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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亲述奉命枪杀瞿秋白详情（上） 文︱汪东林 瞿秋白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宋希濂）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功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 问题与悬念：初访宋希濂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时，宋希濂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驻扎长汀，秋白同志就是由宋部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杀的。这一事实是远在我学生时代就知道的。当我到政协工作不久初识宋希濂先生时，他儒者般的外表和风度，使我难以想象他就是执行蒋介石的手令枪杀瞿秋白的主犯。
“文革”前夕，有关瞿秋白“变节”之事传出，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建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从了解史料出发，得便可个别与宋希濂接触一下，探个究竟。王芸生的话，对我是个鼓励，更激起了我的兴趣，不几天后我就约宋希濂先生长谈。
1966年的7月，我与宋希濂在政协机关开始了关于瞿秋白的第一次交谈。当我提出这一要求时，他起初犹豫地说，机关运动已经开始，现在谈这些往事不大方便。经我执意要求，他方才勉强答应。
“您能先谈谈瞿秋白被捕时的情况吗？”我首先发问。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年2、3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我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4月下旬，我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〇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面容消瘦，自称林琪祥，职业医生，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次日，师参谋长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当时，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每次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我叫林琪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16年（1927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吴说，这一突然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其实，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那么后来瞿秋白的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我紧追不舍地问道。
宋希濂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爽朗地笑着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问题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头组织派人调查时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说着他掏出一支香烟，未等吸完即对我说：“我听完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示‘优裕待遇，另辟间室’，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功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好事多磨：二访宋希濂 首次谈话结束不几天，北京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就屡屡登门“请”宋希濂谈瞿秋白之事。其时，全国政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得知北京的大学生正蜂拥而至，心想为什么我不能插一脚，至少把这个传奇式的故事粗线条地听完呢？我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也登门拜访。就这样，我和宋希濂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加入国民党，又经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1924年他同我一道领着20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1935年4月下旬，当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个成功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为蒋介石立下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先前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当然，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即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1927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直爽地表示，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我）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本意，认真去执行。”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作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带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但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我正待请宋细谈，门突然推开，进来他的一位邻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被打断了。这一断就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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