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引述这一段是因为需要辨析先秦有些什么“家”学派。其他先秦典籍全部是“儒墨”并称，《庄子》这段话是先秦典籍中包含诸子最多的一句了，加上庄子本人是两家、四子。先秦只有儒墨有“家”的规模，而其他大师都只是诸子。诸子属于什么“家”其实并没有被刻意区分。只是在汉朝时司马谈将之分为六家。司马谈只是个人之见罢了，并不是先秦的普遍认识。被他儿子司马迁记载到《史记》中就好像变成了历史事实。比如所谓的法家，就有主张不同的黄老法家和魏秦儒法家两批人[1]。魏秦法家主要人物子夏、李悝、商鞅、段木干（子贡学生）、穀梁赤、公羊高、荀子、李斯、韩非。全部“学于儒”，无一例外。正是他们开创了魏国的王权制，和秦国的皇权制。而且他们还是汉朝以后儒家两大分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始作俑者。到了宋朝，儒生认为他们未能理解儒家的伟大思想，那是后话了。黄老法家的主张是“治吏不治民”。阅读《慎子》等黄老法家作品时要注意，其中“法术势”全部是针对官吏的。魏秦法家的主张应该是吏民兼制。儒生中只有韩非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取了老子的一些思路，被称为“法家”集大成者。也许先秦只有一个大师是“法家”，那就是韩非了。所以我们看先秦墨家、历史等等不能依照后世儒生的划分，而需要首先尊重先秦的历史事实。像东汉班固那样，从西汉司马谈的发明中继续展开想象：墨家大概出自清庙之守，法家大概出自理官云云。完全是无源之水。后世如果在班固的想象基础上进一步想象，那只是在空中建楼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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