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不仅仅属于政治

某年，同当地的几位文友在赣北幕阜山爬了整整两天。当地老乡很惊奇，说从来没有省城的人到这么高的地方来过。但我自己却未尽兴。因为不得不放弃了最想上去的雷圣尖，很遗憾。

雷圣尖在那片大山的至高处。两天里我们似乎一直在围绕着它转圈子。入了峡谷，入了林子，它被遮没；一至亮处，一至高处，便见它遥遥悬于天际，云横雾断，崇高莫测。在当地传说中，雷圣尖是雷神升天的地方，而今则是豺狼出没之地，无人居住。曾经有过一座庙，仅老少两位僧人。有一年老和尚烂脚，小和尚每天一早到山顶采露水为师傅治疗。连续几年，从不间断。忽一日，小和尚上山前，老和尚对他说，今天你不要采露水了，你给我摘只桃子来。时值严冬，并非结桃子的时令。雷圣尖顶上桃树却是有一棵的。那桃树长得很怪，缘地而生，状似龙柏。小和尚去时，果然看见那桃树上有一只光彩夺目的鲜桃。他去摘时，那桃却忽焉上移，他也就随之上攀。又移。又攀。终至升天，证成正果。事后老和尚让庙狗上山去寻，衔回小和尚一只芒鞋。

这显然是一个常见的道德故事。将德行加以神化，以淳化世风。但我却是个死心眼：山上既无第三者，谁来证实这故事的可靠性？小和尚失踪可以有很多原因和去处。如果他数年如一日采露水为师傅治烂脚可以证明他不可能弃庙出走，难道他就不可能被野兽叼走，或者坠崖而亡么？

我之想上雷圣尖，没有上成便恨恨的，就因为心里颇怀了些想戳穿那神话的促狭。几个疲惫不堪的文友竭力阻止：雷圣尖那庙现存一片瓦砾，老和尚也在早几年圆寂了。我只好作罢。

因为八大山人传的写作，接触到相关资料，其中一个由“有关部门和团体”以“收集整理”的名义组织撰写的八大山人故事集中，把八大山人说成是终生怀念大明王朝，终生坚守遗民气节不与清廷合作，甚至直接参加抗清斗争的一位英雄式人物：八大山人二十三岁削发为僧，是披上袈裟以掩护抗清活动；二十八岁当了寺院主持并且聚徒讲学，是把寺院变成了抗清据点；应邀在临川县令胡亦堂那里住了一年多，第二年“忽发颠狂”，焚裂袈裟走还南昌，是因为胡亦堂胁迫他降清，不得已“佯狂”逃避；相亲时见到满意的女子而喝醉了酒满脸通红直到眉头（《题花卉册·芙蓉》：“胭脂抹到眉”），是将官员影射作出卖色相的妓女……诸如此类，都是预先给他设定一个政治角色，再据此加以论证或猜测。这样的主观臆断，自然就难以接近真实。

国破，君亡，家败，父、妻、子俱死。时年二十三岁的八大山人的精神苦役，比肉体更甚。对于一个鲜活的生命，这样的苦役，与死亡庶几无别。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或以死殉国，像当时许多明宗室和明遗民一样；或逃避死亡，遁于禅门苟且性命于乱世。

八大山人的选择是后一条路。朱明遗民中自然不乏抗击者，或战死沙场，或以守节为反抗，兢兢于末路。作为王室后裔，一剃了之，私身独善，节操何在？八大山人内心是有自我谴责的。直到四十一岁他还用“枯佛巢”和“土木形骸”的钤印：恨自己无武勇之能，与“木人”无异。四十六岁又启用“怀古堂”一印，恨自己不能像伯夷叔齐那样践行南山采薇之志。中晚年“驴”“驴屋”“驴屋驴”“技止此耳”相继出现在他的题款和印章上，不仅是因为开悟，更有着一种讥讽自己笨而无能的自谑、自怜与自责在焉。他的“驴”字印自五十六岁一直用到七十五岁，并非仅止于纠缠于僧人情结，也有自我谴责的挥之不去。

八大山人自画像

八大山人是坦诚的。他的强大在艺术，在强权面前他是绝对的弱者，是他自己说的“羸羸然若丧家之狗”。他在战栗和挣扎的孤恨中走过自己凄楚哀怨的人生，睥睨着一个在他看来面目全非的世界，最终逃遁于艺术。用了数以百计的名号掩盖自己，以“八大山人”作结，并联缀如草书的“哭之笑之”。他挥笔以当歌，泼墨以当泣，以避世姿态度过了八十年的漫长岁月，把对人生的悲伤和超越，用奇绝的、自成一格的方式，给予了最为充分的传达。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的艺术有着跨越时空的力量，其画风远被数百年，影响至巨。三百多年过去，“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广为世界所认知并且推崇。1985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八大山人”为中国十大文化艺术名人之一，并以太空星座命名。

八大山人是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今天的我们应该庆幸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因为它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保护了中国艺术史最为宝贵的那一部分精华。对于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文化史，八大山人作为一个杰出的画家还是作为一个壮烈的勇夫，其意义的高下显而易见。事实上，在同时代人中，我们也没有见到苛刻的对八大山人的求全责备。俄国沙皇专制时代十二月党人努力规避普希金对其活动的参与，以保护俄罗斯文化的伟大财富，与这样的认识颇有相似之处。

有学者指出，后人对八大山人最大的误会，莫过于给予他政治定位。这是颇有见地的。

“故物陵前惟石马，遗踪陌上有铜驼”（纳兰容若《忆江南》）。八大山人深切彻骨的铜驼石马之哀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和特定的政治行为并不是一回事。仅仅从政治行为的角度来理解一个艺术家，太过单薄了些。决定了八大山人命运的政治给予他的全部影响已经内化为一种以强烈甚至怪异的姿态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对八大山人简单化庸俗化的政治色彩上的刻意强化，并不是对八大山人这样一位卓越艺术家的品格的提高。

八大山人不仅仅属于政治——尽管他一生都受制于政治，而属于内涵更大的文化；不仅仅属于一个大明王朝——尽管那是他心里永远的痛，而属于整个中国的文明史；不仅仅属于一个朱氏家族——尽管那姓氏对于他永远不可更改，而属于整个人类。

我由此知道，任意拔高人物的道德形象（相反的做法是求全责备肆意贬低）以标榜既定的道德准则，原是一种颇为普遍的文化习性。

而显然的，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尊重真实。

回到前面的雷圣尖，传说中的小和尚的德行无疑是十分可嘉的，或许可以成为修行的一大楷模，但却大可不必加以神化，使之成为神话流布。因为一切神话，都是假话。而一切假话，总难站稳脚跟。一经戳穿，便见出造假者用心的卑鄙和虚弱，以致让人连真话也不肯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