、包括三朵媳妇,她们的情感与抉择经历着同胡蝶如出一辙的发展变化;我们完全始料未及的是,胡蝶们还可以从被拐卖者那么自然地过渡成为参与拐卖者,并介绍自己村里的姐妹来此生活。正是这些被拐卖者的意料之外,让我们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触摸到了买拐者的情理之中,并且这份情理之中并不让人感觉邪恶,而对买拐者抱有些许的同情,觉得他们同样是受害者。这是《极花》为我们讲述的故事,这更是《极花》对社会的发问。


  《极花》是一幅对中国农村生态的全景描摹。对于胡蝶的被拐卖遭遇,著作所用笔墨少之甚少,而就在仅有的触及胡蝶生活的散落的点上,竟然伸出一条又一条坚实有力的长线,每一条线都最终勾勒出农村生态的一个方面。胡蝶每天在窑洞的墙壁上刻道儿,这是农村的环境生态,透过窑洞的质地、建设设计以及后来发生的坍塌事件,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它的落后与贫瘠;胡蝶渐渐学会这里的生活,这是农村的人文生态,向麻子婶学习能够实现所谓“愿望”的剪纸、学会做荞面饸饹、学会和鸡相处得很好、学会编草鞋,我们看到了这方水土上滋生的朴素智慧;胡蝶总是与老老爷一起寻找宿命之星,胡蝶的公公靠雕刻石头女人帮村里的汉子招媳妇,凡是谁家有人丢失或久久不归就把他们穿过的鞋吊在井里,王结实的爹想给儿子办阴婚……这是农村并未与时代、与科学俱进的思想生态;还有村里人运营血葱生意的算计、黑亮经营货店的考虑,都折射出农村欠发达的经济生态。总之,作者不露声色却丝毫没有偷工减料地画出了他所看到、听到和生活过的农村,这个农村是什么样子,这个农村距离当下所说的新农村有多远,这个农村又离城市有多远,而在中国又存在着多少个如此的农村,这是《极花》给我们留下的一道已有答案的思考题。


  《极花》是对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一次深刻反思。《极花》的字里行间散落着两处并不对故事起着任何推动作用的言语,一次来自蝴蝶房东老伯说的话:“现在城市姑娘都学外国人,不惜动手术要把墙面脸削成个棱角脸……”;一处来自胡蝶的行为,她学着说普通话,她私扣了娘挣的一百元钱给自己染了黄头发。然而,正是这两处自然透露出的审美标准,将故事的时间轴定位于21世纪初。“城镇化”是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严峻且必须作答的课题。从某个角度来说,《极花》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城镇化结出的一颗果实,男主人公黑亮把城市看作是血盆大口,认为城市在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正基于黑亮们认识到城市威胁农村的巨大力量是无法抗拒的,并且这种力量是充斥着敌意的,所以他们采取买拐这种形式来完成自己的婚姻与传宗接代,只当这是对于城镇化建设的回击与正当防卫。城镇化带来了以黑亮为代表的农村男子对城市的恨,也带来了在他们心中理所当然没有罪恶感的犯罪行为。胡蝶同样是城镇化进程中蜕变的并不健康的一颗果实,她从农村进入城市,并没有更多地从思想观念上接受城市文化的洗礼,而是竭力通过外表的装扮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城市姑娘,胡蝶并没有从根源上走向城市,这也为她今后再次回归农村的命运提供了必然线索。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滞后和意识蜕变的表面化是《极花》对当前城镇化建设所交付答卷的重点批注。   


  《极花》是对个人命运与抉择的拷问。无论贫穷或者富有、智慧或者愚昧、年少或者白头,世人无不经历着命运与抉择、理智与情感的摩擦与洗涤。胡蝶面对陌生的窑洞、陌生的村庄与陌生的丈夫的恐惧,正是我们对于未知、叛逆却由于阴差阳错与命中注定而无法逃避的人、事、物的恐惧;胡蝶与老老爷、麻子婶之间的温情,与訾米等的靠近,正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抓住的命运稻草,经历时间的考验,有的稻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有的仅仅是当时我们下意识只能抓住的他或她;而胡蝶与黑亮之间由疏远到亲近甚至为他担心的过程,訾米会为买来她的立春兄弟的死亡痛哭的情感流露,正是我们每个人因为付出了时间与青春、忍受与煎熬之后对待感情所产生的微妙变化;胡蝶始终在寻觅着逃走的机会,即便在与黑亮拿走了中间的那根木棒之后,这个念头依然没有放弃,即便也在思索是否她的命运就该如此,这样的行动也依然没有放弃,然而当救援真正来临之时,她却选择背弃了最初的念头,这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经过的煎熬,该坚守初衷还是该面对改变?当改变到来的时候该对初衷潇洒挥手作别还是依依不舍?胡蝶是一位被拐卖的普通农村妇女,亦是生活周围的你我他,更是作者本人。


  《极花》用简短的篇幅,通过极弱势的人物完成关于中国城镇化改革的叙事。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一种尚无成熟与成功经验可参照与复制的尝试,此进程中势必将呈现出矛盾与冲突,《极花》将这些矛盾与冲突的成因、表象与潜在趋势客观真实地呈现出来,它既是记录中国城镇化改革某一发展阶段的文字标本,同时亦为改革者理性审视、科学反思当前社会问题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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